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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男人是雄性的动物,也是野心的动物。男权的确立,今天看来也许不对,但在当时却势在必行。沧海横流危机四伏之时,族群需要的不是温柔敦厚,而是铁腕、铁血和铁面。因此,新生的部落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来当核心,还需要强壮有力的动物来做图腾。
比如牛。
生猛的牛,尤其是公牛和野牛,无疑比温顺的羊更有战斗力。事实上,炎帝能够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就因为他们在当时便出类拔萃,比其他部落更有进取心。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从西部出走,就像当年猿群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也许,羊曾做过他们的图腾。也许,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然会以羊为图腾。但远走他乡的这些改革者,却必须彻底告别过去,并更换旗号。[14]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更换竟是划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图腾崇拜的顺延,我们以后再说;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革命,是此刻的事情。它很可能就发生在姜人东迁的途中。牛替代羊,则意味着革命成功。
这就不是简单的迁徙。其意义,并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生殖变成图腾,怎么就是革命呢?
首先,生殖崇拜男女平等,甚至女先男后;图腾却只崇拜男性,男尊女卑。其次,生殖崇拜百花齐放,鱼、蛙、月亮,鸟、蛇、太阳,可以同时崇拜,并行不悖。图腾崇拜却要求定于一尊,每个部落都只有一个图腾,而且它们迟早要归于一统,就像上下埃及兼并以后的神鹰荷鲁斯。
更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时代,图腾崇拜代表部落时代。氏族的首长是族长,部落的首长是酋长。族长是劳动者,手里拿的是牧羊鞭;酋长是领导者,手里拿的是指挥刀。牧羊鞭变成了指挥刀,这难道还不是革命?
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更没建立档案。唯其如此,留给历史的才会是一片扑朔迷离。
比方说,蛇、羊、牛,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是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又都不是。蛇,如果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曾成为图腾,就不会变成龙。牛,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也不会变成图腾。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身份,如果混为一谈,那不是历史的错。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后有男性生殖崇拜,然后变成图腾崇拜。因此姜人和羌族的羊,就必须一变再变。起先是牧羊女,这就是姜。然后是牧羊人,这就是羌。下一步,应该是变成牧羊犬,就像畲族和瑶族的盘瓠;或者牧羊神,就像古希腊的潘。可惜,这一环节遗失了证据。结果,便跳跃式地直接变成了牛。
作为牧羊女的子孙,羌或姜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他们一部分留在西部,成为羌族;另一部分则来到中原,成为炎帝族。炎帝族带来了自己的西戎文化,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包括伏羲族传入中原的东夷文化或南蛮文化。
也就在那时,伏羲交出了接力棒。
部落的时代开始了。牛首人身的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
[14]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称:自奉羊以为其图腾者,则夏人指目之曰“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