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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库特：早在1965年和我爸爸一起在库尔泰佩圈下的那块地皮上，去世的穆斯塔法叔叔只盖起了一个单开间。即使麦夫鲁特来城里帮助他爸爸，他们也没能多做些什么，却早已筋疲力尽了。而我们在杜特泰佩的地皮上，一开始就盖起了两间房。我爸爸像在村里那样，在院子里种上了白杨树，如果你现在从希什利望去，兴许就能看见。我妈妈也搬来杜特泰佩后，1969年我们在一夜间又盖起了一间漂亮的屋子，随后又加盖了一间我住在里面听赛马消息的房间。1978年我和维蒂哈结婚时，我们又加盖了带浴室的一大间、外加客房。我们的家就这样一点一点扩大，跟皇宫一样。在我们的皇宫院子里，自己长出了两棵桑树和一棵无花果树。我们还加高了院墙，装上了铁门。
六年前，感谢真主，我们的生意一帆风顺，就像这些山头上所有人一样，我们也依仗地契（我们也有地契了），在所有房间上面又加盖了一层。为了不让我妈从早到晚牵挂维蒂哈去了哪里，孩子们回家没有，我们把楼梯建在了外面。一开始，爸妈和苏莱曼兴致勃勃地搬去了楼上，因为楼上的房间更新、视野也更好。但后来，爸妈说爬楼梯太麻烦，本来这里就太大、太空、太冷、我们太孤单，重又搬回楼下。我就在楼上，按照维蒂哈的意思，装了最新最贵的浴缸，贴了蓝色瓷砖，可还是没能摆脱维蒂哈的絮叨，她总说“咱们搬去城里吧”。无论我怎么说，“这里也是城里，这里也是伊斯坦布尔。”维蒂哈就是听不进去。在希什利的高中里，一些富人野种取笑博兹库尔特和图兰住在一夜屋里。“我爸妈不会去希什利，他们不可能舍得放下微风习习的院子、杂货店、母鸡和树木。”我说，“难道咱们要把他们孤零零地留在这里吗？”
维蒂哈不时也会抱怨我总是晚回家，有时根本不回家，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她像希什利办公室里那个染了金发的斗鸡眼女人那样，没完没了地絮叨。
是的，有时我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但不是为了工地上的事，我们去了阿塞拜疆。以前搞运动的塔勒克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突厥主义者朋友说，“国家把这么神圣的任务交给我们，可一分钱也没有。”安卡拉说，你们去问私企要赞助。突厥主义者希望我帮忙，难道我会说不吗。尽管共产主义在苏联终结了，但阿利耶夫总统本人是克格勃出身，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所谓的突厥人，依然试图把突厥人拴在俄罗斯人的尾巴上。在巴库，我们和军阀们举行了秘密会议。埃利奇别伊赢得了多数高贵的阿塞拜疆人民（其实全都是突厥人，但混进了俄罗斯人和波斯人）的选票，当选为阿塞拜疆第一任民选总统，但却被一次克格勃方式的军事政变赶下了台，一生气回了农村老家。对于在和亚美尼亚的战争中出卖国家的叛徒、无能的人，以及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自己的俄罗斯间谍，埃利奇别伊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以为我们是俄罗斯间谍，因此不愿意见我们，我们和塔勒克就在巴库的酒店和酒吧里打发时间。还没等我们去埃利奇别伊的村庄，亲吻他神圣的手，告诉他“美国也在支持我们，阿塞拜疆的未来在西方”，就传来了我们土耳其式政变计划泡汤的消息。据说安卡拉的一些人害怕了，告诉阿利耶夫我们为了发动政变去了阿塞拜疆。我们还得知，埃利奇别伊不要说来参加我们的政变，他连院门都出不去。于是我们直奔机场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这次冒险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突厥人的敌人，但突厥人最大的敌人却是他们自己。其实巴库的女孩们从她们憎恨的俄罗斯人那里学会了所有落拓不羁，但她们最终还是选择阿塞拜疆男人。那样的话，夫人<small>20</small>，我为你身陷险境便毫无意义。因为一个承诺就立刻自愿出行阿塞拜疆，已经为我在政府和政党里赢得了政治资本。苏莱曼也在恣意地利用这些资本。
萨菲耶姨妈：我和维蒂哈都没能给苏莱曼找到一个合适的姑娘，他就自己找了一个。他基本不回家。我们感到很难堪，而且还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拉伊哈：冬天的傍晚，店铺生意忙的时候，费尔哈特也过来帮忙。我和萨米哈就带着两个女儿去他们家。女儿们狂热地喜欢她们姨妈的一切：她说的那些疯话；认识电视里的所有明星，知道谁跟谁私奔的八卦；她对衣着和电影的见解；有时对一个孩子说头发该这么梳，对另一个说发卡该那么戴；“啊，我在这人家里干过活，他的老婆总是哭。”她们在家里竟然也模仿她的语气讲话，有一次我很生气，差点儿说“别学你们姨妈的样子”。但为了不更深陷嫉妒，我克制了自己。我想问，“萨米哈和麦夫鲁特单独在店里时，他们总是四目相对，还是做出一副无意中在镜子里看见彼此的样子？”可是我怎么也问不出口。于是，什么时候嫉妒开始毒害我的灵魂，我就去念麦夫鲁特当兵时写给我的信。
昨天离开店铺时，麦夫鲁特笑得那么甜，是冲着我，还是冲着我的妹妹？当这样一个阴险的疑问开始噬咬我的灵魂时，一回家我就立刻念一封麦夫鲁特写给我的信：“除了你的，没有我再想看的眼睛、对她微笑的脸庞、祈求打开的大门！”他这么写道。麦夫鲁特还给我写了，“你的眼神磁铁般吸引我，拉伊哈，你俘获了我，我的眼里只有你。”还有，“因为你的一个眼神，我瞬间变成你的不求解放的奴隶。”……
有时麦夫鲁特在店里像老板对伙计那样对我和萨米哈说话，“去收一下脏杯子。”如果他对我这么说，我就生气，因为他只让我干活，不让萨米哈干；如果他对萨米哈说，我也恼火，因为他首先想到她。
麦夫鲁特意识到了我的嫉妒，因此他也注意不和萨米哈单独待在店里，不对她表示任何关注。而这依然让我嫉妒，因为“他那么注意，也就是说他有什么事藏着掖着！”。有一天，萨米哈去玩具店，给女儿们买了水枪，好像她们是男孩。麦夫鲁特晚上回到家也开始和她们一起玩水枪。第二天早上，女儿们上学、麦夫鲁特去店里后，我想扔掉水枪（他们也往我身上射了很多水），但我没找到，肯定是法特玛把水枪装书包里带去了学校。夜里趁她睡着时，我拿了水枪把它藏进了一个角落。后来有一次，萨米哈拿来了一个会唱歌、睁眼闭眼的洋娃娃。我没说，法特玛都十三岁了，还会玩洋娃娃吗？孩子们不感兴趣，洋娃娃不久也消失了。
尽管明明知道不对，然而让我感觉最痛苦的，还是琢磨“萨米哈现在是不是和麦夫鲁特单独待在店里？”。这个错误的想法总是占据着我的脑海，因为熟知贝伊奥卢传言的苏莱曼告诉维蒂哈，费尔哈特夜里很晚回家，就像电影里饱受爱情之苦的男人那样还总喝得酩酊大醉。
费尔哈特：金鸟笼般带镜子的老旧电梯停了下来。一切就像在久远的过去，犹如梦境般久远，但爱情总让人感觉仿佛就发生在昨日。对于被我断电的人家，我不按门铃，更喜欢像老电影里那些夺人性命的枪手那样，咚咚地敲门。
用人开了门。她说，夫人的女儿在发烧（这是最普遍的谎言），她过一会儿就出来。我坐到用人请我坐的椅子上，看着眼前的海峡风景。我以为在灵魂里突然感到的深切幸福来自这流动、伤感的景致，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她犹如一道亮光，走进了房间：她身着一条黑色牛仔裤，一件白衬衫。
“公务员先生，看门人·埃尔江说您要见我。”她说。
“我们已经不是公务员了。”我说。
“您不是电力公司的吗？”
“夫人，电力公司早已私有化了……”
“我知道……”
“我们也不想这样的……”我艰难地说道，“但我断了您的电。您有没支付的账单。”
“真主保佑您。您别难过，这不是您的错。不管老板是国家，还是私企，你们都只是执行命令的仆人。”
对这阴毒，然而千真万确的话，我哑口无言。因为我坠入了情网，同时想到自己坠入了情网。我鼓足勇气，“很遗憾，我封了下面的电表……”我说了谎，“如果知道您女儿病了，我决不会断您的电。”
“怎么办呢，断都断了，公务员先生……”她说，就像土耳其电影里的女法官，一脸不妥协的严肃表情，“别为难，您做了该做的事情。”
瞬时我们都沉默了。坐电梯上来时，我想到了一些以为会听到的话，可她一句也没说，我也想不起任何之前准备好的回答。我看了看表。“十天的长假，将在二十分钟后正式开始。”
“公务员先生，”她执意说道，“很遗憾，我一生从没有行过贿，也从不宽容行贿的人。我活着要为我的女儿做榜样。”
“但是夫人，”我说，“被你们嘲笑的公务员，也是有尊严的，你们明白这点很重要。”
我径直朝大门走去，因为知道我爱上的女人决不会说“请您等一下”，我十分恼火。
她朝我走了两步。我感觉一切都可能发生在我们之间。而事实上，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这是一场毫无可能的爱情。
然而让爱情存活的正是它的不可能。
“公务员先生，您看这些人，”她指着窗外的城市说，“让这一千万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的东西是生计、利益、账单和利息，这点您比我更清楚。但只有一样东西支撑着这茫茫人海中的人们，那就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