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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你们这些阅读的人，仍然活在世上</small>
<small>但书写的我</small>
<small>想必早已踏上旅程</small>
<small>走进了暗影国度</small>
<small>——爱伦·坡《影子，一则寓言》</small>
“是的，是的，我是我自己!”讲完了王子的故事之后，卡利普心里想，“没错，我就是我!”既然已经说出了这个故事，他更加深信他有能力做自己，也很高兴终于办到了，现在他只想冲回“城市之心”公寓，赶到耶拉的书桌前坐下，着手写作全新的专栏。
他在饭店外面拦了辆出租车，坐在车子里，司机开始讲他的一个故事。由于卡利普明白，一个人只有通过说故事才能做自己，因此他耐着性子听司机的叙述。
似乎是在一个世纪前，某个炎热的夏日，一群德国及土耳其的工程师，为了建造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达帕夏火车站，正把各种测量图表摊在桌子上研究，这时，有一个稚嫩清秀的潜水员拿着一枚他找到的钱币走上前来——他们派了几个潜水员到附近的海床上搜查是否有珍贵物品。钱币上是一个女人脸孔的浮雕，一张奇异而迷人的脸。潜水员问其中一个在黑伞下工作的土耳其工程师，有没有办法通过钱币上的文字，解开这张脸孔的谜，因为他自己怎么也猜不透。年轻的工程师感到震慑，不是因为钱币上的文字，而是由于这位拜占庭皇后脸上的迷人神情，使他坠入无比的迷惘与敬畏，就连潜水员也出乎意料。皇后的脸上蕴含着某样东西，不只像是工程师天天使用的阿拉伯和拉丁字母，更恍如他挚爱表妹的容颜，他日夜梦想着娶她为妻，然而当时的她却即将嫁作他人妇。
“是啊，帖斯威奇耶警察局旁边的马路封闭了。”司机回答卡利普的问题，“看来大概是他们又枪杀了谁。”
卡利普下车步行，穿过又短又窄的小巷从安洛克路走向帖斯威奇耶大道。两路交接处，停在那儿的警车闪烁着蓝灯，映照在潮湿的柏油路面上，散发出一抹惨淡、哀愁的霓虹色泽。阿拉丁的店里还亮着灯，但店门口的一块小空地却笼罩在一片死寂中，如此地无声无息，卡利普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未来也只有在梦里才会再遇到。
来往的车辆全停了。树叶一动不动。没有风。小小的空地似乎如剧场舞台般架设起人造的灯光和音效。橱窗里，伫立在歌星牌裁缝车之间的假人仿佛随时会活过来，加入人群当中。“是的，我也是我自己!”卡利普很想这么说。这时，大批的警察和围观的群众之中，忽然爆开一道银蓝色的相机闪光灯光芒，卡利普这才逐渐意识到一件事——仿佛记起了梦中的某个剎那，或是找到了一把丢失二十年的钥匙，或是认出一张不想见到的面孔。离歌星牌裁缝车橱窗几步之外的人行道上，有一块泛着粉红色的白斑。一个孤零零的身形——他知道那是耶拉。除了头部之外，全身都覆盖在报纸下。如梦在哪儿?卡利普靠近了些。
可以清楚地看见，像棉被一样覆盖着身体的报纸上方，他的头枕着肮脏、泥泞的人行道。张开的眼睛如做梦般迷蒙，脸上的表情仿佛在别处神游，安详宁静，像是在观星，或是休息做梦。如梦在哪儿?卡利普满脑子只觉得这是一场游戏、一个玩笑，但接着又被满心的懊悔所取代。看不到任何血迹。他究竟是如何在尚未看见尸体之前，就已明白那是耶拉?他很想说：你们知道吗，我并不晓得原来我知道一切。在耶拉的心底、我的心底、我们的心底，都有一口井。干燥的通风井。一枚纽扣，紫色的纽扣。钱币、汽水瓶盖、从橱柜后面挖出来的纽扣。我们正在观星，枝叶间的点点繁星。尸体似乎在要求人们把他盖好免得着凉。把他盖好，卡利普心想，这样他才不会着凉。卡利普觉得有点冷。“我是我自己!”他注意到全版摊开的几张报纸是《民族日报》和《土古曼日报》，浸染了地上油污彩虹般的色泽。他们过去每天在这份报纸上搜寻耶拉的专栏：别着凉了。外头冷。
他听见警车的无线电里传来金属般的刺耳人声，呼叫巡警。长官，如梦在哪儿，她在哪里，哪里?街角的红绿灯茫然闪烁：绿，红，然后又绿，红。然后再一次映在糕饼店女厕所的窗户上：绿，红。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耶拉这么说。阿拉丁店里的灯亮着，尽管铁卷门已经拉下。会不会是某种线索呢?巡警先生，卡利普很想说，我正在写第一本土耳其侦探小说，如你所见，这里有个线索，灯亮着没有关掉。地上散布着烟蒂、纸片、垃圾。卡利普看准了一个年轻的警察，走上前去询问他。
事件发生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歹徒身份不明。受害者被射杀后当场死亡。是的，他是一位知名专栏作家。没有，他身旁没有别人。不了，谢谢，我不抽烟。是啊，警察工作真不是人干的。没有，死者当时没有和任何人在一起，我非常确定。先生为什么这么问呢?先生是从事哪一行的?这么晚了先生在这里做什么?能不能麻烦先生出示一下身份证明?
趁着警官检查他的身份证时，卡利普研究了一会儿覆盖在耶拉尸体上的报纸。从远处看得比较清楚，摆放假人的橱窗里散发出来的光线，在报纸上洒落一抹粉红色的光晕。他心想，警官，死者以前相当重视微小细节。对，我就是照片中的人，那是我的脸。好吧，拿回去。谢谢。我该走了。你知道，我太太正好在家里等我。看起来大概没什么事吧。
经过“城市之心”公寓时他一步也没有停，飞快地穿越尼尚塔石广场，才刚转进他自己的街道时，突然间，有史以来头一遭，一只土色的杂种野狗竟向他咆哮起来，仿佛斥责他似的狂吠。这暗示什么?他转走对街的人行道。客厅的灯是亮着的吗?在电梯里他心想，我怎么可能会忘了?
公寓里没有人。没有丝毫迹象显示如梦曾经回来过。屋里的每样物品都带给人难以承受的疼痛，他伸手碰触的家具、门把、四散的剪刀和汤匙、如梦以前塞烟蒂的烟灰缸、他们曾经同桌吃饭的餐桌、很久以前他们老是面对面坐着的扶手椅，落寞、孤寂的扶手椅。这一切全是那么令人难以忍受、悲哀。他等不及要逃出这里。
他在街上走了很久。从尼尚塔石通往西西里区的几条街，是他和如梦小时候兴高采烈冲向城市电影院的路径，此刻，一旁的人行道上除了野狗翻捡垃圾筒外，完全是静悄悄的。关于这些狗，你写过多少故事?而我到头来又将会写下多少?似乎走了好久好久之后，他沿着清真寺后方的小路绕过了帖斯威奇耶广场，接着，如他所料，他的双脚带领他来到四十五分钟前耶拉陈尸的街角。但那儿没有半个人。尸体、警车、记者和群众全不见了。透过从裁缝车展示橱窗反射出来的霓虹灯光，卡利普看不出人行道上有任何耶拉陈尸过的痕迹。原本覆盖尸体的报纸，想必被细心地收拾干净了。车站前的一个警察，依旧手持机关枪巡逻。阿拉丁的店里，灯依旧亮着。
抵达“城市之心”公寓时，他感到少有的疲惫。耶拉的公寓，如此忠实地模拟着过去，看起来是那么奇异而熟悉，又令人心碎，就如同一个多年征战冒险后返乡的士兵眼中的老家。过去竟是那么遥远!虽然他才离开这里不到四个小时。往事如睡梦一般诱人。他像个愧疚而无辜的孩子，幻想着自己或许能梦见台灯下的报纸专栏、照片、谜、如梦，以及他所寻觅的什么东西，于是爬上耶拉的床，坠入梦乡。
醒来的时候，他以为是星期六早晨，但其实已经是中午了。今天不用上班或开庭。他连拖鞋也没穿，就跑到门边去拿已经塞进门缝的《民族日报》：耶拉·撒力克遇害身亡。头条大剌剌地横跨刊头上方。他们注销了一张尸体用报纸盖上前的照片。他们给了他一整个版面，并引述了总理与其他官员乃至社会名人的话。他们把卡利普所写的标题为“回家”的文章特别框起来，注明为“最后一篇专栏”，并放上一张耶拉的近照，照片拍得不错。根据异议人士的说法，枪击的动机是为了民主、言论自由、和平云云，都是那些人一有机会就喜欢提起的好理由。针对行凶者的搜捕行动已经展开。
穿着睡衣，他坐在满是纸张和剪报的书桌前，抽着烟，抽了很久很久。然而当门铃响起时，他却觉得自己前一个小时好像都在抽同一根烟。是佳美儿。她手里拿着钥匙站在原地，见鬼似的瞪着卡利普。一会儿后，她终于跨步进房，蹒跚地走向电话旁的安乐椅，才刚坐下来，她就放声痛哭。大家都以为卡利普也死了。这几天来大家担心他们担心得要命。她一看到早报的消息，就马上跑到荷蕾姑姑家去。半路上她看见阿拉丁商店的门口围了一群人，这时她才知道，稍早前的清晨，在店里面找到了如梦的尸体。似乎是阿拉丁早上开店的时候，发现如梦的尸体躺在洋娃娃中间，仿佛在熟睡。
读者啊，亲爱的读者，读到本书这里，请容许在我在把这些字句交给印刷工人之前，至少介入这么一次，我毕竟在前面是那么小心翼翼地试图把叙述者和主角区别开来，并且把报纸的专栏和描述情节的篇章划分清楚——花费了好一番工夫，你或许早已察觉到了——虽然效果不尽理想。有些书中的某几页文字，之所以会深深烙印在我们心底，让我们一辈子难以忘怀，并不是因为作者的技巧精湛，而是由于“故事似乎有生命”、“自己写出了自己的故事”。留在我们脑海中、内心深处或任何地方的这些篇章，对我们的意义并非某位艺术大师的惊世创作，而是温柔、感人、忧伤的片段，许多年后我们会依然牢记，就如同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高低起伏，或甚至是更超然的感动。所以，这么说吧，倘若我是个一流的文人，而非只是现在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专栏作家，我将能信心十足地预测，在我这部名为《如梦与卡利普》的作品中，这儿将会是令我敏感而聪慧的读者永难忘怀的一页。但我并没有多少把握；毕竟我是个实在的人，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才华，作品又有多少分量。因此，我想还是让读者你独自体会这一页。最好的方法或许是，干脆让我建议印刷厂把后面几页用油墨全部涂黑。如此一来，你或许能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创造出我的文字无法忠实传达的故事。如此一来，当我接续这里被打断的故事，叙述那场正在降临的黑色之梦时，我或许能描绘出它的墨黑色泽。我只是想提醒你，当我告诉你接下来的种种时，我的心里一片宁静，像个梦游者。所以，请你，把接下来的篇章，黑色的篇章，就看作是一个梦游者的日记吧。
佳美儿几乎是一路从阿拉丁商店跑到荷蕾姑姑家。屋里面每个人都在哭，大家都以为卡利普也死了。佳美儿最后终于泄露了耶拉的秘密：她告诉他们，耶拉这些年来一直躲藏在“城市之心”的顶楼公寓里，如梦和卡利普上个星期也待在那里。这再度让大家以为卡利普也和如梦一样死了。稍晚，当佳美儿回到“城市之心”公寓时，以斯梅告诉她：“上楼去看一看!”她拿着钥匙来到楼上，一股奇异的恐惧袭来，使她迟迟不敢开门，但随之而起的是一种或许卡利普还活着的预感。她穿着一件卡利普常看到她穿的开心果绿的裙子，系着一条脏围裙。一会儿，当卡利普来到荷蕾姑姑家时，他看见荷蕾姑姑穿着一件连衣群，布料的底色是同样的开心果绿，上头紫色的花朵绽放。这纯粹是巧合，还是暗示着整个世界就如记忆花园一般，神秘而魔幻?卡利普告诉母亲、父亲、梅里伯伯、苏珊伯母以及在场每一个含泪倾听的亲友，告诉他们他和如梦五天前就从伊兹密尔回来了，然后花了大半的时间在“城市之心”公寓里陪耶拉，有时候甚至在那儿过夜——耶拉好几年前买下了顶楼的公寓，但始终不让别人知道。他之所以躲起来，是因为有人恐吓他。
下午稍晚，面对着国家调查局的探员以及搜集证词的检察官，卡利普把同样的故事又讲了一遍，他提到电话中的声音，并且详尽地说明了一番。但他没有办法让面前的两个人——坐在那里，带着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态，听他说话——信服自己的故事。他感到无助，就好像一个甩不掉脑中的幻想、可又无法说服别人相信的人。他心中是一片漫长而深沉的寂静。
傍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置身于瓦西夫安静的房间里。或许因为这是屋里惟一没有哭泣声的房间，所以他依然能在这里看到往日痕迹，不曾受到任何侵扰，诉说着如今只属于过去的一个幸福家庭：因为“近亲结婚”而畸形的日本金鱼，在鱼缸里悠游。荷蕾姑姑的猫咪“煤炭”，趴在地毯边缘伸懒腰，一边心不在焉地打量着瓦西夫。坐在床角的瓦西夫正在检视手里的一叠纸张。那是悼念的电报，来自各地几千几百个人，上自总理，下至最卑微的读者。卡利普望着瓦西夫的脸上流露出讶异而嬉闹的神情，以前，当他挤在卡利普和如梦中间，坐在同样的床角，一起翻看旧剪报时，他也是这副表情。房间里光线昏暗，一如从前他们每次待在这里，等待奶奶——后来是荷蕾姑姑——为他们准备晚餐的时候。低瓦数的灯泡散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光芒，恰如其分地融入退色的旧家具和旧壁纸中，让卡利普联想起他与如梦共度的生命低潮，悲伤如同不治之症在他全身上下蔓延。那些痛苦与忧愁如今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卡利普请瓦西夫从床角起身。他关上灯，然后连衣服都没脱，就往床上一躺，像一个打算哭到睡着的孩子。他整整睡了十二个小时。
隔天，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举行的葬礼上，卡利普找到机会和总编辑谈了一会儿。他解释说耶拉其实还有好几箱尚未发表的作品，尽管上星期他只交了几篇新专栏，但事实上他的写作一直没有间断。他把下层抽屉里的几篇专栏草稿重新润饰了一番，又好玩地写了几篇他从未碰过的新题材。总编辑说，他当然愿意在耶拉的老版面上刊登这些文章。于是，卡利普的文学之路就这么铺好了，往后几年，他将在耶拉的空间里继续下去。群众出了帖斯威奇耶清真寺，走向尼尚塔石广场，灵车正停在那里。半路上，卡利普看到阿拉丁心不在焉地站在店门口旁观。他手里拿着一个洋娃娃，正准备用报纸包起来。
卡利普第一次梦见如梦与这个洋娃娃在一起，是在他把首批耶拉的新作送到《民族日报》编辑室的那天夜里。把耶拉的文章递交出去后，他听了一会众人的安慰和谋杀理论——这些人有朋友也有敌人，包括了老专栏作家涅撒提——最后走进耶拉的办公室，开始读过去五天来堆在桌上的报纸。报上充满了无数引人落泪和过度褒扬的讣闻，以及土耳其当代历史上类似的凶杀案件：这些文章倾向于把罪过推给亚美尼亚人、土耳其黑手党（卡利普忍不住想用绿笔改成“贝尤鲁帮派”）、共产党员、香烟走私贩、希腊人、基本教义派宗教分子、极右派、俄罗斯人、拿克胥教派。其中有一篇由一名年轻记者所写的文章，探讨凶手的“犯案手法”，引起了卡利普的注意。葬礼隔天刊登在《共和国报》上的这篇文章，简短而明白，但却运用了稍微夸张的叙述风格。其中的角色不是以姓名而是以身份来称呼，并用首字母大写标明出来。
著名专栏作家和他的妹妹，星期五晚上七点离开专栏作家的公寓，前往皇宫戏院。电影的片名叫做“回家”，于九点二十五分散场。专栏作家和妹妹——嫁给一位年轻律师（这是卡利普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被提起，就算只是附加说明）——也在散场后的人群中。过去十天来已成为伊斯坦布尔日常规律的风雪尽管平息了，但天气依然很冷。他们穿越总督路，从安洛克走到帖斯威奇耶大道。晚上九点三十五分，就在他们来到警察局正对面时，死亡尾随而至。凶手用的是一把配给退休军人的克勒克卡莱制手枪，极有可能原本瞄准名专栏作家，但意外地击倒了两人。或许是扳机卡住了，他所发射的五颗子弹有三颗击中了专栏作家，一颗打到妹妹，另一颗则射进了帖斯威奇耶清真寺的墙壁。由于有一颗子弹命中心脏，专栏作家当场死亡，另一颗子弹击碎了他放在外套左边口袋里的笔——所有的记者都针对这件巧合而大肆渲染——这也是为什么专栏作家的白衬衫上沾染的绿色墨水比鲜血还多。左肺严重受创的妹妹，从枪杀现场挣扎着走到对街的杂货店，无视位于相同距离的警察局。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好像自以为是一个握有关键录像带的侦探，一再重复播放同一段影片，一再描述妹妹是怎么样蹒跚走进阿拉丁的杂货店，而店主人又是如何没有看到她走进来，因为当时他躲在一棵高大的栗子树干后面，被挡住了视线。妹妹跨进店里，拖着缓慢的脚步，最后瘫倒在角落的一堆洋娃娃中。文章写到这里，卡利普开始觉得好像在描述闪光灯下的芭蕾舞剧。但接下来，影片猛然向前快转，变得荒谬无比：店主人原本正忙着在打烊时间拿下他挂在栗子树干上的报刊杂志，听见枪响，吓得躲到树后，没有注意到妹妹走进店里，手忙脚乱地拉下铁卷门逃离现场跑回家去。
尽管阿拉丁的店里灯亮了一整夜，然而在附近调查的警察或围观的群众却没有半个人想到要进去看看，没有半个人知道一位年轻女子正在里头痛苦死去。同样的情形，相关单位也感到不解，枪击案发生时，站在对面人行道上巡逻的警察竟没注意到现场有两个人，更别提会主动搜寻了。
凶手逃逸。有一位市民主动向有关单位提供线索，他说，就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久，他出门去阿拉丁的店里买乐透彩券，瞥见一个阴森恐怖的人影，穿着一身奇装异服，披着怪异的斗篷，像是从古装剧里走出来的人（“看起来有点像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回家后他便滔滔不绝地向太太和小姨子讲这件事，而那时他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枪击案。文章的最后，年轻的记者期盼这条最新的线索不会再度沦为玩忽职守和能力不足的牺牲品，就如同年轻女子隔天早晨被发现死在洋娃娃堆里。
那天夜里，卡利普梦见了如梦，置身于阿拉丁商店的洋娃娃堆之中。她没有死，而是在黑暗中与洋娃娃一齐轻柔地呼吸，眨眼，等待着卡利普。然而卡利普迟到了，他无论如何就是到不了那儿。他惟一能做的，只是站在“城市之心”公寓里，望着窗外，透过泪水，看着灯光从阿拉丁商店的窗户流泻出来，映在积雪的人行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