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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伊哈私奔到伊斯坦布尔十二年后，1994年3月的一个漆黑夜晚，麦夫鲁特叫卖钵扎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从上面悄无声息快速垂挂下来的篮子。
“卖钵扎的，卖钵扎的，两杯钵扎。”一个孩子的声音。
黑暗中篮子就像一个天使从天而降。麦夫鲁特如此惊讶，大概是因为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习惯，伊斯坦布尔人会把系着绳子的篮子从窗口放下，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东西。麦夫鲁特一下子想起了二十五年前，他还是一个中学生，跟爸爸一起卖酸奶和钵扎的日子。他往草篮里的搪瓷罐内倒了差不多一公斤钵扎，而不是楼上孩子要的两杯。他很得意，仿佛自己跟一个天使做了交流。最近几年，麦夫鲁特有时会思考或幻想一些宗教问题。
为了让读者准确地理解这个故事，不因为故事充满了怪异事件而使读者误以为故事本身也完全怪异，还是让我先来告诉世界各国和下一代土耳其读者，什么是钵扎，因为我估计二三十年后，他们可能会遗憾地忘记它。钵扎是一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传统亚洲饮料，这种浓稠的饮料气味香郁、呈深黄色、微含酒精。
钵扎在温暖的环境里会快速泛酸变质，因此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店家只在冬季出售钵扎。1923年共和国成立之时，伊斯坦布尔的钵扎店受到德国啤酒店的冲击全都关门歇业了。但这种传统饮料，由于有像麦夫鲁特这样的小贩，便从未在街头消失。20世纪50年代后，冬天的夜晚，在那些铺着鹅卵石的贫穷、破败的街道上，钵扎仅成了一路叫卖“钵扎”的小贩们的营生。他们的叫卖声，唤醒了我们对过去几个世纪、那些消逝的美好日子的记忆。
麦夫鲁特感到了趴在五楼窗口那些孩子的急切，他把草篮里的纸币放进兜里，把该找的零钱放在搪瓷罐旁，像儿时跟爸爸一起在街上叫卖那样，他轻轻地往下拽了一下篮子并放开，示意楼上的人可以收绳了。
草篮随即开始上升，篮子在寒风中来回摇摆，轻轻刮碰到楼下几层的窗台和雨水管，难为了楼上拽绳的孩子们。到达五楼时，草篮就像一只幸福的鸽子遇到了合适风速，在空中悬停了一瞬，随后宛如一个神秘、禁忌的物体，突然消失在黑暗里。麦夫鲁特继续往前走去。
他对着面前昏暗的街道喊道：“钵—扎”……“最好的钵—扎……”
用篮子购物是属于旧时的一种方式，那时公寓楼里还没有电梯和电动门控，伊斯坦布尔也没有许多高于五六层的建筑。在麦夫鲁特刚开始跟着父亲当街头小贩的日子里，也就是1969年的光景，不单单是晚上买钵扎、白天买酸奶，就连那些不愿意下楼、让杂货店伙计帮忙买东西的家庭主妇，都会以这种方式购物。他们把一个小铃铛拴在草篮的下面，这既可以让杂货店知道那些还没有电话的人家需要买东西，也可以让街头小贩发现楼上的顾客。当酸奶和钵扎被稳妥地放进草篮后，小贩便摇响草篮下的铃铛。麦夫鲁特总是享受地看着草篮被拽着渐渐升高。有时，篮子会在风中来回摇摆，刮碰到窗户、树杈、电线、电话线、楼间的晾衣绳，篮子下面就发出和谐悦耳的铃铛声。一些老顾客，会在草篮里放上赊账本，麦夫鲁特就在拉绳示意之前，在本子上记下那天赊了几公斤酸奶。文盲的父亲在儿子还没来帮他之前，会在本子上画线条来记账（一根竖线代表一公斤，半根竖线则半公斤），麦夫鲁特的父亲很骄傲地看着儿子在账本上写数字，或者为一些顾客做记录（带奶油的，星期一—星期五）。
但这些都是久远的记忆了。在这二十五年里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以至于这些最初的记忆，对于现在的麦夫鲁特来说仿佛神话一般。他刚来伊斯坦布尔时，城里几乎所有街道都是鹅卵石路面，而现在已全是柏油路了。那时城里绝大多数的房子都是带花园的三层洋房，而现在它们的大部分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层公寓楼，住在顶层的人们也已无法听见小贩的沿街叫卖了。收音机也被电视机取代了，钵扎小贩的叫卖声也被淹没在彻夜不休的电视噪音里。街上穿着灰蒙蒙衣服的沉默和沮丧的人们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聒噪、活跃、自负的人。每天都经历着其中的一点点变化，因此麦夫鲁特没有明显地发现这些巨变的程度，也没像某些人那样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变化而感到一丝悲哀。但他一直想去适应这些巨变，总是选择去那些自己受欢迎、被喜爱的街区。
比如，离他家最近、最热闹的贝伊奥卢！十五年前，20世纪70年代末，当贝伊奥卢的后街上那些破旧的娱乐场所、夜总会、半地下的妓院还开张时，麦夫鲁特可以在那些地方叫卖到半夜。即便是在深夜，很多人还会从麦夫鲁特那里买钵扎。他们有的是来自用煤炉取暖的地下室和夜总会的歌女兼吧女，还有这些女人的崇拜者，有的是从安纳托利亚过来购物后带着疲惫在夜总会请吧女喝酒的中年小胡子男人，或是热衷于接近夜总会女人的最后一拨伊斯坦布尔的可怜虫，以及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游客、招待员、保安、看门人。然而在最近十年里，就像这座城市里总在发生的那样，在变化魔鬼的神奇触摸下，所有这些生活模式全都消失了，人也都走掉了，那些唱奥斯曼和欧洲合璧的土风—欧风歌曲的娱乐场所也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吃炭烤羊肉串—阿达纳烤肉丸、喝拉克酒的喧闹场所。自娱自乐跳肚皮舞的年轻人对钵扎不感兴趣，所以麦夫鲁特再也不去独立大街一带了。
二十五年里的每个冬季，每晚八点半左右，电视里的晚间新闻结束时，他开始在位于塔尔拉巴什的出租屋里做出发前的准备。他穿上妻子为他织的咖啡色毛衣，戴上羊毛帽子，围上打动顾客的蓝色围裙，罐子里已装满妻子或女儿们加了糖和特殊香料调好味的钵扎，他拿起罐子掂一下（有时会说，“你们放少了，今晚很冷。”），穿上黑色外衣和家人告别。以前他会对两个年幼的女儿说，“别等我，你们先睡。”现在，见她们在看电视，有时他只说一句，“我不会太晚回来。”
出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装满钵扎的塑料罐连同挂钩一起绑到扁担的两头，把那根用了二十五年的橡木扁担放到肩膀靠脖后的位置，像一个战士上战场之前最后看一眼是否带了子弹那样，检查一下腰带和外衣内袋里是否放好了装着鹰嘴豆和肉桂粉的小袋子（有时他妻子、有时他的两个着急的女儿、有时是麦夫鲁特自己往手指大小的塑料袋里放鹰嘴豆和肉桂粉），然后开始他那永无止境的沿街叫卖。
“最好的钵扎……”
他很快就到了上面的街区，在塔克西姆转弯后，他一旦决定当天去哪里，就马上加快脚步朝那个方向走去。除了在一家咖啡店抽烟休息的半个小时，他一直在不停地叫卖。
购物篮像天使一样降落在他面前时是九点半，麦夫鲁特当时在潘尬尔特。十点半的光景，他来到居米什苏尤的后街，走到一条通向小清真寺的黑暗小街上，他发现了一群野狗，它们在几星期前也引起过他的注意。野狗们一般不骚扰街头小贩，所以麦夫鲁特在此前并不惧怕它们。然而此刻一种怪异的紧张让他的心跳加速，他慌乱了。他知道，一旦有人害怕，野狗就会立刻嗅到并袭击那个人。他要求自己去想别的事情。
他努力地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比如和女儿们边看电视边说笑、墓地里的柏树、过一会儿回家后和妻子聊天、先生阁下的“你们要保持内心纯净”的教诲、前些天梦见的天使。但这些都没能让他从心里赶走对野狗的恐惧。
“汪汪汪汪”一只狗号叫着向他逼近。
它身后的第二只狗也在慢慢地靠拢过来。黑暗中很难看清它们，因为它们全身土褐色。麦夫鲁特看见远处还有一只黑狗。
所有的狗，连同他没看清的第四只狗同时开始狂吠。麦夫鲁特陷入了儿时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只在他儿时的小贩生涯里出现过一两次。他也想不起来那些防狗用的经文和祷词，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但是狗群在继续冲他狂吠。
麦夫鲁特现在用眼睛寻找一扇可以逃遁的大门，一个可以藏身的门洞。他想到，卸下肩上的扁担是否可以当作棍子来用？
一扇窗户打开了。“走开！”一个人喊道，“嘿，放开卖钵扎的人……走开……走开……”
群狗瞬间往后退缩，随后停止狂吠静静地离开了。
麦夫鲁特很感激三楼窗户里的男人。
“卖钵扎的，不要怕。”站在窗口的男人说，“这些狗很卑鄙，谁怕了，它们马上就知道。明白吗？”
“谢谢。”麦夫鲁特说完准备继续上路。
“上来，让我们也从你这儿买点钵扎。”尽管麦夫鲁特不喜欢那人高高在上的样子，但他还是走到了门口。
公寓楼的门吱吱地被楼上的电动门控打开了。楼里满是煤气、油烟和油画颜料的气味。麦夫鲁特不急不慢地爬上三楼。他们没让他站在门口，而像旧时的好心人那样：
“进来卖钵扎的，你大概冻坏了吧。”
门口放着好几排鞋子。弯腰脱鞋时他想起，老朋友费尔哈特有一次说过，“伊斯坦布尔的公寓楼分三类”：1.你要在门口脱鞋，那是教徒的人家，他们会在家里做礼拜。2.你可以穿鞋进去，那是欧派富裕人家。3.两者皆有的混住的新建高层公寓楼。
这栋公寓楼位于富人区，在这里没人会把鞋脱下放在单元门口。但不知为什么，麦夫鲁特感觉自己好像就在一栋各类人家混住的又大又新的公寓楼里一样。不管是在中产阶级还是富裕人家，麦夫鲁特总会在单元门前恭敬地脱下鞋子，从不听从“卖钵扎的，你不用脱鞋”的劝告。
麦夫鲁特走进的单元房里有一股浓重的拉克酒味。他听到了一群人欢快的叽叽喳喳声，夜生活还没结束，他们就都已喝得酩酊大醉了。一张几乎占据了整个小客厅的餐桌旁，男男女女坐着六七个人，他们像所有人家一样把声音开的很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喝酒、嬉笑、聊天。
当他们发现麦夫鲁特走进厨房时，里面的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在厨房说：“卖钵扎的，给我们来点钵扎。”这不是麦夫鲁特在窗口看见的男人。“你有鹰嘴豆和肉桂粉吗？”
“有！”
麦夫鲁特知道，这样一来就没法问要几公斤了。
“你们几个人？”
“我们是几个人？”男人在厨房对着客厅讥笑着问道。桌上的人嬉笑着、争论着、开着玩笑，半天才把他们自己数清楚。
“卖钵扎的，如果很酸，我就不要了。”麦夫鲁特没看见的一个女人在里面喊道。
“我的钵扎是甜的。”麦夫鲁特大声回答道。
“那，我就不要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好的钵扎应该是酸的。”
他们之间开始了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