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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得知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去了考尔库特的婚礼，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像从头到脚被浇了开水。现在我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上，随着大巴的摇晃，我的头不时撞到冰冷的车窗上：我在想，要是我从未去过伊斯坦布尔，要是我一步也没迈出过村子就好了。
1978年10月初，天气尚未转冷、钵扎开季前的一个晚上，麦夫鲁特走进家门，发现爸爸在黑暗里坐着。那时很多家都亮着灯，所以一开始他以为家里没人，随后便感到了害怕，以为家里进了小偷，但快速跳动的心脏提醒他，害怕是因为爸爸知道了他去婚礼的事情。出席婚礼的所有人—其实是整个村子—彼此都是亲戚，因此对爸爸隐瞒这样一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十之八九，因为爸爸现在知道麦夫鲁特明白这第二种情形—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爸爸会有所耳闻却还是去了婚礼—所以更加恼怒。
他们有两个月没有见面了。自从麦夫鲁特九年前来到伊斯坦布尔，父子俩还没分开过这么长时间。尽管爸爸总是喜怒无常，尽管父子之间的矛盾没完没了—或者完全由于这个原因—麦夫鲁特知道他们是朋友和同志，但他也发现自己厌倦了爸爸那惩罚性的沉默和愤怒的危机。
“你过来！”
麦夫鲁特走了过去。但爸爸没有像麦夫鲁特预料的那样扇他耳光，却指了指桌上。麦夫鲁特在昏暗中勉强看见了一沓二十马克的钞票。爸爸是怎么从床垫下面找到它们的？
“这些钱是谁给你的？”
“我挣的。”
“你怎么挣了这么多钱？”爸爸把攒下的钱存去银行，通货膨胀百分之八十的时候，银行却只给百分之三十三的利息，因此他的钱贬值了，但他固执地不接受贬值，也不愿意知道如何兑换外汇。
“钱不很多。”麦夫鲁特说，“一千六百八十马克。也有去年的钱，我卖酸奶攒的。”
“你还背着我藏钱？你在跟我撒谎吗？你干过非法的事吗？”
“我发誓……”
“你不也发誓说，‘我不会去参加婚礼，否则就亲吻你的遗体’吗？”
麦夫鲁特低下头，他感觉爸爸会给他一巴掌。“您别再打我了，我已经二十一岁了。”
“那又怎么样？”爸爸说着挥手朝麦夫鲁特打去。
麦夫鲁特抬起手肘护着脸，巴掌落到了他的胳膊和手肘上，而不是脸上。爸爸的手被打痛了，也被激怒了，他朝着麦夫鲁特的肩膀狠狠地打了两记重拳。“从我家里滚出去，没良心的！”他嚷道。
因为第二记重拳和由此感到的惊恐，麦夫鲁特往后趔趄了两步，仰面倒在了床上。像儿时那样，他在床上蜷缩成一团，背对爸爸，轻轻地颤抖着。爸爸以为他哭了，麦夫鲁特则继续保持着这个姿势。
麦夫鲁特想立刻拿起自己的衣物远走高飞，（他这么想象时，也盘算着爸爸会后悔地拉住他，）可又害怕自己走上一条不归路。即便要离家出走，也必须等到早上冷静地走，而不是现在满怀愤怒地离开。现在唯一给他希望的就是拉伊哈。他必须独自一人待着，必须思考如何给她写信。
麦夫鲁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估摸着，如果爬起来，可能会跟爸爸再次发生冲突。这样的一种冲突不是不可能，只是如果再挨耳光和拳头，那就不可能留在家里了。
他在床上听见，爸爸在单开间里来回走着，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又倒了一杯拉克酒，点燃了一支烟。他在这个家里度过的九年时间里—特别是上初中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听着爸爸在家里弄出来的这些声响，他的自言自语、他的呼吸、卖钵扎的冬日里无休止的咳嗽，甚至夜晚的呼噜，都让麦夫鲁特感到依靠和安宁。而现在，对于爸爸，他不再怀有同样的情愫。
他和衣睡着了。儿时，当爸爸把他打哭，或者上街叫卖疲惫不堪却还要做功课的时候，他喜欢在床上和衣而睡。
早上醒来时，他发现爸爸不在家里。他拿出回村时用的小行李箱，装了袜子、衬衫、剃须刀和剃须泡沫、睡衣、坎肩和拖鞋。他惊讶地发现，装完他要带走的所有东西后箱子还是半空的。他用旧报纸包起桌上的那沓马克，装进一个上面写着人生的塑料袋，塞进了箱子。走出家门时，他的心里没有恐惧和内疚，只有获得自由的感觉。
他直接去了加齐街区找费尔哈特。一年前的一个傍晚，与第一次去时相反，他打听了一两个人就轻易地找到了费尔哈特的家。费尔哈特和他的父母，在阿拉维派大屠杀几个月后，没怎么被敲竹杠就成功地把他们的房子卖给了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一个手下，搬去了加齐街区，那是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从伊斯坦布尔和全国各地迁徙过来聚居的一个街区。
费尔哈特：麦夫鲁特没能毕业，而我最终念完了高中。高考我没能考出好分数。来到这里以后，我在一家巧克力糖厂的停车场干了一段时间，我们家人在厂里的会计部门上班，但那里的一个奥尔杜流氓对我很不友好。我和街区里的朋友们在一个组织混了一段时间。我为什么要叫它“组织”，就像为了避嫌做广告而不写政党名称的报纸一样，它的名字叫TMLKHP-MLC。但那些人不适合我。尽管我明白他们不适合我，可出于对他们的敬重和恐惧，我仍然和他们混在一起，为此我感到内疚。麦夫鲁特带来一笔钱太好了。我俩都明白，就像库尔泰佩一样，加齐街区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地方。1978年12月，卡赫拉曼马拉什的阿拉维派街区被焚烧、抢劫，还有针对他们的屠杀，让加齐街区活跃起来，也带来了新的力量和政治化。我们觉得，如果服兵役之前在市中心，也就是卡拉柯伊和塔克西姆附近找个地方住下，那我们就可以打更多工、挣更多钱，我们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街上的人群中挣钱，而不用花费在路上和公交车上。
卡尔勒奥瓦餐馆，位于贝伊奥卢的塔尔拉巴什方向，是奈维扎代路后面的一家老旧的希腊人小酒馆。1964年的一个夜晚，店主和被总理伊斯梅特帕夏从伊斯坦布尔赶走的其他希腊人一起离开了城市，一个名叫卡德里·卡尔勒奥瓦人的宾格尔招待员接手了小酒馆。十五年来，他中午为附近的裁缝和金器店里的人、贝伊奥卢的小手艺人提供烧煮食物，晚上给来喝酒的人和去看电影的中产阶级酒鬼提供拉克酒和开胃小吃，只不过餐馆濒临倒闭。导致关门危机的原因，不仅是影院里放映的让中产阶级人群远离贝伊奥卢的色情电影，以及街上的政治恐怖；还有就是，脾气暴躁、吝啬的老板，认定一个未成年的洗碗工从厨房偷了东西，一个中年招待员为了维护那个孩子提高了嗓门，因此老板决定开除他们俩。随后，对工作不满的四个员工为表示声援也结账离开了餐馆。从麦夫鲁特爸爸那里买酸奶的这个阿拉维派库尔德人老板，同时也是费尔哈特家的熟人。因此两个小伙伴决定，服兵役之前帮助衰老疲惫的老板重振餐馆。这对他们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好机会。
他们搬进了餐馆老板给未成年洗碗工、传菜员和年轻服务员居住的一个老旧单元房。由于员工的离开，那套房子几乎全都搬空了。位于塔尔拉巴什的这栋三层小楼的希腊建筑，八十年前其实是为一家人居住设计的。但在1955年9月6—7日发生的“九六七事件”中，由于周围的东正教教堂被焚，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商店遭洗劫，这栋小楼也和整个街区一起掉了身价，楼内被石膏墙分割成了几个小单元房。持有房契的真正房东在雅典生活，也难以轻易来伊斯坦布尔，于是房租就由一个叙尔梅内人代收，而麦夫鲁特一次也没见过这个人。
单元房带双层床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两个念完小学的马尔丁小孩，一个十四岁，另一个十六岁，都是餐馆里的洗碗工。麦夫鲁特和费尔哈特搬出其他房间里的双层床，用他们从四周找到的东西，按照自己的喜好各自布置了一个房间。这是麦夫鲁特离家出走后，也是他将独自生活的第一个房间。他从楚库尔主麻的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一个破旧的茶几，经得老板同意从餐馆搬来了一把椅子。餐馆夜里十二点关门之后，有时他们和洗碗工一起弄些下酒菜（奶酪、可乐、鹰嘴豆、冰块，还有很多香烟），说笑着喝上两三个小时。他们从洗碗工那里得知，之前餐馆里的那场风波并不是因为洗碗工的偷窃行为而起，而是老板和洗碗工小孩之间关系的败露，引发了单元房里睡双层床的服务员们的愤怒和反对。他们让洗碗工把这个故事又重新讲了一两遍，这为他们偷偷嫉恨年老的宾格尔老板提供了一个良好开端。
两个马尔丁孩子的梦想则是卖贻贝塞饭。在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土耳其，所有做贻贝塞饭的都是马尔丁人。他们不断重复地说，尽管马尔丁不靠海，但马尔丁人攫取了贻贝塞饭的营生，而这得益于他们的精明和智慧。
当费尔哈特对那两个孩子的马尔丁民族主义情结感到厌烦时，他说：“那有什么伙计，伊斯坦布尔卖面包圈的全是托卡特人，但我还没听到有人说，这足以证明托卡特人的精明！”“贻贝塞饭和面包圈不是一回事。”孩子们反驳道，“所有开面包坊的都是里泽人，他们也为此炫耀。”麦夫鲁特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两个念完小学就来伊斯坦布尔打工的孩子比麦夫鲁特小七八岁，他们嬉闹、活泼的样子，他们津津乐道讲述的关于老板和其他服务员的离奇故事和传闻，影响了麦夫鲁特，很多时候，他发自内心地相信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关于街道、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事情。
记者杰拉尔·萨利克之所以可以如此强烈地抨击国家，其背后是美苏之争，以及《国民报》的老板是犹太人。阿迦清真寺的角落里，向孩子们卖肥皂泡的肥胖男人，当然是便衣警察，全伊斯坦布尔人都知道他发明的“飞舞的气球”一说，然而他真正的任务是，为对面街道角落里的两名便衣警察做掩护，他们一个擦皮鞋，另一个卖阿尔巴尼亚炸羊肝。皇宫电影院旁边的苏丹牛奶布丁店里，顾客吃剩的鸡汤和鸡肉盖浇饭，被服务员收回厨房后不会扔掉，而是放在铝盆里再煮开和用热水浸烫清洗，随后又被烧成汤，做成盖浇饭的浇头或者鸡胸肉泥牛奶布丁，端给顾客。叙尔梅内人团伙掌控着逃往雅典的希腊人的老房子，他们把多数房子租给经营妓院的人，而这背后则是，妓院老板和贝伊奥卢警察局之间的良好关系。为了镇压这些日子开始的民众反抗，美国中央情报局即将用专机把阿亚图拉·霍梅尼送回德黑兰。近期将会发生军事政变，第一军司令塔亚尔帕夏将被宣布为总统。
“你们就吹牛吧。”有一次费尔哈特说。
“没有吹牛，大哥，第一军司令去色拉塞尔维莱尔大街66号的妓院时，正好我们的一个马尔丁同乡也在那里，所以我才知道的。”
“我们那大名鼎鼎的塔亚尔帕夏是伊斯坦布尔驻军司令，他为什么还要去妓院？皮条客会把他要的最好的那类女人送上门的。”
“大哥，那一定是帕夏怕老婆，我们马尔丁的朋友在66号亲眼看见了帕夏……你不信，你看不起马尔丁人，但是如果你去了马尔丁，呼吸了那里的空气，喝了那里的水，成了我们的客人，你就再也不愿意离开马尔丁了。”
“既然马尔丁是个那么好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还要大老远地跑来伊斯坦布尔？”有时费尔哈特会生气地问道，两个洗碗工则像听笑话一样笑起来。
“其实我们跟你是同村的。我们根本没去马尔丁直接来到了伊斯坦布尔。”那天晚上其中一个洗碗工严肃地说，“在伊斯坦布尔，除了马尔丁人，没有人帮我们……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表示感激。”
有时费尔哈特会责备这两个可爱的洗碗工，“你们既是库尔德人，又没有任何社会意识，快走，回你们的屋睡觉去。”两个孩子便乖乖地离开。
费尔哈特：如果你们在认真地看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人们不会轻易地跟麦夫鲁特生气，但我对他生气了。有一天，他爸爸来了餐馆，麦夫鲁特正好不在。我询问后，穆斯塔法说麦夫鲁特去了考尔库特的婚礼。乌拉尔他们的手上沾了那么多年轻人的血，而麦夫鲁特依然还去接近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以为自己不会轻易消气。我不想在餐馆当着服务员和顾客的面跟他吵架，所以不等他来我就跑回了家。到家后，一看见麦夫鲁特满脸单纯的表情，我的气就消了一半。“听说你在婚礼上往考尔库特身上别了钱。”我说。
“我明白了，我爸去餐馆了。”麦夫鲁特抬起头说，他正在加工晚上要去叫卖的钵扎。“我们的老人家看起来伤心吗？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去了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