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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这位年轻人并不这么想，”综艺版作家说，“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呢。”
卡利普告诉他们。
“那么，告诉我，卡利普，”综艺版作家说，“在他窝藏的地方——天晓得他是受到什么冲动的驱使——一定有某个耶拉觉得够亲近的人，至少可以让他吐露写作秘密和临终遗言，对不对?毕竟，他并不是一个全然的孤独者。”
卡利普思忖片刻。“他不是一个全然的孤独者。”他感触良多地说。
“那么，他会召唤谁?”综艺作家问，“你吗?”
“他妹妹。”卡利普脱口而出，“他有一个小他二十岁的同父异母妹妹，那是他会联络的人。”接着他陷入沉思。他回想起那张生锈弹簧破肚而出的扶手椅。思绪继续延伸。
“或许你已经逐渐抓到了我们游戏的逻辑。”老专栏作家说，“你或许开始品尝到自己正迈向合理的结论。因此我必须坦白告诉你一点：所有的胡儒非信徒都无可避免地走入悲惨的下场。法兹拉勒，胡儒非教派的创立者，最后像条狗一样被人杀死，尸体的脚上被绑条绳子拖着游街示众。你知道吗?六百年前，他也是通过解梦而进入这一行，就如同耶拉。不过他并不是在哪家报社孜孜不倦地工作，而是躲在城外一个山洞里……”
“经由这样的比较，我们对一个人能有什么了解?”综艺版作家说，“一个人能够多么深入另一个人生活的秘密?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深入探究那些悲惨的电影演员的秘密，那些模仿美国人的我们所谓的‘明星’。于是我发现了这一点：有些人，他们说每个人类都有一个分身，他们错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另一个人。每个可怜的女孩都有她自己的可怜样。我们的每个明星都独一无二，如同天上的星星，孤孤单单，个个是找不到同类的悲惨星斗。”
“除了好莱坞的原版模特儿之外，”年老的专栏作家说，“我有没有跟你提过耶拉所仿效的原创者名单?除了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米外，他还大大方方地抄袭了我们伟大的宫廷诗人谢伊·加里波的《美与爱》。”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综艺版作家说，“每一则故事之所以能够成为故事，是因为它不会一模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都是充满个人特色的二流作家。”
“呸!”老作家说，“我们拿他颇感自满的那篇来看，什么《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一天》那篇。里头所有末世的景象，根本就是直接抄袭自好几千年前的古书，描述救世主降临前的毁灭之日，不是吗?从古兰经中，审判之日的章节里抄来的，从伊本·赫勒敦[2]和阿布·呼罗珊的书里抄来的，不是吗?然后他再加入一个什么黑道老大的低俗故事，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当然了，文章中的各种噱头，还不足以造成某小部分特定读者的风靡狂热，或是促使当天报社接获上百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电话。真正的原因，是字里行间隐藏的秘密讯息恰巧被读者解读出来——不是被你我这种普通人，而是一小撮手上拥有密码书的信徒。这些信徒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半是妓女，另一半是男同性恋，他们把这些讯息当作神圣的律令，从早到晚打电话到报社来，想确定我们不会把他们的教主耶拉先生给踢出门外，叫他为那一堆胡言乱语负责。不只这样，还老是会有一两个人守在大门口等他。卡利普先生，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们其中之一?”
“可是我们挺喜欢卡利普的，”综艺版作家说，“我们在他身上嗅到自己年轻时的气味。我们信赖他，所以才告诉他我们的心里话。我们便是靠这种直觉来分辨是非。莎蜜叶·莎曼女士，以前一位耀眼的明星，当她在一家养老院安度晚年时曾经对我说：‘嫉妒这种疾病……’怎么?你要走了吗，年轻人?”
“卡利普，小伙子，既然你要走了，那么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老专栏作家说，“英国电视台搞什么要访问耶拉而不是我?”
“因为他文章写得比较好。”卡利普说。他已经从桌边起身，准备跨入通往楼梯的安静走廊。他听见老作家在他身后大喊，浑厚的声音丝毫不失原有的欢悦。
“你真以为你刚才吞的是胃药吗?”
走上外面的街道，卡利普小心谨慎地四下观望。对面人行道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卖桔小贩和一个秃头男人茫然呆立，那个地点曾经发生过神学院学生焚烧报纸的事件，因为报上刊登了一篇他们视为亵渎的耶拉专栏。眼前两个人看起来不像在等耶拉。卡利普穿过马路到对面去买了一个桔子。正当他剥桔子吃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来到卡格尤鲁广场，他转向办公室的方向，还是搞不懂刚才那一刻怎么会突然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觉。他缓缓走下街道，目光望进书店橱窗，就是想不通为什么那股感觉如此真实。仿佛模糊中有一只“眼睛”紧盯着他的后颈，就是这样。
当他缓步经过其中一家书店前时，他的眼睛遇上了橱窗里的另一对眼睛。四目交会的剎那，他的心突然跳了一下，好像巧遇自己长久以来的挚交。橱窗里展示的是一家以侦探小说为主的出版社，如梦总是狼吞虎咽地阅读他们的书。卡利普常在书上看到的那只奸邪的小猫头鹰，此刻正耐心注视着卡利普和周六橱窗外来往的人潮。卡利普走进店里，挑了三本他认为如梦还没看过的旧书，结账包好，外加广告看板上介绍为本周之选的一本书《女人、爱情、威士忌》。一张颇大的海报钉在上层书架上，写着“土耳其惟一达到第126名的侦探小说系列：排名就是我们最好的品质证明。”店里除了同一家出版社的“文学罗曼史”和“猫头鹰趣味小说系列”之外，还卖其他书。于是卡利普询问店员有没有一本关于胡儒非教派的书。一位矮壮的老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边监视着柜台后的苍白年轻人，一边张望着外头泥泞的人行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他给了卡利普一个意料中的答案。
“我们没有。去小气鬼以斯马的店问问看。”接着他又补充，“好久以前我曾经拿到几本侦探小说的草稿，从法文翻译过来的，翻译者是奥斯曼·亚拉列丁王储殿下，他刚好就是个胡儒非信徒。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出了店外，卡利普朝人行道前后张望一会儿，但没有看见任何值得留心的异状：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正在研究三明治店的橱窗，孩子身上的外套太大了；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绿色袜子的女学生，一个身穿棕色风衣的老人，正等着过马路。可是，他才刚跨步要走向办公室，就感觉到同样一只紧迫盯人的“眼睛”落上他的后颈。
卡利普从来不曾被人跟踪过，也从来不曾体验过被跟踪的感觉。他对这件事的认识，仅限于他所看过的电影或是如梦的侦探小说中的情节。虽然他只读过几本侦探小说，但他却时常高谈阔论此种文类：应该有办法架构出一本小说，让它的开头和结尾的章节一模一样；应该写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因为真正的结局已经被隐藏在中间的内容里；应该要编造出一本小说，其中的角色全是瞎子，等等。卡利普在脑中组织着这些如梦嗤之以鼻的假设，梦想或许有一天他能够成为故事中的另一个人。
办公大楼的入口旁边，有一个无腿的乞丐蜷缩在壁凹里，卡利普想像他两眼都瞎了。想到这里，察觉自己已卷入这场噩梦越来越深，他才决定这一切不只是如梦离去的缘故，必然也要归因于睡眠不足。走进办公室后，他没有立刻坐回办公桌前，反而打开了窗户探头往下看，观察人行道上的所有动静。过一会儿，他回到桌前坐下，而他的手则不由自主地，不是伸向电话，而是朝一个放有纸张的档案夹伸去。他拿出一张白纸，不多加思索便振笔疾书。“如梦可能会去的地方：她前夫家。我伯父家。芭努家。一个‘安全’的住所。一个半安全的住所。一个讨论诗文的场所。一个什么东西都讨论的场所。尼尚塔石的某间房子。任何一栋老房子。一栋房子。”看见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逻辑，他放下笔。接着他又抓起笔，把除了“她前夫家”之外的可能性全部划掉，然后再另起一段：“如梦和耶拉可能会去的地方：耶拉的某个藏身处。如梦和耶拉在一间旅馆里。如梦和耶拉去电影院。如梦和耶拉?如梦和耶拉?”
写下这一切，让他想起那些侦探小说，而自己恍若故事里的主人公。他感觉自己正逐渐接近一扇门，通往如梦，通往一个新的世界，通往一个他渴望成为的新身份。在门后隐约可见的那个世界里，被人跟踪的感觉是正当合理的。假使一个人相信自己被人跟踪，那么他一定也会相信自己可以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寻找一名失踪者，坐在桌前，列出所有必要的搜查线索。卡利普很清楚自己根本不像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但通过假装自己就是、“像是”这么一个人，或多或少减轻了一些包围在四周让他喘不过气的物品和故事。稍晚之后，年轻的服务生——他的头发从正中央惊人地对称分边——端来卡利普向餐厅叫的餐点，这时的卡利普几乎已经完全融入侦探小说的世界，到处都是写满线索的纸张。出神的程度，甚至连放在脏托盘上的烤肉饭和红萝卜沙拉，在他眼里似乎也不再是他吃惯的乏味菜肴，而变成了他从没见过的珍奇美馔。
饭吃到一半电话响了。他顺手拿起话筒，仿佛已经等了很久。打错了。吃完饭挪走托盘后，他打电话回自己尼尚塔石的公寓。他让电话响了很久，脑中想像着如梦，回到家累了，爬下床接电话。没有人接，但他并不讶异。他又拨电话给荷蕾姑姑。
为了先发制人，不让姑姑有机会提出新问题，卡利普一口气把事情交代清楚：因为他们的电话坏了，所以他们没办法打电话联络；如梦当天晚上就复原了，精神饱满，一点也没事，她现在穿着那件紫色的外套，心情很好，正坐在1956年的雪佛兰出租车里等卡利普；他们正准备前往伊兹密尔，去探视一位重病的老朋友；船不久要开了，卡利普在路上一间杂货店里打电话；多谢杂货店老板，店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肯借他用电话；要挂了，姑姑，再见!然而荷蕾姑姑仍设法插话问道：你们确定门都锁好了吗?如梦有没有带她的绿毛衣?
一直到赛姆打来时，卡利普还在思考，一个人光盯着一张他从没去过的城市的地图，是否可能产生深远的改变?赛姆告诉卡利普，早上他走了之后，自己又继续在数据库里钻研，结果发现了一些或许有用的线索：那位意外害死老妇人的默哈玛特·伊玛兹，没错，他很可能还活着，只不过他用的名字不是他们之前推测的阿哈马·卡刻或哈尔敦·卡拉，而是像个游魂似的，以一个丝毫不含半点化名意味的穆阿马·厄吉尼之名行遍天下。之后，当赛姆在一本全然拥护“相反观点”的刊物里遇到同一个名字时，他并不讶异，令他吓一跳的是，另外又有一个名字叫沙利·果巴契的人，发表了两篇尖锐批评耶拉专栏的文章，里头不仅使用了同样的修辞形式，甚至连错字都一模一样。仔细推敲后，他才注意到这个人的姓名不但与如梦前夫的姓名有着相同的子音，而且还彼此押韵。接着他又看到，此人的名字出现在一本小型教育刊物《劳动的时刻》中，头衔是总编辑。于是赛姆替卡利普记下了这个编辑办公室的地址，位于城市西边的郊区：巴克尔廓伊，锡南帕夏区，艳阳丘，瑞夫贝街十三号。
挂上电话后，卡利普在市内电话簿的地图上找出锡南帕夏区。他很惊讶，艳阳丘新开发区涵盖了一整片原本荒凉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梦和前夫刚结婚时，因为丈夫想要对劳工进行“田野调查”，他们便搬进了那里的一栋违章建筑。卡利普仔细检视地图，看出那片他曾经去过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划分为多条街道，每一条都依照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命名。角落里有一块广场，上头标示着绿色的公园、清真寺的宣礼塔和一块小小长方形的阿塔图克雕像。这是卡利普一辈子也无法想像的一片区域。
他打电话到报社，对方说耶拉还没有来，接着他打电话给易斯肯德。他告诉易斯肯德他已经联系上了耶拉，也传达英国电视台想采访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对这个提议，只不过他最近实在太忙。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他听见另一头传来小女孩的哭声，就在电话附近。易斯肯德告诉他，英国人至少还会在伊斯坦布尔多待六天。他们听说了许多关于耶拉的佳评，他相信他们会愿意等，如果卡利普有兴趣的话，可以主动去佩拉宫饭店[3]拜访他们。
他把午餐托盘拿到门外，离开大楼。走下通往海边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暗淡苍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飞灰。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会装出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低头望着脚下泥泞的街道行走，因为他们希望能习惯这种想法，不要让自己大惊小怪。夹在腋下的侦探小说令他心安不少。或许该庆幸这些故事是出自于遥远、魔幻的国度，由一群抑郁不乐的家庭主妇翻译成“我们的话”——她们曾经在某些外语高中就读，但后来却放弃学业，为此她们后悔终生——多亏这个原因，如今我们大家才能不受影响地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办公大楼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装替人填充打火机的小贩、看起来像一团破烂抹布的驼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车站前安静的乘客们，才都能够一如往常地庸碌过活。
他在埃米诺努上了公车，到离公寓不远的哈比耶下车。他看见皇宫戏院前挤满了人，他们正在等待两点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后场电影。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梦以及她其他同学也会来看这个午后场，挤在一群身穿同样军用上衣、满脸青春痘的学生中间。他会走下和现在一样撒满锯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阶，研究小灯泡点亮的框格里即将上映新片的角色剧照。然后，默默地充满耐心地，望着如梦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谁说话。前一场电影似乎始终演不完，门好像怎么也不会开，他和如梦肩并肩坐在熄灯暗影里的那一刻仿佛永远都不会到来。这一天，当卡利普发现两点四十五分这一场还有票时，一股自由的感觉陡然涌入心头。电影院里，前一场观众留下来的空气又闷又热。卡利普知道，等会儿只要一熄灯上广告自己将会马上睡着。
醒来之后，他坐直身体打起精神。银幕上有一名美丽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丽而迷惘。接下来看到一条宽广平静的河流、一间农舍、一座美式农庄坐落于浓密的绿阴中。接着，迷惘的美丽女孩开始和一名卡利普从没在别部片中见过的中年男子说话。他们的对话缓慢而平和，从他们平缓的脸孔和手势中，他可以看见他们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难。不只是理解而已——他“懂”。生命充满了磨难、痛苦、悲伤忧愁，把我们的脸揉捏成相仿的面貌。总当我们好不容易习惯了悲苦时，新的悲苦又压顶而至，而且更为沉重难挨。甚至当悲苦倏然降临时，我们也知道它其实一直都在酝酿。然而，就算我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当磨难像场噩梦般席卷而来时，我们依然会被孤独所吞噬，一种绝望、挥之不去的孤独。我们幻想着，若能找人分担寂寞，将能使我们快乐起来。有一剎那，卡利普觉得自己的悲苦和银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许他们共享的并不是悲苦，而是这个世界，一个井然有序、不会让你期待太多、也不会弃你不顾的世界，一个要求你必须谦卑的世界。卡利普觉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灵相系，看着她的一举一动仿佛是看着自己：从井里汲水、驾驶一辆旧福特小汽车出城、抱着孩子哄他上床睡觉。他好想拥抱她，不是由于她的美丽、她的质朴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态度，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里。倘若他能拥抱她，那么这名淡褐色头发的苗条女子必然能够分享他的想法，能够懂他。卡利普觉得他好像是独自一人在看电影，眼前的画面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到。尽管如此，很快地，中间铺着一条柏油大马路的酷热小镇，爆发了一场战斗，一个“领导型的强壮男人”解决了冲突，这时卡利普明白，他即将失去与那位女人之间的同伙关系。他逐字逐句阅读字幕，同时感受到戏院里躁动不安的人群。他起身回家。天色近黑，他走在缓缓从天而落的雪花里。
一直到很晚，躺在蓝格子棉被下游离于半梦半醒之际，他才蓦然想起，他将买给如梦的侦探小说忘在电影院里了。
[1]谢伊·加里波（Seyh Galip，1757—1799），著名的苏菲神秘主义诗人，著作《爱与美》是奥斯曼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2]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
[3]佩拉宫饭店（Pera palas Hotel）：建于1892年，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推理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馆的411号房，在此写下《东方快车谋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