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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1959 年元旦
历史学家们同意，无敌舰队的战败具有决定性意义，事实上，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但是提及这场战役究竟决定了什么，各方的观点就言人人殊了。它肯定不曾最终决定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战局走向。虽然不久以后德雷克的进攻没有遭到任何敌方舰队的反击，诺里斯仅仅受到当地防卫力量的阻挠，英国人在 1589 年实施的葡萄牙作战行动却招致毁灭性的失败，与西班牙 1588 年吞下的败果几乎同样苦涩。两国之间的战斗又因此拖延了近乎 14 年，并伴随着女王的寿数一起告终，而最后的战况至多不过是平分秋色罢了。一些史家声称，无敌舰队的战败“标志着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衰落和大不列颠的崛起”。很难看出他们缘何持有这种观点。到 1603 年为止，西班牙还没有将任何一处海外前哨拱手让与英国人，反倒是弗吉尼亚的英国殖民地建设由于战争受到了拖延。无敌舰队一役也没有“把西班牙对海洋的掌控转交给英格兰”。英国在大西洋上的海军战力从来便强过卡斯蒂尔和葡萄牙的总和，这种优势得以一路延续下来，但到了 1588 年以后反倒有所削弱。无敌舰队的落败与其认为是西班牙海军的末日，倒不如说是其重生的开始。英国人可以劫掠西班牙的海岸，但没有能力进行封锁。德雷克和霍金斯梦想通过截断腓力从新世界获得的收入来迫使他屈膝投降，然而与西班牙历史上的任何连续 15 年相比，1588 年到 1603 年间，从美洲押解至西班牙的财宝都要更多。在伊丽莎白一朝的双边战事中，哪一方都没有完全掌控过远方的重洋。
有时人们会认为，击败无敌舰队唤起了一种勃然奋励的乐观主义情绪，这塑造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性情，促成了文学天才的伟大迸发，为伊丽莎白最后 15 年的统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small>① </small>莎翁戏剧《约翰王》中的这句名言经常作为论断的例证得到引用。尽管如此，论断的第一部分还是遭到过质疑，即使是那些认可这句名言、认为它毫无疑问刻画了所处时代全体人民的心境和性情的人，也很难证明，同样在英格兰，“勃然奋励的乐观主义情绪”在 1588 年后的 15 年中要比此前的 15 年更为风行。论断的第二部分，有关无敌舰队战败和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繁荣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指认，则有些难以反驳；然而除非采用“后此即由此”<small>② </small>的诡辩方法，否则想要证明它会比驳斥它还要更难。在英格兰，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有关无敌舰队一役与文学作品之间存在联系的明确证据，而西班牙却有一个。根据那个广泛接受的故事，一位从勒班陀归来的西班牙伤残老兵、小有名气的诗人，在无敌舰队从里斯本起航前手忙脚乱的那几个礼拜里，因为把手中负责的无敌舰队的募资账目搞成一团乱麻——没人说得清他是否有意欺君罔上——而被适时送入监狱，直至最后有人理清了他的账簿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被迫赋闲的这段日子里，他终于有了时间开始写作《堂吉诃德》。可是这件事又或许只是证明了战败与获胜一样有助于激励天才，毕竟能够支撑这一论点的历史论据可谓数见不鲜。再或者，其实无论无敌舰队起航与否，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都会写出他们本来就应当写出的杰作。
过去的历史学家，譬如弗劳德<small>③ </small>和莫特利<small>④ </small>、兰克<small>⑤ </small>和米什莱<small>⑥ </small>，都认为无敌舰队的战败决定了反宗教改革运动无法赢得整个欧洲，这种观点更胜一筹。或许梅迪纳·西多尼亚对于如何赢下这场海战自感一筹莫展，可是霍华德无疑很有可能输掉这场对决。设若霍华德落败，帕尔马的大军也许就有办法渡海进军英格兰。假使帕尔马成功登陆，按照事先计划先取罗切斯特，而后进抵伦敦，并且能在泰晤士河畔得到奏凯的西班牙舰队的援助，英格兰乃至欧洲大陆的历史进程兴许就会走上与现在有所不同的诸多歧路中的一条。纵使帕尔马没能征服英格兰，或是没能废黜英国女王，西班牙人的有限胜利亦将有可能对新教事业造成严重乃至致命的打击。
不过，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却是，就算西班牙人攫取了海战的胜利，当和平最终降临时，欧洲的景象也不会与现在偏差太远。腓力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朝思暮想，渴望组建一支伟大的十字军，将异端彻底清扫一空，从而在基督教世界建立西班牙国王统御下的、由天主教支配的太平寰宇。而令德雷克及其清教同仁魂牵梦萦的，则是要将新教革命的果实散播到全欧洲，直至将敌基督从他的王位上狠狠推翻。两种梦想同样脱离现实。不管是天主教抑或新教，两大联盟都既缺乏必要的团结，又无法补充必需的军力。理念体系固然常常在传播时自我设限，却比人乃至国家更难以扼杀。在所有战争中，十字军式的圣战、为反对一种理念体系而发动的全面战争，最难企及胜果。其本质已然决定了，西班牙和英格兰之间的双边战争很可能无关全局，又由于人们的天性，甚至连这场战争留下的实际教训亦可谓无甚裨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将涉足另外一场战争，一场长达三十年的鏖战
<small>⑦ </small>，在此之后人们才终于认定，原来发动十字军圣战在解决观念的分歧上收效甚微，原来两派甚至更加繁多的理念体系可以并肩共存，而无须你死我亡、不共戴天。
然而在另一重意义上，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又确乎是一件关键的大事。只是其中关键的意义之于交战双方而言，却不如对旁观者那么显豁。在两边的行家里手看来，格拉沃利讷的战果之所以令人称奇，主要是因为无敌舰队竟然依旧表现出色，丝毫不逊于先前。但是在陆上的英国和西班牙同胞并不能确定胜利的天平会向哪一方倾斜，至于两国之外的人民，就更加难以预测战争的最终结果了。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一度只看见西班牙这位巨人迈步向前，从胜利走向胜利。命运、日益显现的神意、未来的潮流，似乎全然处在西班牙这一边，身为天主教徒的法国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都认为西班牙已经明白无误地被拣选为神之教会的捍卫者，并为此喜逐颜开，虽然这与他们看待西班牙支配俗世的态度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各地的新教徒则相应地感到惊恐万分、灰心丧气。当西班牙无敌舰队不远千里去往对方的领地，挑战英吉利海峡自古以来的主人时，即将发生的这场龙争虎斗便俨如一场上帝的审判，人们素来对于此类决斗心怀期望，相信上帝自会庇佑正义的一方。这个重大的时刻更因为预言该年充斥刀兵之劫的凶兆而更显庄严肃穆，那些预言是如此古老而又广为接受，甚至连最开明、最具有怀疑精神的人士也不能完全视若无睹。故而，当两支舰队终于赶赴约定的战场时，全欧洲都在屏息谛视。
在双方观察者的眼中，战争的结果还因为一场非凡的暴风雨而越发具有了确凿的决定性意义，每个人对此都坚信不疑。法兰西和尼德兰、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新教徒都怀着慰藉看到上帝正如他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千真万确地站在自己这一方。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也几乎得到了相同的宽慰，归根结底，这至少证明了西班牙并不是上帝钦定的捍卫者。从那一刻起，西班牙的优势固然又维持了不止一代人，可是她的威望已然从顶峰滑落。特别是法国，自从亨利三世在布洛瓦用武力夺回权力后，便开始回归制衡奥地利家族的过往角色，只要欧洲的自由还在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威胁，她就是这自由的首要保证人。可是如果没有英国在格拉沃利讷的胜利，如果这胜利没有因为来自爱尔兰的消息得以最终确认，亨利三世或许绝无可能鼓起勇气，挣脱神圣同盟的重轭，那样的话，此后的欧洲历史就可能彻底不同。
所以，尽管日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漫长而非决定性的战斗，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却的的确确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决定了已经没有人能够仰仗武力，重新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众多继承者身上强加宗教的统一，假如有人以身犯险，也无非只会证明如今的事态乃是诸种可能的结果中最有可能的一种，若问何以见得，也许这正是每一场我们称之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所揭示的全部。至于帕尔马是否有能力为西班牙重新征服荷兰和泽兰，就像他曾经克复南方诸省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知晓答案了。1588 年后他与机会彻底失之交臂；他本已薄弱的兵力又被大量抽调，以协助神圣同盟在与纳瓦拉的亨利的对垒中求得自保。经此一役，领土国家这种未来将会塑造现代欧洲的新型国家形式也已经开始呼之欲出，最终它将被冠以“民族”国家之名。1588 年以后的每一个主要国家现在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与日俱增地感受到了这种自由，各国将会孕育出自己内部的独特潜能，而无须再对任何从外部强加于己身的信仰体系唯命是从。由于欧洲的列强此时还不够强大，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世纪中仍然没有强大到彼此之间可以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那么如何让各国拥有秉持不同立场的自由，同时却又不致落入彻底的毁灭，这个问题大可以留待祸患显露的那个世纪再做应对。
在此期间，随着无敌舰队的插曲渐渐淡入往昔的时光，它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历史。有关它的故事覆上了一层金色的烟霭，在被这层烟霭放大和扭曲后，变成了一则散发着英雄气息的寓言，意在推崇保卫自由、抵抗暴政的壮举，它化作了一段永恒的神话，讲述了以弱胜强、大卫击败歌利亚的故事。它令身陷黑暗时光的人们重拾风云之志，引领他们彼此砥砺：“当年之勇，岂言不复？”就其今日的影响来看，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说已然变得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同等重要，甚或更加重要。
<hr/><blockquote>① 出自莎士比亚《约翰王》第五幕第七场，此为朱生豪先生译文。</blockquote><blockquote>② post hoc, propter hoc，是一句描述逻辑谬误的拉丁谚语。</blockquote><blockquote>③ 见引言注释。</blockquote><blockquote>④ 约翰·罗斯洛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 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外交家，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尼德兰联邦》（The United Netherlands）。</blockquote><blockquote>⑤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对近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德国历史学家，极其重视原始史料的考辨，认为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还原客观史实，历史学可以被视为科学，以其为代表的兰克学派被称为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著有《拉丁与条顿民族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等。</blockquote><blockquote>⑥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有重要影响的法国历史学家，首先使用和定义了“文艺复兴”的概念，著有《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等。</blockquote><blockquote>⑦ 即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几乎涉及当时欧洲所有主要国家的混战被称为最后一场宗教战争，战争末期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申了 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中确立的天主教与新教平等共处、教随国定等基本原则，从此以后宗教原因便退出了欧洲的战争舞台。</blockqu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