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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艺室里跟源吾一道玩。”
“三个都在那里吗?”
“哎呀……”
人们面面相觑。
朝子推开人群下了楼。渔夫源吾身穿浴衣,克雄的游泳裤上罩着一件大人穿的衬衫,两人一起坐在长椅上读小人书。克雄对书本瞧也不瞧,一个劲儿发呆。
朝子走进来,旅馆里知道今天发生不幸事件的客人们,停下手中的团扇,一齐望着朝子。
朝子猛然在克雄身边坐下来,带着近乎凶狠的语调问道:
“小清和小启呢?”
克雄用惶恐的眼神瞧着妈妈的脸,立即啜泣起来,他吞吞吐吐地说道:
“哥哥、姐姐,咕嘟咕嘟。”
——朝子一个人光着脚向海滩狂奔而去。松林里的沙地上落下许多松针,扎在脚板上很疼。潮水涌到岩山脚下,只有翻过山顶才能到达海滩。站在岩山上眺望,沙滩一片银白,无边无际。夜晚的海岸上,只剩一顶黄白相间的太阳伞,孤零零斜插在地上。那是朝子她们家的伞。
紧跟而来的人们在沙滩上追上了朝子。她拼命在海岸边奔跑,有人抱住她,她一把将那人推开,说道:
“你们不知道吗?海里有我两个孩子啊!”
跑过来的人群中,好多人没有听到过源吾的话,所以他们以为她发疯了。
救护安枝的四个小时里,没有一人发现朝子两个孩子不见了,这件事情说起来很难使人相信。旅馆的人们经常看到三个孩子一块儿玩耍;再说,做母亲的,不管如何颠狂,竟然没有及时觉察自己两个亲生孩子的死,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但是,某一桩事件立即会引起群体性的心理波动,不论谁都只能抱着与大家相同的单纯的想法,很难有人超出这种想法之外,也不会提出另外不同的看法。由此推断,从午睡中醒来的朝子,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众人的想法。
整个夜晚,A浜每隔几米就点燃一堆篝火,每隔三十分钟,青年们就潜到水底寻找尸首。朝子直到天亮都没有离开海岸,也许她太悲痛了,也许她睡足了午觉,再也难以入睡了。
天亮了,这天早晨,和警方商量后,决定停止使用拖网打捞。
太阳从海滩左面的地岬上升起,晨风扑打着朝子的面颊。她害怕这早晨的太阳。阳光清清楚楚照亮了整个事件的真相,从而将这桩事故变成现实。
“你应该回去睡一会儿。”一位老人劝道,“一旦找到,会叫醒你的,快去歇着吧,这里的事交给我们好啦。”
“去休息吧,去休息吧。”彻夜未眠的老板,红着眼睛说,“碰到这种不幸,夫人万一再病倒了,东京的先生还不知会怎样呢。”
朝子害怕见丈夫,那如同见到这桩案件的审判长。可是迟早要见面的,躲也躲不开。随着时间一点点接近,简直就像再次面临一件不幸的事情。
朝子终于下决心发电报,这回她有理由返回旅馆了。因为从她那昂奋的情绪上看,仿佛指挥这么多潜水员的任务都落在她身上了。
半路上,朝子回头看了看,大海一片平静,接近陆地的水面闪耀着银白的光芒,鱼儿在跳跃。看来,蹦跳的鱼儿陶醉在无限的欢乐之中,而自己却陷入了不幸,朝子实在感到不平。
丈夫生田胜三十五岁,外语系毕业,从战前起一直在美国人的公司上班。他英文很好,工作出色。他虽说寡言少语,平时看不出来,但非常能干,现在担任美国汽车公司驻日经销店经理。他开的都是公司的样板车,月薪十五万日元。此外,还可以支取一笔机密费,全家人包括朝子、安枝、孩子以及女佣,过着小康的日子,根本没有必要一下子减损三口人。
出了这种不幸,朝子不打电话而是拍电报,是因为害怕直接和丈夫对话。然而,按照郊区住宅区的习惯,发到邮电局的电报,在胜正要去上班的时候,用电话通知到了家中。他以为是公司有事,随之轻松愉快地拿起餐厅桌子上的听筒,压在耳朵上。
“A浜有加急电报来。”是邮局女职员的声音,他心中立即涌起不安,“要读电文吗?安枝死,清雄、启子下落不明。朝子。”
“请再读一遍。”
又读了一遍,只听到“安枝死,清雄、启子下落不明”,胜就焦急起来,犹如思想上毫无准备地突然接到解雇书一样,他甚感愤怒。他放下电话,怒火中烧,心里乱糟糟的。
开车去公司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即刻向公司打电话请假,打算驾驶私人汽车到A浜。但是,自己眼下心神不定,要开车走这么远的路程,实在没有把握。最近胜出过一次车祸,所以还是应该乘火车到伊东,再从伊东乘出租车去那里。
这样的突发事件,闯入一个人的心中直到占据一个位置,需经过一个奇妙的过程。事情的性质如何不得而知,但外出的胜首先要准备一笔不小的资金。办事情总是要花钱的。
为了及早到达A浜,胜乘出租车去了东京站,此时他就像一名警察,什么也不想,一门心思直奔现场。较之想象,他更热衷于推理,对于这样一桩同自身有重大干系的事情,自己竟然充满好奇,他不由一阵颤栗起来。
在这种时候,我们受到平素被疏远的不幸的报复。所谓幸福,日常尽管和我们形影不离,但这种时候却不起任何作用。我们总是对久久未见的不幸感到如此陌生。
“可以打个电话来嘛,看来她害怕和我对话。”作为丈夫的胜,凭直觉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亲自去看看。”
他透过出租车的窗户,看到了接近东京都中心的景色。盛夏时节午前的大街上,穿着白色衣衫的杂沓的人群,更使人感到目眩。街道树的浓荫直接落在地面上,旅馆大门红白色的漂亮的凉棚,仿佛支撑着一枚厚重的金块,吃力地遮挡着直射的酷烈的阳光。修了一半的道路,挖掘上来的泥土已经晒得变了颜色。
胜的周围完全是个平常的世界,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假若他愿意,他还可以相信自己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胜像个孩子,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满。他不满在远离自己毫不知情的地方,突然发生了这种事,而自己一个人却被撇到了一边。
谁都知道,从热海换车去伊东,乘湘南电车最便捷。因为是平日接近中午的时刻,所以找座位并不难。
胜是外国公司的职员,已经养成习惯,大夏天也打领结,穿外套。汗味儿被男人用的香水味儿驱散了,但胜依然感觉汗水不住流到背上,顺着胳肢窝和腹部向下淌。
他想,这么多的乘客当中,没有人会像自己这般不幸的了。这一想法,使胜立即觉得自己不再是平日的胜,而变成另外一种人格了,尽管他不知道变高还是变低了。他如今是个特别订做的人,有着不同的规格。这样的意识,胜从未有过。他是地方豪门家庭的次子,住在如今已经去世的伯父家里,从初中时代起就在东京上学,由于生活优裕,他从未尝过寄人篱下的滋味。战时在情报站工作,被免除服兵役。娶东京良家女子为妻,分家后单独过日子,战后又找到一份特别满意的工作。他虽然承认自己是世界上那种机遇最好、又很有才干的人当中的一员,但他从来没有精英人种的优越感和自负心。
他的背上长着一颗大黑痣,无疑,他经常在人面前感到一种想高声大叫的冲动:
“诸位,你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吗?我的脊背有一颗葡萄色的大痣啊!”
同样,胜也想面对众多的乘客大声吼叫:
“诸位,你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吗?我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妹妹,他们今天全都死啦!”
到了这种地步,胜才骤然气馁起来。他只希望孩子能够平安无事。电报里所说的“清雄”莫非不是清雄而是“今天”吧?神魂颠倒的朝子,也许把一时迷路的孩子当成是下落不明了吧?说不定家里现在已经来了更正的电报?胜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他感到自己的反应比事情的本身更重要。他很后悔,当时应该向永乐庄打个电话,问清楚事情的真相才是。
伊东站前广场布满了盛夏的阳光。广场上有一间像派出所似的小小木板房,是出租汽车营业处,太阳毫不客气地照耀着室内。墙上贴着几张发车表,边缘都被晒得卷成了卷儿。
“到A浜要多少钱?”胜问道。
“两千元。”一个脖子上围着毛巾、头戴制帽的男人回答道。不仅如此,不知是出于亲切还是好管闲事,他对这位顾客多说了一句:“要是没有急事,还是乘火车划算。”
“我有急事,说是家里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