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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男人是雄性的动物，也是野心的动物。男权的确立，今天看来也许不对，但在当时却势在必行。沧海横流危机四伏之时，族群需要的不是温柔敦厚，而是铁腕、铁血和铁面。因此，新生的部落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来当核心，还需要强壮有力的动物来做图腾。
比如牛。
生猛的牛，尤其是公牛和野牛，无疑比温顺的羊更有战斗力。事实上，炎帝能够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就因为他们在当时便出类拔萃，比其他部落更有进取心。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从西部出走，就像当年猿群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也许，羊曾做过他们的图腾。也许，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然会以羊为图腾。但远走他乡的这些改革者，却必须彻底告别过去，并更换旗号。[14]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更换竟是划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图腾崇拜的顺延，我们以后再说；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革命，是此刻的事情。它很可能就发生在姜人东迁的途中。牛替代羊，则意味着革命成功。
这就不是简单的迁徙。其意义，并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生殖变成图腾，怎么就是革命呢？
首先，生殖崇拜男女平等，甚至女先男后；图腾却只崇拜男性，男尊女卑。其次，生殖崇拜百花齐放，鱼、蛙、月亮，鸟、蛇、太阳，可以同时崇拜，并行不悖。图腾崇拜却要求定于一尊，每个部落都只有一个图腾，而且它们迟早要归于一统，就像上下埃及兼并以后的神鹰荷鲁斯。
更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时代，图腾崇拜代表部落时代。氏族的首长是族长，部落的首长是酋长。族长是劳动者，手里拿的是牧羊鞭；酋长是领导者，手里拿的是指挥刀。牧羊鞭变成了指挥刀，这难道还不是革命？
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更没建立档案。唯其如此，留给历史的才会是一片扑朔迷离。
比方说，蛇、羊、牛，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是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又都不是。蛇，如果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曾成为图腾，就不会变成龙。牛，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也不会变成图腾。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身份，如果混为一谈，那不是历史的错。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后有男性生殖崇拜，然后变成图腾崇拜。因此姜人和羌族的羊，就必须一变再变。起先是牧羊女，这就是姜。然后是牧羊人，这就是羌。下一步，应该是变成牧羊犬，就像畲族和瑶族的盘瓠；或者牧羊神，就像古希腊的潘。可惜，这一环节遗失了证据。结果，便跳跃式地直接变成了牛。
作为牧羊女的子孙，羌或姜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他们一部分留在西部，成为羌族；另一部分则来到中原，成为炎帝族。炎帝族带来了自己的西戎文化，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包括伏羲族传入中原的东夷文化或南蛮文化。
也就在那时，伏羲交出了接力棒。
部落的时代开始了。牛首人身的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
[14]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称：自奉羊以为其图腾者，则夏人指目之曰“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