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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艺室里跟源吾一道玩。”
“三个都在那里吗？”
“哎呀……”
人们面面相觑。
朝子推开人群下了楼。渔夫源吾身穿浴衣，克雄的游泳裤上罩着一件大人穿的衬衫，两人一起坐在长椅上读小人书。克雄对书本瞧也不瞧，一个劲儿发呆。
朝子走进来，旅馆里知道今天发生不幸事件的客人们，停下手中的团扇，一齐望着朝子。
朝子猛然在克雄身边坐下来，带着近乎凶狠的语调问道：
“小清和小启呢？”
克雄用惶恐的眼神瞧着妈妈的脸，立即啜泣起来，他吞吞吐吐地说道：
“哥哥、姐姐，咕嘟咕嘟。”
——朝子一个人光着脚向海滩狂奔而去。松林里的沙地上落下许多松针，扎在脚板上很疼。潮水涌到岩山脚下，只有翻过山顶才能到达海滩。站在岩山上眺望，沙滩一片银白，无边无际。夜晚的海岸上，只剩一顶黄白相间的太阳伞，孤零零斜插在地上。那是朝子她们家的伞。
紧跟而来的人们在沙滩上追上了朝子。她拼命在海岸边奔跑，有人抱住她，她一把将那人推开，说道：
“你们不知道吗？海里有我两个孩子啊！”
跑过来的人群中，好多人没有听到过源吾的话，所以他们以为她发疯了。
救护安枝的四个小时里，没有一人发现朝子两个孩子不见了，这件事情说起来很难使人相信。旅馆的人们经常看到三个孩子一块儿玩耍；再说，做母亲的，不管如何颠狂，竟然没有及时觉察自己两个亲生孩子的死，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但是，某一桩事件立即会引起群体性的心理波动，不论谁都只能抱着与大家相同的单纯的想法，很难有人超出这种想法之外，也不会提出另外不同的看法。由此推断，从午睡中醒来的朝子，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众人的想法。
整个夜晚，A浜每隔几米就点燃一堆篝火，每隔三十分钟，青年们就潜到水底寻找尸首。朝子直到天亮都没有离开海岸，也许她太悲痛了，也许她睡足了午觉，再也难以入睡了。
天亮了，这天早晨，和警方商量后，决定停止使用拖网打捞。
太阳从海滩左面的地岬上升起，晨风扑打着朝子的面颊。她害怕这早晨的太阳。阳光清清楚楚照亮了整个事件的真相，从而将这桩事故变成现实。
“你应该回去睡一会儿。”一位老人劝道，“一旦找到，会叫醒你的，快去歇着吧，这里的事交给我们好啦。”
“去休息吧，去休息吧。”彻夜未眠的老板，红着眼睛说，“碰到这种不幸，夫人万一再病倒了，东京的先生还不知会怎样呢。”
朝子害怕见丈夫，那如同见到这桩案件的审判长。可是迟早要见面的，躲也躲不开。随着时间一点点接近，简直就像再次面临一件不幸的事情。
朝子终于下决心发电报，这回她有理由返回旅馆了。因为从她那昂奋的情绪上看，仿佛指挥这么多潜水员的任务都落在她身上了。
半路上，朝子回头看了看，大海一片平静，接近陆地的水面闪耀着银白的光芒，鱼儿在跳跃。看来，蹦跳的鱼儿陶醉在无限的欢乐之中，而自己却陷入了不幸，朝子实在感到不平。
丈夫生田胜三十五岁，外语系毕业，从战前起一直在美国人的公司上班。他英文很好，工作出色。他虽说寡言少语，平时看不出来，但非常能干，现在担任美国汽车公司驻日经销店经理。他开的都是公司的样板车，月薪十五万日元。此外，还可以支取一笔机密费，全家人包括朝子、安枝、孩子以及女佣，过着小康的日子，根本没有必要一下子减损三口人。
出了这种不幸，朝子不打电话而是拍电报，是因为害怕直接和丈夫对话。然而，按照郊区住宅区的习惯，发到邮电局的电报，在胜正要去上班的时候，用电话通知到了家中。他以为是公司有事，随之轻松愉快地拿起餐厅桌子上的听筒，压在耳朵上。
“A浜有加急电报来。”是邮局女职员的声音，他心中立即涌起不安，“要读电文吗？安枝死，清雄、启子下落不明。朝子。”
“请再读一遍。”
又读了一遍，只听到“安枝死，清雄、启子下落不明”，胜就焦急起来，犹如思想上毫无准备地突然接到解雇书一样，他甚感愤怒。他放下电话，怒火中烧，心里乱糟糟的。
开车去公司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即刻向公司打电话请假，打算驾驶私人汽车到A浜。但是，自己眼下心神不定，要开车走这么远的路程，实在没有把握。最近胜出过一次车祸，所以还是应该乘火车到伊东，再从伊东乘出租车去那里。
这样的突发事件，闯入一个人的心中直到占据一个位置，需经过一个奇妙的过程。事情的性质如何不得而知，但外出的胜首先要准备一笔不小的资金。办事情总是要花钱的。
为了及早到达A浜，胜乘出租车去了东京站，此时他就像一名警察，什么也不想，一门心思直奔现场。较之想象，他更热衷于推理，对于这样一桩同自身有重大干系的事情，自己竟然充满好奇，他不由一阵颤栗起来。
在这种时候，我们受到平素被疏远的不幸的报复。所谓幸福，日常尽管和我们形影不离，但这种时候却不起任何作用。我们总是对久久未见的不幸感到如此陌生。
“可以打个电话来嘛，看来她害怕和我对话。”作为丈夫的胜，凭直觉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亲自去看看。”
他透过出租车的窗户，看到了接近东京都中心的景色。盛夏时节午前的大街上，穿着白色衣衫的杂沓的人群，更使人感到目眩。街道树的浓荫直接落在地面上，旅馆大门红白色的漂亮的凉棚，仿佛支撑着一枚厚重的金块，吃力地遮挡着直射的酷烈的阳光。修了一半的道路，挖掘上来的泥土已经晒得变了颜色。
胜的周围完全是个平常的世界，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假若他愿意，他还可以相信自己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胜像个孩子，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满。他不满在远离自己毫不知情的地方，突然发生了这种事，而自己一个人却被撇到了一边。
谁都知道，从热海换车去伊东，乘湘南电车最便捷。因为是平日接近中午的时刻，所以找座位并不难。
胜是外国公司的职员，已经养成习惯，大夏天也打领结，穿外套。汗味儿被男人用的香水味儿驱散了，但胜依然感觉汗水不住流到背上，顺着胳肢窝和腹部向下淌。
他想，这么多的乘客当中，没有人会像自己这般不幸的了。这一想法，使胜立即觉得自己不再是平日的胜，而变成另外一种人格了，尽管他不知道变高还是变低了。他如今是个特别订做的人，有着不同的规格。这样的意识，胜从未有过。他是地方豪门家庭的次子，住在如今已经去世的伯父家里，从初中时代起就在东京上学，由于生活优裕，他从未尝过寄人篱下的滋味。战时在情报站工作，被免除服兵役。娶东京良家女子为妻，分家后单独过日子，战后又找到一份特别满意的工作。他虽然承认自己是世界上那种机遇最好、又很有才干的人当中的一员，但他从来没有精英人种的优越感和自负心。
他的背上长着一颗大黑痣，无疑，他经常在人面前感到一种想高声大叫的冲动：
“诸位，你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吗？我的脊背有一颗葡萄色的大痣啊！”
同样，胜也想面对众多的乘客大声吼叫：
“诸位，你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吗？我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妹妹，他们今天全都死啦！”
到了这种地步，胜才骤然气馁起来。他只希望孩子能够平安无事。电报里所说的“清雄”莫非不是清雄而是“今天”吧？神魂颠倒的朝子，也许把一时迷路的孩子当成是下落不明了吧？说不定家里现在已经来了更正的电报？胜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他感到自己的反应比事情的本身更重要。他很后悔，当时应该向永乐庄打个电话，问清楚事情的真相才是。
伊东站前广场布满了盛夏的阳光。广场上有一间像派出所似的小小木板房，是出租汽车营业处，太阳毫不客气地照耀着室内。墙上贴着几张发车表，边缘都被晒得卷成了卷儿。
“到A浜要多少钱？”胜问道。
“两千元。”一个脖子上围着毛巾、头戴制帽的男人回答道。不仅如此，不知是出于亲切还是好管闲事，他对这位顾客多说了一句：“要是没有急事，还是乘火车划算。”
“我有急事，说是家里人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