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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夫鲁特目睹了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见证了转变成血仇的争斗，但他并没能预料到一场像电影里那样的血腥战争正在朝两个山头逼近，因为遥遥相望地生活在两个山头上的人们之间，乍一看，并没有能够引发一场深刻、血腥冲突的差异：
·两个山头上的第一批一夜屋，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用煤渣砖、烂泥、白口铁混建起来的。住在里面的人，全都来自贫穷的安纳托利亚乡村。
·夜里睡觉时，两个山头上的男人，一半穿蓝条子睡衣（即便条子的粗细有所不同），另外一半从不穿睡衣，而是根据季节的变化，凑合着穿一件有袖或没袖的旧背心，再加一件衬衫、坎肩或者毛衣。
·生活在两个山头上百分之九十七的女人，就像她们的母亲在村里时那样，上街时都戴上头巾。她们全都出生在乡村，但是现在她们发现，在城里被称作“街道”的，是截然不同的一样东西。因此，即便在夏天，她们上街时，都会穿上一件褪色的藏蓝色，或者褪色的深棕色宽松风衣。
·住在两个山头上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把他们的家当作永久住所，而是衣锦还乡前寄居的避难所，或是为了等待必要时机搬进城里公寓楼之前的暂住地。
·无论生活在库尔泰佩，还是杜特泰佩，他们都会定期地梦见极为相似的人：
男孩：小学里的女老师
女孩：阿塔图尔克
成年男人：先知穆罕默德
成年女人：西方电影里不知姓名的、高个子男明星
老年男人：一个吃奶的天使
老年女人：带来好消息的年轻邮递员
做了这些梦之后，他们因得到了神的旨意而自豪，并且认为自己不同寻常，但他们极少和别人分享梦境。
·无论是库尔泰佩，还是杜特泰佩，都在1966年通了电，1970年通了自来水，1973年铺上了柏油路。因此两个山头之间没有因为时间差异而产生嫉妒。
·无论是库尔泰佩，还是杜特泰佩，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两户人家中的一家拥有了一台图像不很清晰的黑白电视机。（爸爸或儿子，每两天就要忙活着调试他们自制的天线。）播放足球赛、欧洲歌曲大奖赛、土耳其电影一类重要节目的时候，没有电视的人就去有电视的人家做客。在两个山头的人家里，都是女人为客人们端茶送水。
·两个山头的人都从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开的面包坊买面包。
·两个山头的人家里消费最多的五种食物依次是：1.分量不足的面包，2.西红柿（夏天和秋天），3.土豆，4.洋葱，5.橙子。
然而，有些人认为，这个统计就跟哈吉·哈米特的面包分量一样具有误导性。因为确定社会生活的重要指标，来自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二十年来，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基本的差异。
·杜特泰佩最显眼的地方是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盖起的清真寺。夏季炎炎烈日里，当阳光从上面的窗户倾泻而下时，清真寺里面凉爽宜人。人们想要感谢真主，因为它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也就这样控制了内心里的反叛情绪。库尔泰佩景色最美的地方，则伫立着麦夫鲁特刚来伊斯坦布尔时看见的锈迹斑斑的巨大输电塔和画在上面的骷髅头。
·百分之九十九的杜特泰佩人和库尔泰佩人，都在斋月里形式上把斋。然而，在库尔泰佩，斋月里真正把斋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七十。因为在库尔泰佩还生活着20世纪60年代末从宾格尔、通杰利、锡瓦斯、埃尔津詹周围过来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库尔泰佩的阿拉维派穆斯林也不去杜特泰佩的清真寺做礼拜。
·相对于杜特泰佩来说，库尔泰佩有很多库尔德人。然而包括库尔德人在内，谁都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用库尔德这个词，因此，这个信息，在两个山头上，作为人们的个人观点，暂时窝藏在他们脑海的某个角落里打盹，犹如仅仅在家里讲的一种语言。
·杜特泰佩入口处有一家名叫“家乡”的咖啡馆，一些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年轻人，坐在咖啡馆后排的一张桌上。他们的理想是，让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亚突厥人（撒马尔罕、塔什干、布哈拉等地）获得自由。为此，他们准备不惜一切，甚至去杀人。
库尔泰佩的入口处有一家叫“家园”的咖啡馆，一些自称为左派—社会主义者的年轻人，坐在咖啡馆后排的一张桌上。他们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像在苏联或者中国那样的自由社会。为此，他们准备不惜一切，甚至去死。
麦夫鲁特的高二，也是在留级一年后艰难通过的，因此他完全放弃了上课，甚至连考试的日子也不去学校。他爸爸对此也心知肚明，麦夫鲁特也甚至不再说“明天有考试！”做出复习功课的样子。
一天晚上，他想抽烟，便立刻去了费尔哈特家。后院里，他看见费尔哈特身旁的一个年轻人正在往一个桶里倒什么东西搅拌着。“这是烧碱。”费尔哈特说，“往里面倒一点面粉就变黏了。我们去贴海报，要不你也跟我们去。”他转身对那年轻人说，“麦夫鲁特是个好孩子，跟我们是一心的。阿里，他是麦夫鲁特。”
麦夫鲁特和个子高挑的阿里握了手。阿里给麦夫鲁特递了支香烟，是巴夫拉香烟。麦夫鲁特加入了他们。他相信自己是因为仗义才去做这件危险事情的。
在昏暗的小路上，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没被任何人发现。看见一处合适的地方，费尔哈特立刻停下来，放下手里的桶，用刷子把碱性的糨糊整齐地刷到一面墙上。与此同时，阿里从腋下抽出一张海报，熟练地快速打开并贴到粘湿的墙面上。阿里往墙上贴海报时，费尔哈特手里的刷子则快速地在海报的背面，特别是边角上划拉一下。
麦夫鲁特负责放哨。杜特泰佩下面街区里一对去别人家看完电视说笑着回家的夫妻，还有一个嚷嚷“我不要睡觉”的小男孩，（他们差点就撞到贴海报的人了，但没看见他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全都屏住了呼吸。
贴海报，类似晚上出去当小贩，都是在家里像巫师那样把一些液体和粉末搅拌在一起，然后走进黑暗的街道。只是小贩会发出噪音，摇铃叫卖，而贴海报的人则必须像夜晚一样静默。
为了不经过下面的咖啡馆、市场和哈吉·哈米特的面包坊，他们绕道而行。到达杜特泰佩后，费尔哈特开始轻声说话，麦夫鲁特则感觉自己是一个潜入敌人阵地的游击队员。这次费尔哈特放哨，麦夫鲁特提着水桶用刷子往墙上刷糨糊。开始下雨了，街道变得安静下来，麦夫鲁特闻到了一种怪异的死亡气息。
远处的一声枪响，回荡在山头间。三人停下脚步面面相觑。麦夫鲁特第一次仔细揣摩着念了海报上的字：杀害侯赛因·阿尔坎的凶手将得到清算TMLKHP-MLC。下面有镰刀铁锤和红旗组成的某种边饰。麦夫鲁特不知道侯赛因·阿尔坎是谁，但他知道，侯赛因、费尔哈特和阿里一样都是阿拉维派，他们愿意被称作左派。麦夫鲁特因为自己不是阿拉维派，既内疚，又有一种优越感。
雨越下越大，街道也愈加安静，狗吠也停止了。当他们在一个篷子下面避雨时，费尔哈特轻声告诉麦夫鲁特，两周前侯赛因·阿尔坎从咖啡馆回家时，被杜特泰佩的理想主义分子开枪打死了。
他们走进了麦夫鲁特伯父家的街道。这个家，自从来到伊斯坦布尔，麦夫鲁特已经去过上百次。在这个家里，他和苏莱曼、考尔库特还有姨妈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光。然而，此时用一个贴海报的愤怒左派的眼光看这个家时，他认同了爸爸的愤怒。他们一起盖起的这个房子，被伯父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阿克塔什一家人，堂而皇之地从他们的手上抢走了。
四周寂无一人。麦夫鲁特在房子后墙最显眼的地方，刷上很多糨糊，阿里贴上了两张海报。院里的狗熟悉麦夫鲁特的气味，摇摇尾巴，一声没响。他们在房子的后墙和侧墙上也都贴上了海报。
“够了，他们要看见了。”费尔哈特小声说道。他对麦夫鲁特的愤怒感到恐惧。做一件违禁的事情所获得的自由感，让麦夫鲁特忘乎所以。浓烈的烧碱灼烧着他的指尖和手背，他已被雨淋湿，但毫不在意。他们在空旷的街道上一路张贴海报，爬上了山腰。
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清真寺面向广场的墙上，写着大大的“禁止张贴海报”，而字的上面却张贴着肥皂和洗衣粉的广告、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协会的“神灵保佑突厥人”的海报，以及《古兰经》培训课的通告。麦夫鲁特兴致勃勃地在所有这些纸张上面刷了糨糊，没过多久，他们就用自己的海报把整面墙壁装饰一新了。天井里也空无一人，他们在天井的内墙上也贴上了海报。
他们听到一声巨响，那是门被风吹撞后发出的声响，但一开始他们以为是枪声，撒腿就跑。麦夫鲁特感到桶里晃出的糨糊溅到了身上，但他依然不停地奔跑。他们跑离了杜特泰佩，带着对恐惧的羞愧去了别的山头，一直干到把手上所有的海报贴完。大功告成时他们发现，手上某些地方被强碱烧得火辣辣的疼，已经开始渗血了。
苏莱曼：就像我哥说的那样，该死的阿拉维派在清真寺的墙上贴满了共产党的海报。其实阿拉维派是一些与人无害、安静、勤奋的人，但是库尔泰佩的一些冒险家，用共产党的钱来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首先想到的是争取乌拉尔他们从里泽带来的单身汉，想让他们加入共产主义和工会事业。当然，里泽的单身汉们来伊斯坦布尔是为了挣钱，而不是像他们那样做蠢事。他们无意成为西伯利亚劳动营里的俘虏。因此警觉的里泽人挫败了这些阿拉维派共产党的企图。乌拉尔他们向警察通报了库尔泰佩的共产党—阿拉维派人。便衣警察和土耳其国家情报局的人，开始来咖啡馆抽烟（像所有公务员那样，他们也抽新哈尔曼牌香烟），看电视。事情的背后则是，乌拉尔他们认为，阿拉维派库尔德人很多年前在杜特泰佩圈下的地皮是他们的，并且盖上了房子。杜特泰佩的那些老地皮、他们在库尔泰佩盖了房子的地皮，全都是他们的！是这样吗？我的兄弟，如果你没有地契，那就是区长说了算，明白吗？区长里泽人·日扎也站在我们这一边。原本如果占理，你的内心就是坦荡的，如果内心坦荡，你就不会半夜跑来我们的街上张贴共产党的宣传海报、在清真寺的墙上张贴无神论告示。
考尔库特：十二年前，我从村里来到爸爸身边时，杜特泰佩的一半以及其他山头几乎还全都是空的。那时，不仅像我们这些在伊斯坦布尔连睡觉地方都没有的人，就连在市中心有职业的人也跑来掠夺了我们这些山头上的地皮。主路上的那些药厂和灯泡厂，与日俱增的新厂房，需要免费的地皮给他们廉价使用的工人建造住处。因此，对于私自占有国家空地的行为，没人吱声。于是，圈下地皮就归你的消息立刻传开了，很多精明的人，包括市中心的公务员、教师，甚至店主，都跑来我们的山头圈地，指望有一天可以变现。没有官方的地契，怎么能拥有个人的地皮呢？你或者在国家视而不见的一个夜晚，在地皮上盖起房子住进去，或者持枪在那里守着，或是出钱雇人持枪守在那里。这还不够，你还要和他们交朋友，跟他们分享你的吃喝，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你看守地皮，不至于等到发放地契的那一天，有人说：“官员先生，其实这是我的地皮，我有证人。”这事做的最好的是我们的长者里泽人哈吉·哈米特·乌拉尔。他让自己从村里带来的单身汉在他的工地和面包坊里干活，给他们面包（其实面包也是他们烤的），还让他们像士兵那样守卫他的地皮和工地。其实，在城里把来自里泽农村的这些人立刻当成士兵使唤并非易事。为了培训这些来自农村的朋友，我们马上免费让他们成为协会和阿尔泰空手道和跆拳道馆的会员，让他们知道泛突厥主义的含义是什么、中亚在哪里、李小龙是谁、蓝带的意思是什么。为了不让这些在面包坊和工地上累得精疲力尽的孩子，成为贝伊奥卢夜总会的妓女和左派协会里莫斯科派的诱捕对象，我们带他们去梅吉迪耶柯伊的协会，让他们看适宜的家庭电影。对我们的事业坚信不疑、素质优良的这些年轻人，看到墙上被奴役的突厥人生活的中亚地图，都会热泪盈眶，我把他们吸收为我们的会员。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在梅吉迪耶柯伊的理想主义者组织和民族主义者军队，不仅从军事上，也在心智上壮大了起来，并开始向别的山头扩张。共产党很晚才反应过来，他们失去了对我们山头的控制。第一个明白过来的人，是狡猾的费尔哈特的爸爸，麦夫鲁特喜欢和他交朋友。这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家伙，为了能够占有圈下的地皮，立刻在那里盖起了一座房子，并举家从卡拉柯伊搬了过来。随后，为了保住他们在库尔泰佩圈下的地皮，他从宾格尔农村喊来了其他的库尔德阿拉维派同志。被杀的侯赛因·阿尔坎是他们村的人，但是谁杀了他，我不知道。惹是生非的一个共产党被杀后，他的朋友们首先游行、喊口号、贴海报，葬礼结束后则四处攻击、打砸。（因为满足了他们肆意破坏的需求，所以他们其实非常喜欢葬礼。）但是，随后当他们明白也会轮到自己时，就马上理智起来，要么逃离，要么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而我们的思想却这样慢慢地传播开来了。
费尔哈特：我们的烈士侯赛因大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爸爸把他从村里带来，让他住进了我们盖的一处房子。毫无疑问，是乌拉尔他们豢养的人半夜开枪击中了他的后颈。然而，警察调查到最后却指责我们。我知道，在乌拉尔他们的支持下，法西斯们近期会来袭击库尔泰佩，把我们一个个清除掉。但是我既不能跟麦夫鲁特透露（担心他很单纯地去告诉乌拉尔他们），也不能跟我们的人说。左翼阿拉维派年轻人当中的一半是莫斯科派，另一半是毛派。由于观点不同，他们经常相互打斗，因此即便我告诉他们将失去库尔泰佩也于事无补。很遗憾，对于我们的事业，我并不相信，尽管我应该相信。我的想法是日后经商创业，另外，我也渴望考上大学。但是，像多数阿拉维派那样，我是一个世俗的左派，我也非常厌恶杀害我们的理想主义分子和反左派组织。我们的人被杀害后，即便明明知道最终我们会失败，我还是会去参加葬礼，高喊口号挥舞拳头。我爸爸也意识到了这些危险，因此说：“要不我们卖了房子离开库尔泰佩吧？”然而所有人都是他带来的，故而他实际上也离不开这里。
考尔库特：我家的墙上被贴上了那么多海报，我知道干这事的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认识我们的人。两天后，穆斯塔法叔叔来我家，他说麦夫鲁特根本在家待不住，特别是一到晚上就消失，学校也不正经去。听他这么说，我就更加怀疑他了。穆斯塔法叔叔试探苏莱曼的口风，怀疑是否他们在一起不务正业。但我感觉，是那个叫费尔哈特的混蛋把麦夫鲁特引向了邪路。我叫苏莱曼两天后去把麦夫鲁特骗来我家吃晚饭，过来吃鸡。
萨菲耶姨妈：我的两个儿子，特别是苏莱曼，又想跟麦夫鲁特交朋友，又不停地欺负他。麦夫鲁特的爸爸，既没能正经地攒下钱去把村里的房子修好，也没能把库尔泰佩的那个单开间扩大。有时，我说我去一趟库尔泰佩，把他父子俩生活了多年的像个牲口棚的家整理一下，但我又怕去了会心碎。他爸爸执意把一家人留在村里，我可怜的孩子麦夫鲁特，小学毕业后就只能像个没娘的孩子那样独自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一生。刚来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年里，每当他想妈妈的时候就来找我。我把他搂在怀里，抚摸他亲吻他，说你真聪明。考尔库特和苏莱曼会吃醋，但我不在意。现在，他脸上的表情同样纯真，我还是想抱他亲他，我知道他也想这样，可他的个头跟骡子似的，满脸青春痘，当着考尔库特和苏莱曼的面他也害羞。我也不再问他的功课，因为看他那样子，我知道他一脑袋糨糊。他一到，我就把他拉进厨房，背着考尔库特和苏莱曼，亲了他的脸颊。“真好，长这么高了，不要因为个子高害羞，把背挺起来。”我说。“姨妈，不是因为我的个子，是因为挑酸奶，这个年纪我就驼背了，我也不想干了……”他说。吃饭的时候，他狼吞虎咽地吃鸡，我的心碎了。考尔库特说，共产党想用甜言蜜语拉拢一些善良、单纯的人。一听这话，麦夫鲁特就不出声了。“听我说豺狼们，你们为什么要去吓唬没娘的可怜孩子。”我在厨房里对考尔库特和苏莱曼说。
“妈妈，我们怀疑他，你别管！”考尔库特说。
“去你们的，你们找了一个无辜的人……麦夫鲁特哪里值得怀疑。他跟那些坏蛋一点关系也没有。”
“为了向我们证明你没和毛派的人搞到一起，麦夫鲁特今晚和我们一起出去写标语。”考尔库特回到餐桌时说，“是不是啊，麦夫鲁特？”
还是三个人，还是其中一人拎着一个大桶，不过桶里装的不是糨糊，而是墨水。每当他们来到一个合适的地点，考尔库特就开始用手里的刷子在他选好的地方写上一句标语。麦夫鲁特一边举着水桶给他送墨水，一边试图去猜测写到墙上的是什么标语。神灵保佑突厥人，这也是麦夫鲁特最喜欢，也是立刻学会的一个祈愿。他在城里的许多地方也看见过。他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既是一个美好的祈愿，也让麦夫鲁特想起了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提醒自己是世上突厥人大家庭的一员。而其他一些标语则带有一种威胁的口吻。当考尔库特写下杜特泰佩将是共产党的坟墓时，麦夫鲁特觉得这里所指的是费尔哈特和他的朋友们，他希望这些表述只停留在恐吓层面。
从放哨的苏莱曼的一句话里，（“家伙在我哥那里。”）麦夫鲁特还明白了他们带着枪。如果墙上的地方足够大，考尔库特有时还会在共产党前面加上不信真主的。很多时候，由于没调整好单词和字母的数量，有的字母被他写的又小又歪，而最让麦夫鲁特心烦的正是这种凌乱。（麦夫鲁特相信，在手推车的橱窗或是面包圈的盒子上，用歪斜的字母书写所售物品名称的小贩，日后不会有任何出息。）有一次，麦夫鲁特忍无可忍地提醒考尔库特说，一个K字母写得太大了。“你来写给我们看看！”考尔库特说着把刷子塞到了麦夫鲁特的手里。夜更深了，麦夫鲁特在割礼广告上、写有“倒垃圾的是驴子”的墙上、四天前他们张贴的毛派海报上，写上了“神灵保佑突厥人！”
仿佛进入一片黑暗、茂密的树林，他们穿梭在一夜屋、墙壁、院子、商店和狐疑的狗之间。每每写下一句“神灵保佑突厥人”，麦夫鲁特既感到夜的深沉，也感到文字其实是降落在无垠黑夜里的一个暗示、一个标志，而这个标志改变了整个街区。那个夜晚，不仅在杜特泰佩，在库尔泰佩和其他山头上，他发现了之前和费尔哈特、苏莱曼夜晚闲逛时，自己忽略的许多东西：标语和海报覆盖了街区饮水池的每个角落；在咖啡馆门前抽烟守候的人其实是持枪的警员；夜晚所有人都逃离了街道，仿佛他们都躲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犹如古老神话般纯净无际的夜晚，做突厥人比做穷人感觉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