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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筹划一场军事政变。军队里有一个小团体，是一个有宗教背景的组织，一个全新的教派。他们相信救世主，认为末日已经到来。不但如此，他们还是受到你的故事所启发的。”
“这种无稽之谈跟我没有关系。”
“不，耶拉先生，与你有关，没错。你现在不记得了，或者你不想记得，因为你说自己丧失了记忆，不然就是你刻意忘掉。再好好看一看你的旧作，一字一句地读，你就会想起。”
“我不会想起。”
“你会的。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我会说，你不是那种听到有军事政变的线索时，还能坐在椅子上无动于衷的人。”
“不，我不是，我甚至不是我自己。”
“我马上去你那边。我会让你想起自己的过去，重拾丧失的记忆。到最后，你会同意，并全力追查这件事。”
“听起来不错，但我不打算见你。”
“但我会见到你。”
“除非你找得到我的住址，因为我再也不出门了。”
“听着，伊斯坦布尔电话簿上共列出三十万用户，既然我知道你的号码，我可以迅速地每小时过滤五千个电话，这表示在五天之内我就会有你的地址，也会找出那个令我好奇的化名。”
“白费力气，”卡利普故作镇定地说，“碰巧这个电话没有登记。”
“你对使用化名有莫名的癖好。好几年来我一直在读你的文章，我知道你对化名、伪造、冒名有着难以自拔的喜爱。我敢打赌，比起填写一张不登记电话的申请单，你会宁可出于好玩编个假名。我已经查过几个你很可能会用的假名。”
“比如说什么?”
这人滔滔不绝地列了一串名单。等卡利普挂断电话并拔掉插头后，他才想到这些他刚才逐字聆听的名字很可能会被记忆给删除，不留下半点痕迹。于是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写下这些名字。没想到自己居然得对抗另一个耶拉的死忠读者，而且对方把专栏的内容记得比自己还熟，卡利普感到诡异和错愕，一下子一切都变得如此不真实。他觉得，虽然令人反感，但他与这位勤勉的读者之间有着某种兄弟之情。要是他们能一起坐下来讨论耶拉的旧文章就好了，如此一来，在这个不真实的房间里他身下的这张椅子，将会添加一层更深刻的含意。
那是在如梦、梅里伯伯和苏珊伯母出现之前，那时他六岁，开始溜出奶奶的公寓偷偷跑来耶拉的单身汉房间——这一点他父母不大能苟同——和他一起收听周日下午的足球广播（瓦西夫不时点头好像他听得见似的）。卡利普总是坐在这张椅子里，仰慕地看耶拉一边抽烟一边飞快地打字，接手一位吹毛求疵的同事没写完的摔跤选手连载故事。接着，梅里伯伯一家人搬了进来，与尚未被赶出家门的耶拉同住一个屋檐下，那阵子，他的父母准许他在寒冷的冬夜里上楼来听梅里伯伯讲非洲的故事，然而卡利普其实是跑来看苏珊伯母和美丽的如梦——之后他发现，她遗传了她母亲的每一分惊艳迷人。他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看着对面的耶拉扬眉眨眼地揶揄梅里伯伯的故事。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耶拉突然失踪了，奶奶和梅里伯伯爆发争执，奶奶气哭了，而其余的人则在奶奶的房间里争夺公寓、钱财、土地和遗产，然后某个人会说：“把小孩子送上楼去。”等到两个人被独自留在一片静默的物品中之后，如梦就是坐在这张椅子里，双腿轻晃，卡利普则敬畏地注视着她。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卡利普静静地在椅子里坐了很久。然后，为了搜集证据，找出如梦和耶拉的藏身之处，他开始到各个房间翻箱倒柜，搜遍这间幻影公寓，这个耶拉重建其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地方。两个小时过去了，他晃遍了房间和走廊，带着好奇翻遍了每一个柜子，像一个入迷的玩家参观第一座专为自己的嗜好之物建造的博物馆，既兴奋、沉迷，又无比敬畏，不像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侦探，在寻找逃妻的蛛丝马迹。初步的调查给他以下的结论：
根据刚才在黑暗中被他从边桌上打翻的一对咖啡杯来看，耶拉曾有客人来访。由于脆弱的杯子已经摔破，因此无法试尝杯底残留的粉末以取得线索（如梦喝咖啡习惯加很多糖）。堆积在门后的《民族日报》中，最旧的一份上面的日期显示出如梦失踪当天耶拉曾来过公寓。雷明顿打字机旁放着标题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一天”的专栏文稿，上面用绿色钢珠笔修订过，画满耶拉一贯的愤怒字迹。从卧房的衣橱和门边的外套柜看不出耶拉究竟是出门远行还是已经不住在这里，或者还住在这儿。无论是他的蓝条纹睡衣，鞋子上的新泥，这个季节穿的海军蓝风衣，天冷时加穿的背心，还是数不清的内衣裤（耶拉曾在以前一篇专栏中坦承，就像许多曾历经贫困童年的有钱中年人一样，他也染上囤积新内衣裤的恶习，即使数量远超过自己所需），这一切物品都显示出这个地方的主人很可能随时会下班回来，然后立刻投入日常生活的作息。
屋里的装潢究竟有多少是模拟旧时景象，也许很难从床单和毛巾类的小东西看出来。不过很明显地，其他房间的设计也都沿袭客厅里运用的“幻影居所”概念。因此，卧室里复制了如梦小时候的蓝色墙壁，也摆着一张和旧床同样式的床架。那张旧床上曾经铺满了耶拉母亲的裁缝用品、服装版型和欧洲进口的布料——西西里和尼尚塔石的社交名流把这些布料连同时装杂志和剪报照片，一起带来给耶拉的母亲。如果说角落里弥漫的气味，能给人一股联想的力量，让过往的岁月再度重现，那么人们会说必须加上眼前似曾相识的场景，才能使一切更为鲜活。然而，走近如梦过去所用的那张雅致的坐卧两用沙发床，卡利普才慢慢明白，其实相反，是这些物品引出了气味的回忆。他闻到了旧“佩柔”肥皂的香味，混合着梅里伯伯以前用的“尤基·托马帝斯”牌古龙水——这家公司已经倒闭了。但在现实中，如梦的床边找不到任何香皂散发出这股熟悉的气味，房间里也没有仿冒的“板瑞雅”古龙水瓶子，也没有任何薄荷口味的口香糖，更是找不到那个抽屉，里面收藏着许多铅笔、着色本和鲜艳的图画书，有的是从伊兹密尔寄来给如梦的，有的是在贝尤鲁的商店或阿拉丁的店里买来的。
根据屋里仿旧的装潢，很难判断出耶拉到底多经常到这里造访或居住。在这个博物馆里，很可能一切都属于固定的展示，有人随时在监督，以一种病态的严谨来摆设各种看似随手放置的物品，包括：四处乱摆的烟灰缸里，细长的“红罂粟”或粗短的叶尼·哈门烟蒂的数目；厨房碗柜里盘子的干净程度；露出管子外的伊白亮牌牙膏的新鲜与否——牙膏软管的颈部好像被人生气地挤捏，而同样的气愤也曾爆发在几年前一篇谴责这个品牌的专栏中。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想，灯泡上的灰尘、穿透灰尘落在斑驳墙壁上的阴影、二十五年前在两个伊斯坦布尔孩童眼中神似非洲森林和中亚沙漠的阴影形状、他们从姑姑和奶奶口里听来的奇幻故事中的狐狸和野狼的幽魂，这一切，全都是博物馆中独一无二的复制品。（卡利普陷入沉思，这个概念让他一时间难以吞咽。）因此，若想推测这里是否常有人居住，也不可能靠观察没有关紧的阳台门旁残留的雨渍，墙角如丝一般的尘埃毛球，或者因为中央暖气而裂开的一片片拼花地板，被脚步的重量踩出的尖锐嘎吱声。挂在厨房门上那座五颜六色的壁钟，指针停在九点三十分。这座钟是一个复制品，仿自谢福得先生家中那座始终欢欣鼓舞地滴答敲奏的大钟——荷蕾姑姑总是骄傲地提起谢福得先生继承了多少财产。这个地方让卡利普想起阿塔图克博物馆，里面的摆设也依循着同样的病态偏执，把所有钟上的时间都停在阿塔图克死亡的时辰（1938年，11月10日，早上9点5分）。但9点30分究竟指示着什么，或是谁的死亡时间，卡利普并没有印象。
往事的重量如鬼魅般压着他，他一阵恍惚，内心涌起一股哀愁和报复之情，因为他知道在二十五年前，由于屋里空间不够，他们早已把原始的可怜家具卖给一个收破烂的，装在他的马车上一路叮叮当当驶向某个天知道的远方，从此被人遗忘。抛开回忆，卡利普回到走廊，厨房和浴室之间的宽墙边沿墙立着一个玻璃门的榆木柜，是整间房里惟一算“新”的家具。他开始翻找里头的报纸，没多久，他便发现里面书架上的文章也同样分类得井然有序：
耶拉菜鸟记者时代的新闻和采访剪报；各种赞美或诋毁耶拉·撒力克的文章剪报；耶拉以化名发表的所有专栏和名人轶事；耶拉以真名发表的所有专栏；所有的“信不信由你”、“分析你的星座”、“历史上的今天”、“惊奇新闻”、“从笔迹看个性”、“看面相，知性情”、“猜谜和填字游戏”之类的专栏，全都是耶拉亲自钻研下笔的；所有专访耶拉的新闻剪报；基于众多因素没有刊登的文章草稿；重要的便条记录；成千上万张他多年来剪贴收集的新鲜故事和照片；让他能随手记下梦境内容、天外奇想和备忘事宜的笔记本；成千上万封收藏在蜜饯干果罐和鞋盒里的读者来信；耶拉以笔名发表的连载小说剪报，有的是他独立完成，有的是半途接手代写的；好几百封他写的信的复本；上百本千奇百怪的杂志、传单、书籍、小册子、军中年刊和学校毕业纪念册；好几盒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人物照片；色情图片；罕见动物和昆虫照片；两大箱关于胡儒非教派和文字学的文章和刊物；上面画有标志、文字和记号的旧公车票根、足球赛票根、电影票根；零散或黏贴成册的照片；新闻组织颁发的奖状；旧土耳其和帝俄时代的纸币；通讯簿。
翻出三本通讯簿后，卡利普便回到客厅的椅子上，一页一页地查阅。经过四十分钟的研究，他得出结论，通讯簿里的都是1950到1960年代和耶拉有所交往的人，而他并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电话号码找到如梦和耶拉，因为号码后面的住宅地址上的房子大概都已被拆掉了。他又花了一点时间，翻完了玻璃门柜里的琐碎文件，找出耶拉在1970年代早期的专栏以及同时间收到的读者来信，开始阅读，想确定其中是否有马海尔·伊金西所谓关于卡车谋杀案的那封信。
由于这场人称“卡车谋杀案”的事件牵涉到几位卡利普的高中同学，因此他对这件政治因素引发的谋杀案始终很感兴趣。谋杀案的主角是一群足智多谋的年轻人，他们组织了一个政治派系，其行动在无意间全都巨细无遗地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卡利普一边翻阅着信件，一边回想起曾经有好几个夜晚和耶拉讨论过这个话题，耶拉总是坚持我们国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模仿自另一样东西。那是一段阴郁、寒冷而烦闷的日子，早已理所当然被遗忘：如梦嫁给了那个“好男人”——卡利普的心思踌躇于敬畏和轻蔑之间，老是记不住这人的名字。当时的他，忍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到处打听流言闲语，结果听到了一堆政治消息，而关于新婚夫妇的甜蜜或冷淡反倒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某个冬夜，当瓦西夫心满意足地喂他的日本金鱼（红色的“和金”与“琉金”，它们皱褶的尾鳍是近亲杂交的畸变产物），而荷蕾姑姑一边抬头看电视一边做《民族日报》上的填字游戏时，奶奶在她冰冷的房间里瞪着冰冷的天花板死了。如梦独自一个人回来参加葬礼（“这样比较恰当。”梅里伯伯说出卡利普内心的想法。梅里伯伯曾公开表示瞧不起从乡下来的女婿。）她身穿一件退色的外套，包着一条更旧的头巾，之后匆匆忙忙地离开。葬礼过后，有一天晚上在公寓里，耶拉问卡利普有没有卡车谋杀案的相关数据，但却没有得到他最想知道的答案：卡利普认识的那些年轻人之中，有没有可能碰巧有谁读过那位俄国作家的书?
“所有的杀人犯，”那天夜里耶拉说，“就像所有的书一样，全都是模仿品。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无法用自己的名字出书。”隔天晚上他们又聚在往生者的公寓里，两人深夜促膝长谈，耶拉延续先前的话题说：“话虽这么说，但即使最差劲的杀人犯也有其原创的部分，而最差劲的书里则根本没有。”往后的岁月里，耶拉一步一步深入这项思辨，每当卡利普目睹这一点时，总感到一种类似于出门旅行一般的喜悦。“所以，谐拟其实不在于谋杀，而在于书本。由于它们都是关于模仿的模仿——正是这件事最让我们兴奋——重现书本内容的谋杀与重现谋杀情节的书本皆能激起一般大众的情绪。无疑地，要能够举起棍棒敲下被害者的脑袋，一个人非得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有人能接受自己成为凶手）。创造力绝大部分来自于愤怒，愤怒使我们麻木不仁，但惟有借助我们以前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方法，愤怒才可能刺激我们展开行动：借助刀、枪、毒药、叙述技巧、小说形式、诗韵节奏等等。当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恶棍说‘庭上，当时我不是我自己’时，他只不过在陈述一件人尽皆知的事实：谋杀，其中所有的细节与仪式，全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也就是从传说、故事、新闻和报纸——简言之，是从文学作品中学来的。就算是最单纯的杀人行为，比如说一时激动失手犯罪，也仍然是不自觉的模仿动作，仿效自文学作品。我是不是应该拿这个题材写篇专栏?你觉得呢?”他并没有写。
早已过了午夜，当卡利普正在专心阅读从柜子里拿出来的专栏时，先是客厅里的灯熄了，像舞台上的灯一样，接着冰箱发出无力的呻吟，好似一辆超载的旧卡车哀嚎着换挡爬上又陡又滑的斜坡，然后整间公寓陷入漆黑。身为伊斯坦布尔人，对于停电早就习以为常，卡利普在椅子里静坐良久，剪报档案夹放在腿上，一动不动，企盼着也许“电很快就会来”。他坐在原位，倾听着大楼内部的声响，这些年来他早已遗忘了暖炉的哔剥声、墙壁的死寂、拼花地板的伸展、水龙头和水管的咕噜呻吟、不知何处一座钟的沉闷滴答，以及通风井传来令他毛骨悚然的呼啸。等他摸索着走进耶拉的卧房时，夜已经非常深了。他换上耶拉的睡衣，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在酒吧里，忧郁作家所说的那个小说家的古老故事，故事中的小说家主角觉得自己躺在分身的床上。卡利普爬上床，久久无法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