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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拉伊哈跟她丈夫说，和乌拉尔他们亲近的一个特拉布宗人餐馆老板，打算雇佣一个像麦夫鲁特那样的人。麦夫鲁特羞愧地意识到，他们的窘迫依然成了阿克塔什一家人餐桌上的话题。
拉伊哈：“他们在找一个像你这样既诚实，又了解餐馆和饭菜的人，这种时候在伊斯坦布尔找这么一个人不容易。”我对麦夫鲁特说，“谈工资的时候千万别让人亏待你，你也得为女儿们着想。”我又补了一句，因为在麦夫鲁特开始当经理的日子里，法特玛也要上小学了。我和麦夫鲁特一起去参加了开学典礼。皮亚莱帕夏小学在卡瑟姆帕夏，他们安排我们站在校园的墙边上。校长说，这个学校的楼房，曾经是一个帕夏的宅邸，四百五十年前帕夏在地中海从法国和意大利人手里攻取了岛屿，帕夏单枪匹马去袭击一艘敌船时消失了，正当大家以为他被俘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人把敌船缴获了。但学生们都没在听，他们要么窃窃私语，要么因为害怕不知会发生什么事而紧靠在父母身边。法特玛和其他学生手牵手走进学校时胆怯地哭了起来。我们一直在她身后招手，直到她消失在楼里。那是一个阴凉的日子。回去的上坡路上，我看见了麦夫鲁特眼里的泪水和铅灰色的云层。没回家，他就直接去快餐店当“经理”了。只有那天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卡瑟姆帕夏，在校门口接法特玛回家。她的小脑瓜一直想着老师的小胡子和教室的窗户。以后的日子里，她便和街区里的其他女孩一起自己来去学校了。
拉伊哈带着怜爱和嘲讽说的“经理”一词，不是从麦夫鲁特那里，而是最先从快餐店的店主特拉布宗人塔赫辛·老板嘴里说出来的。其实，就像老板称呼小快餐店里的三个雇工（因为雇工不是一个好词）“员工”那样，他也希望员工们不要叫自己“老板”，而叫他“船长”，这样更适合一个黑海人的身份。但这个愿望的唯一结果却是，快餐店里的员工们更多地叫他“老板”。
麦夫鲁特不久便明白了，由于老板对员工的不信任，自己才有了这个工作机会。塔赫辛·老板每晚在家和家人吃完晚饭后来到店里，从他称之为“我的经理”的人那里接管收银机。最后两小时他自己看着收银机，自己关店门。和独立大街上24小时营业的拥挤、忙碌的快餐店相反，在小巷深处的宾博快餐店，一到夜里，就只有迷路、醉酒和寻找烟酒的人才会经过那里。
麦夫鲁特的任务是，每天早上十点到店里坐上收银台，照看钱账，监督店里的正常运行，直到晚上七点半或八点。尽管宾博是远离主街的一家窄小的快餐店，生意却并不差。顾客主要是些在小巷里工作的人，比如照相馆、广告公司、夜总会和便宜餐馆的员工，还有刚好路过的人。但庸人自扰的老板总是怀疑员工在以某种方式欺骗自己。
麦夫鲁特不久后觉得，老板的不安里，有比富人觉得为他们服务的穷人总在捣鬼的想法更加真实的一面。老板让麦夫鲁特注意的最为普遍的作弊方式就是，员工们用同样数量的面包、奶酪、肉馅、酸黄瓜、香肠、番茄酱，做出比区政府允许的和老板预计的还要多的三明治，并把其中的差价装入自己的腰包。塔赫辛·船长自豪地告诉麦夫鲁特，他对这种作弊行为所采取的一项措施：给宾博快餐店提供三明治和汉堡面包的泰风·面包坊的里泽人老板，每天打电话给船长，详细告诉他那天的供货数量，这样就阻止了员工偷奶酪多做三明治，或者偷肉馅多做汉堡。员工们也可能用橙汁、石榴汁、苹果汁来做手脚，而老板又没有一个可以让杯子数量固定的朋友，因此经理麦夫鲁特必须睁大眼睛盯着。
真正需要麦夫鲁特注意的是，五年前作为一大创新开始在整座城市使用的收银机。没有收银机打出的小票就不能做任何一笔生意。船长认为，不管员工们偷了多少奶酪，也不管他们在柜台下面往橙汁里加了多少糖水，最终只要在收银机上打出小票，那他就绝对不可能被欺骗。为了防止不打小票，船长不时派一个谁都不认识的朋友去店里。快餐店的秘密督察买了一点东西吃后，就像大家在伊斯坦布尔习惯的那样，说“我不要小票”而要求打折。收银台上的经理如果不给小票，那么他把钱私藏腰包的事情就会败露，于是就跟之前的经理一样，马上就会被开除。
麦夫鲁特不把他的“员工”，看作是找机会欺骗特拉布宗老板的机会主义分子。在他的眼里，大家都是同舟共济的善良雇员。他总是对他们笑脸相迎，赞不绝口。他真诚地说：“你把吐司面包烤得像石榴一样红，真棒。”或者，“真了不起，转烤肉很酥脆。”如果快餐店那天生意好，营业额高的话，晚上给老板交账时，麦夫鲁特就像一个向上尉喊报告的士兵那样由衷地感到自豪。
每晚把快餐店交给老板后，麦夫鲁特就一溜烟地跑回家，一边慢慢地喝拉伊哈放在他面前的一碗小豆汤或是酸奶蔬菜汤，一边用余光瞄着电视，他在店里一整天也是这么看电视的。员工在快餐店可以随便吃吐司和烤肉三明治，因此麦夫鲁特不会饿着肚子回家，也不会太看重家里的饭菜。他边喝汤，边兴致勃勃地看法特玛的教科书，看她用纤小漂亮的字体写在白纸（麦夫鲁特上学时，作业本的纸张是黄色的草浆纸）作业本上的字母、数字和句子。还是像往常那样，每晚新闻一结束，他就出去叫卖钵扎，直到十一点或十一点半才回家。
有了当经理的收入，他既不用强迫自己“让我再多卖一点钵扎”，也不用为了在金角湾对岸的老街区里寻找新顾客，而去野狗冲他龇牙咧嘴狂吠的偏僻小巷。夏天的一个夜晚，他曾推着冰激凌车去拜访过先生阁下和他的学生们。他从他们那里拿来一个上面放着细腰茶杯的托盘，在下面的冰激凌车上，往杯里装上冰激凌后，只要感到聊天的需求，就跑上去敲门。天冷后他又借口送钵扎继续了这样的拜访。为了强调他的拜访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交谈，每三次拜访中有一次他都不收冰激凌或钵扎的钱。另外一个访客将此形容为“送给托钵僧修道院的礼物”，先生阁下的讲话被称作“交谈”。
距第一次拜访近一年后，麦夫鲁特才知道，为教学生旧体字和书法而开设私教课的先生阁下的家，同时也是一小群仰慕他的穆斯林聚集的一个托钵僧修道院。他那么晚才搞清楚的原因，一是进出单元房的人全都保守秘密，并且悄无声息；二是他自己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他很喜欢待在那里，即便每周四先生阁下只给他五六分钟时间来倾听他的烦恼并和他交谈，他也心满意足了，因此他回避一切可能破坏这种幸福的事情。麦夫鲁特从一个访客那里得知，先生阁下和所有找上门的人交谈，他长期举办一个由二十五到三十人参加的“周二交谈”，那人邀请了麦夫鲁特，但他没去。
当他陷入招惹上一件违法事情的恐惧时，“如果他们是干坏事的坏人，怎么还会在墙上挂巨幅的阿塔图尔克画像呢！”有时他就这么想着来安慰自己。但不久他就明白了，墙上的阿塔图尔克画像，就像高中时他和费尔哈特经常出入的共产党机关入口处的戴黑毡帽的阿塔图尔克画像一样，挂在那里，是为了哪天赶上警察突袭，能够说，“搞错了吧，我们热爱阿塔图尔克！”唯一不同的是，尽管共产党人对阿塔图尔克坚信不疑，却不停地对他说三道四（麦夫鲁特非常厌恶这些丑恶的言论）；教徒们尽管根本不相信阿塔图尔克，却从来不发表对他不利的言论。麦夫鲁特选择后者，也不被一些大学生粗野刻薄的言论所蒙骗。他们说：“阿塔图尔克推行的西化文字改革，终结了我们拥有五百年历史的书法艺术。”
麦夫鲁特觉得那些大学生不够严肃，为了引起先生阁下的注意、赢得他的好感，他们溜须拍马，但一走出那个房间就开始说长道短和谈论电视节目。麦夫鲁特没在那里的任何一个房间里看见电视，他也将此看作是一个证据，证明那里在做一些国家不喜欢的危险事情，有时他感到害怕。哪天又发生军事政变，共产党人、库尔德人和教徒们被逮捕时，进出修道院的人可能也会遇到麻烦。但是，先生阁下一次也没跟他说过任何能够被看作是政治宣传或是暗示的话语。
拉伊哈：麦夫鲁特当上经理、法特玛上学后，我有更多时间做手工活了。我做手工活，不用再带着如何挨到月底的焦虑，而是因为我想做，也喜欢挣一点小钱。有时他们给我们一页杂志、一张图片，告诉我们窗帘的哪个角落要绣什么……有时他们只说，“你们自己决定。”碰到这种情况，有时我嘴里嘟囔着“我做什么，绣什么呢”，可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傻傻地看着窗帘的一角。有时，我的脑海里会闪现出刺绣、标记、花朵、六边形的云朵、在田野里奔跑的羚羊。那时，窗帘、枕套、被套、桌布、口布，无论我找到什么，我就在上面不停地绣。
“停一停，拉伊哈，喘口气，你又太投入了。”有时雷伊罕大姐说。
每周两三次，下午两三点，拉伊哈牵着法特玛和菲夫齐耶的手，带她们去爸爸当经理的快餐店。两个女儿，除了麦夫鲁特回家当作晚饭喝汤的一个小时，几乎一整天都见不到他。早上法特玛去上学时，麦夫鲁特还没醒，夜里十一点半或十二点他回到家时，女儿们早已睡着了。其实法特玛和菲夫齐耶都希望更多地去快餐店，但爸爸绝对禁止她们独自过去，即便妈妈带她们去，也要求她们一刻也不许松开妈妈的手。其实，麦夫鲁特也禁止拉伊哈去贝伊奥卢，特别是独立大街：在独立大街上跑着穿过马路时，不仅拉伊哈，两个女儿也都觉得，她们躲避的不仅是车流，还有贝伊奥卢街上的男人。
拉伊哈：顺便让我来说一下：麦夫鲁特当快餐店经理的五年时间里，晚上我不只给他做汤，我还经常为他做放了很多香菜和辣椒的西红柿炒鸡蛋、炸薯条、春卷、加了很多辣椒和胡萝卜的煮干芸豆。你们也知道麦夫鲁特喜欢吃烤鸡和土豆。因为他也不卖饭了，每月我就去给我们优惠的鸡店老板·哈姆迪那里，为麦夫鲁特和女儿们买一只鸡。
拉伊哈和女儿们每周两三次去宾博快餐店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女儿可以在那里吃夹奶酪和蒜肠的吐司，夹转烤肉的三明治，喝阿伊兰和橙汁。他们却很少在家里说起这些。
麦夫鲁特做经理的头几个月里，拉伊哈每次去都会说，“我们路过顺便来看看！”“做得好。”有时快餐店里的一个员工说。经过头几次拜访以后，雇员也不再多问就为两个女孩加热、准备她们喜欢吃的东西，放到她们面前。拉伊哈则从来什么也不吃，对于雇员们热情地为她准备的奶酪吐司、烤肉三明治一类的东西，她总是说刚在家里吃过而婉言拒绝。麦夫鲁特为妻子的这种质朴感到自豪，却不会像员工们希望的那样说，“我唯一的爱人就是好。”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在他发现宾博的员工耍花招欺骗特拉布宗老板塔赫辛·船长的那些日子里，女儿们免费吃的那些烤肉三明治，开始让麦夫鲁特的良心感到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