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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14日夜，在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安纳托利亚堡垒前面，一艘向南行驶的黎巴嫩货船，和一艘满载玉米驶向黑海的菲律宾货船相撞沉没，五名船员溺亡。第二天，周五早上麦夫鲁特和宾博快餐店员工一起看电视时得知，沉没的黎巴嫩货船上有两万只羊。
伊斯坦布尔人在早上看见被冲上岸边的羊，才得知事故消息。海峡的各个码头，如梅利堡垒、坎迪里、库莱利军事高中、贝贝克、瓦尼柯伊、阿纳乌特柯伊的岸边全是羊。一些羊活着到达岸边，它们穿过还没被烧毁的老宅邸船库、取代渔民咖啡馆的现代餐馆码头、冬天小船停靠的宅邸花园，走上城市的街道。它们疲惫且愤怒。其中一些，变成泥土色的乳白色皮毛上沾满了墨绿色的油污，它们步履蹒跚，纤细的腿上裹着一层铁锈色、钵扎般黏稠的液体，眼睛里则满含深切的悔恨。在宾博快餐店里，麦夫鲁特有那么一瞬间入迷地看了一眼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的羊眼，也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感到了悔恨。
一些羊，被那些后半夜得知事故消息后划着小船前去救援的伊斯坦布尔人解救，便有了新的主人，而多数则没等到天亮就丧生了。海峡岸边的路上、宅邸的码头、花园、茶馆，满是淹死的羊尸体。那些淹死的羊，在麦夫鲁特和很多伊斯坦布尔人的心里，唤起了跑去救助的愿望。
麦夫鲁特听到了很多关于此事的新闻和传言，比如，进入城市街道的一些羊，荒唐地袭击了路人，站立着死去；它们闯进了清真寺天井、名人墓地和陵园；这场事故预示着将在2000年到来的世界末日；验证了被枪杀的已故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的预言。在宾博的那些年里，麦夫鲁特看电视时经常想起那些羊的悲惨命运。渔民每天都会发现羊的尸体缠绕在渔网上，由于在海水里长时间浸泡，尸体像气球那样鼓胀变大，渔民们面对这些羊尸感到了不祥的预兆。麦夫鲁特也和渔民一样觉得，这些羊预示着一件更深刻的事件。
有人宣称，两万只羊的大多数还滞留在沉没的船体货舱里，它们都还活着，等待救援。这种说法不仅扩大了事态，还都成了全体市民的梦魇。麦夫鲁特认真关注了对潜水员的采访，但他始终无法想象在货船肚子里、那个漆黑的地方，羊如何能够生存。那里是漆黑一片，充满恶臭吗？还是一个犹如睡梦般的世界？由羊的境遇他想到了葬身鱼腹的先知尤努斯。被困在黑暗腹地的羊有罪吗？那里离天堂更近，还是离地狱更近？真主为了不让先知易卜拉辛杀死自己的儿子，送给了他一头羊。那么它送两万只羊到伊斯坦布尔是为了什么？
麦夫鲁特的家里难得有牛羊肉。他也有一阵子没吃烤肉三明治了，但这种对肉食的抵触，并没有上升到道德水平，而只是留在他心里的一个秘密。这种抵触，在宾博的酥脆转烤肉没卖完、让员工分享的一天，即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感觉，时间如流水转瞬即逝，在他努力关注宾博快餐店里的鬼把戏时，自己也在老去，慢慢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经理的第三年，1993年冬天，麦夫鲁特已经确信，自己不可能向老板告发作弊的员工。有一两次，他试着向先生阁下倾诉在这个问题上的道德责任，却并没能得到一个缓解他不安的答案。
一些员工由于服兵役、跳槽、纷争等原因离开了，而这也搅乱了麦夫鲁特的头脑。因为其实，尽管所有这些变化，欺诈依然继续决绝地肆无忌惮地噬咬着麦夫鲁特的良知。
麦夫鲁特应该向老板告发的人是穆哈雷姆，员工们之间称呼他“胖子”，也就是骗局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胖子”，其实是独立大街上的烤肉和三明治快餐店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英雄形象沦落进小巷后的状态，他同时也是宾博快餐店的橱窗、脸面和标志。他掌管橱窗里的小转烤机。（也就是烤好了转一下，注意不要烤焦，把烤好的肉切下来。）他拿着长长的烤肉切刀，就像卖马拉什冰激凌的人那样，做一些能够吸引路人，特别是游客的夸张动作。麦夫鲁特讨厌这些，更何况，根本就没有游客经过这条小巷。
有时麦夫鲁特觉得，胖子·穆哈雷姆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遗余力，是因为他需要向自己和大家隐瞒他是诈骗团伙首领的事实。然而，麦夫鲁特在小贩生涯里很少遇到欺诈后良心不安的人，因此有时他也会得出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胖子·穆哈雷姆神不知鬼不觉地欺骗了老板，但他未必觉得这是一种道德犯罪、一件羞耻的事情。在记者乌乌尔·穆姆居被汽车炸弹炸死、政治氛围浓厚的日子里，得知麦夫鲁特觉察了骗局后，“胖子”解释说，老板既不给足够的薪水，还没有人性地不给上保险，他们这么做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又不打扰老板。麦夫鲁特被这种有力的左派政治陈述打动了，并对“胖子”肃然起敬。即便是骗子，麦夫鲁特也不会向老板、警察、国家告发他。
7月，教徒们在锡瓦斯袭击了阿拉维派人，并在马德马克酒店纵火烧死了包括作家和诗人在内的三十五人。麦夫鲁特又想念起年轻时的朋友，就像高中时那样，他想和费尔哈特谈论政治、痛骂坏人。他从拉伊哈那里听说，费尔哈特进区政府做了电费收缴员，电力公司私有化后，他脱离区政府的编制，成功转变为私人公司的职员，突然开始大把挣钱。一方面他不愿意相信费尔哈特挣了很多钱；满怀嫉妒相信的时候，他又鄙视费尔哈特，因为他知道转瞬间来的大钱只能通过不齿行为（就像宾博里的那样）和欺诈才可能获得。麦夫鲁特见过很多年轻时佯装追求共产主义，而结婚后却成为资本家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比共产党人还要自以为是。
到了秋天，瓦希特开始接近麦夫鲁特，带着半抱怨半威胁的口吻告诉了他很多事情：他没有过错，麦夫鲁特不该向老板告发他。告发的话，瓦希特也会告发麦夫鲁特。那些天电视里在不断播放波黑的莫斯塔尔古桥被炸的画面。瓦希特明确地说完最后那句话后，就像看见古桥被炸的惊心动魄画面时所做的那样，他用一个眼神告诉麦夫鲁特，“生活就是这样的！”瓦希特想结婚，因此他需要钱。而且，不仅是老板，“胖子”和其他几个人也都在剥削他，因为他在骗局里只拿到很少的份额。甚至其实老板就是“胖子”，他是一个比特拉布宗人船长更坏的人。如果他们不给瓦希特应得的份额，他就会去向老板告发“胖子”。
麦夫鲁特对这些新信息大为震惊。瓦希特其实是在麦夫鲁特的软肋上，也就是他和乌拉尔他们那层关系上威胁他。老板为了让员工感到他的新经理麦夫鲁特是一个不会被收买的人，并以此来威慑他们而做的那些夸张行为，现在适得其反，被瓦希特利用了。一些夜晚，老板接手收银台时，会对其他员工夸赞麦夫鲁特。他说，科尼亚人麦夫鲁特是一个诚实、品行端正、可敬的人，他身上有安纳托利亚人的质朴和真诚。老板好像自己是伊斯坦布尔第一个发现安纳托利亚人特质的人，夸夸其谈。他还说，这些安纳托利亚人一旦爱上你、信任你，就会为你去死。
老板说，乌拉尔他们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老板想借此来告诉员工，完全由于这个原因，也就是说麦夫鲁特是乌拉尔的人，所以决不会骗人，对于那些胆敢欺诈的人，他会和乌拉尔他们一起去严惩。从他的表述里可以看出，瓦希特相信了宾博快餐店的真正主人是黑海人乌拉尔，不仅仅是麦夫鲁特，特拉布宗人老板也是他们的工具。在小贩生涯里，麦夫鲁特发现，他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成千上万人中的大多数，全都相信每件事、每个争斗的背后都有另外一个人，因此他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感到奇怪。
2月，一个寒冷的早上，女儿们上学后，麦夫鲁特睡了个懒觉，比往常晚到了二十分钟。他看见宾博大门紧闭，门锁也换了，他甚至都没能进去。隔着两家店铺的干果店老板告诉他，昨夜店里发生了打斗，贝伊奥卢警察局的警察来了。特拉布宗老板带来的人和店里的员工打群架，进了警察局。打架的人半夜在警察的迫使下和解了。特拉布宗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锁匠，换了锁，还在橱窗上贴了一张纸，上写店铺停业改造。
“这是他的官方观点。”麦夫鲁特想。另外他还想到因为自己今早去晚了，被罢免了经理职务。老板很有可能发现了员工们的密谋，但这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他想立刻跑回家告诉拉伊哈一切，如果又失业了，他希望她分担这份痛苦，但他没那么做。
他漫无目的地闲逛了整个上午，去了从未去过的咖啡馆，坐在那里算账。他在心里既感到了危机和愧疚，也感到了一种无法对自己掩饰的欣喜。他感到了高中年代逃学时的自由和愤怒。他很久没在中午这么闲逛了，他自由自在地去了卡巴塔什，在他多年卖鹰嘴豆饭的地方，现在停放着另外一个人的卖饭车。他在古旧的大饮水池那里看见了卖饭人，但不想靠得太近。刹那间，他感觉仿佛在远远地观望着自己的人生。不知道那人能赚到钱吗？那是一个像他那样瘦高的人。
后面的公园终于完工开放了。麦夫鲁特坐到一张长椅上，感到自己境况窘迫。远处，浓雾弥漫中托帕卡帕皇宫的影子、清真寺庞大的铅灰色幻影、悄无声息滑过的铅铁色大船、不停争吵鸣叫的海鸥，让他目不暇接。他感到忧伤，犹如电视里看见的惊涛骇浪，正以一种无可阻挡的决心慢慢地向他逼近。只有拉伊哈能够抚慰他。没有拉伊哈，麦夫鲁特无法生活。
二十分钟后，他回到了塔尔拉巴什的家里。拉伊哈竟然没有问，“这个时候你回家做什么？”麦夫鲁特做出一副找个借口离开快餐店跑回家做爱的样子。（有几次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四十分钟里，他们忘记了整个世界，甚至孩子们。
什么都没说，麦夫鲁特就明白了，拉伊哈早已从上午来家里的维蒂哈那里得到了消息：“你们还没装电话。”维蒂哈抱怨后告诉拉伊哈，一个员工向老板告发了店里的欺诈行为。塔赫辛·船长随即召集了一帮特拉布宗朋友，突袭店铺，保卫了自己的财产。突袭中的一场口角让“胖子”和老板之间发生了打斗，因此他们被抓进了警察局，但最终他们和解了。告发者声称，麦夫鲁特也知道这些欺骗老板的无耻小人的骗局，但他收了封口费。特拉布宗人塔赫辛立刻相信了，随即向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告了麦夫鲁特的状。
考尔库特和苏莱曼自然跟哈吉·哈米特的儿子们打圆场说，麦夫鲁特是一个决不会向这种事情妥协的诚实的人，他们拒绝了这个给家族抹黑的卑劣指控。但由于这件事可能破坏与哈吉·哈米特之间的关系，阿克塔什一家人还是对麦夫鲁特生气了。而麦夫鲁特现在则对拉伊哈生气，因为她竟然用一种觉得他们在理的口吻，责怪般、未经软化地说出了这些坏消息。
拉伊哈立刻发现了这点，“别担心，咱们能够对付。”她说，“卖窗帘和嫁妆的店铺需要很多绣工活。”
最让麦夫鲁特伤心的是，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不能再去店里吃奶酪蒜肠吐司和烤肉三明治了。员工们也很喜欢她们，对她们好言好语。“胖子”每次都拿着切烤肉的刀做模仿动作来逗她们乐。一周后，麦夫鲁特从饶舌者那里听说，“胖子”和瓦希特对自己很生气，说他是一个既分享不义之财，又向老板告发他们的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诽谤，麦夫鲁特保持了沉默。
有几次他发现自己在幻想和费尔哈特的友情。无论麦夫鲁特问什么，费尔哈特即便会让他伤心，也总能帮他解惑释疑。只有费尔哈特可以告诫他，如何在店里的鬼把戏里保护自己。但这也就是在友情问题上过分乐观的一个感叹而已。三十岁后，麦夫鲁特从街巷里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男人活着就像狼一样孤独。如果他幸运，还会有一个叫拉伊哈的母狼陪着。而医治街巷给予的孤独的良药则自然还是街巷。在宾博的五年里，由于远离了城市的街巷，麦夫鲁特变成了一个忧郁的人。
早上，送女儿们上学后，他和拉伊哈做爱，随后去各个茶馆找工作，晚上早早地出去卖钵扎。他去了两次位于恰尔相姆巴的先生阁下家。先生阁下在这五年里变老了，他更少坐在桌旁，而更多地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沙发旁边有一个自动打开楼门的门禁按钮。为了让先生阁下不起身就可以看见楼门外的来人，三楼的外墙上装了一面卡车用的大个外后视镜。两次都没等麦夫鲁特喊“钵—扎”，先生阁下就在镜子里看见他，打开了楼门。家里有新的学生和访客，他们没能多谈。麦夫鲁特两次都没要钵扎钱，但谁都没发现，包括先生阁下。他也没告诉任何人自己不做经理了。
为什么有些夜晚他想走进边远街区里的墓地，坐在月光下的柏树间？一个犹如他在电视上看见的黑色巨浪为什么有时会来追赶他，而麦夫鲁特为什么很多时候都无法逃脱被巨浪吞噬的命运？不仅在黄金角对岸的街区，在库尔图鲁什、希什利、吉汗吉尔，也会有狗群，对自己龇牙咧嘴、咆哮、狂吠。麦夫鲁特为什么又开始惧怕野狗了？野狗们又为什么觉察了这点而开始对他咆哮？或者为什么野狗们首先对麦夫鲁特咆哮，麦夫鲁特因为发现咆哮声越变越响而感到害怕了？
又要选举了。城市从头到脚被各个政党的旗帜装饰一新，车队的扩音喇叭播放民歌和进行曲，噪音让大家深恶痛绝，车队则堵塞交通。在库尔泰佩时，谁承诺给街区修路、通水电和开通公交车，大家就给谁投票。至于到底是哪个政党，由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来决定，他代表街区里的人去为这些事讨价还价。
传言说，“税务局的人会去为了投票而去登记的选民家里。”麦夫鲁特受此影响，一直远离选举。就像他不恨任何一个政党那样，对于所有政党他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善待街头小贩”。但是最近两次选举前，执政的军人宣布实施宵禁，挨家挨户去登记选民，并威胁不投票的人将被扔进监狱，因此拉伊哈拿着两人的身份证去登记了。
1994年3月的地方选举，街区的投票点设在女儿们上学的皮亚莱帕夏小学，因此麦夫鲁特带着拉伊哈、法特玛、菲夫齐耶兴高采烈地去投了票。法特玛的教室里有一个投票箱，一群严肃的人。菲夫齐耶的教室则空无一人。他们四人走进教室，坐在座位上。他们对菲夫齐耶模仿老师的样子哈哈大笑，欣赏了她在课堂上画的画，她的画因为老师喜欢被贴在了“我们的家”专栏里。菲夫齐耶在家的红色房顶上画了两个烟囱和一面土耳其国旗，在院子里画了杏树和失踪的卖饭三轮车，画上没有把车锁在树上的链锁。
第二天报上的消息说，教徒们在伊斯坦布尔赢得了选举。麦夫鲁特有一两次想道：“如果是教徒，他们就会取缔码放在贝伊奥卢人行道上的酒桌，那样的话不仅小贩走路方便，大家也会买钵扎。”两天后的夜晚，卖钵扎时，麦夫鲁特遇到了群狗的袭击，还被抢去了身上的钱和瑞士手表。麦夫鲁特决定放弃卖钵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