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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哈特：1995年的夏天，我一直忙于从街道和耶迪泰佩电力公司档案里搜寻我的电表情人塞尔维罕的踪迹。码放在架子上的文件，被金属丝装订在硬纸板封面里，还都上了铁锁。另外还有塞满一沓沓纸张的黄色信封以及笔记本，全都布满了七八十年的灰尘。面对这些档案，我和公司的两个退休档案书记员，抽了无数烟，喝了无数茶。尽管更换过几次名字，但耶迪泰佩电力公司那湮没在灰尘里的档案，是伊斯坦布尔自1914年开始的电力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记忆，当年还是从武器制造厂转型电力生产的。两个年老的书记员认为，在没有掌握这份记忆、没有弄清楚伊斯坦布尔人为了欺骗国家在过去八十年里发明的偷电伎俩、没有明白公民的用电消费和支付电费的逻辑之前，试图在城里收缴电费，完全就是一种徒劳。
夏季过半，我们得知，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耶迪泰佩电力公司的新老板们，可能与我们意见相左。他们要论公斤按纸张的价钱把档案卖给收废品的，甚至还要烧毁它们。对于这样的传言，年长的一个书记员说“那样的话，把我们也一起烧了吧！”以此表示抗议；另一个则在一个愤怒的瞬间说，最恐怖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那些离开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发了财的农民暴发户。随后他们改变了方式：如果我告诉开塞利老板，档案对于收缴电费是何等重要和必不可少，兴许这份巨大的人性和技术财富就有救了。
于是，我们首先从最老的笔记本开始工作，笔记本的白色厚纸散发出一种好闻的纸香，里面的内容是共和国建立和文字改革之前，用奥斯曼土耳其语或法语手写的。就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它们向我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哪些街区通了电，哪些地方用电消费最多，以及那时的伊斯坦布尔还是一个满是非穆斯林的城市。书记员说，由于50年代实行的一个收费系统，每个收费员就像奥斯曼时期的收税员那样，被派去负责一个明确划定的区域，包含一系列街区。于是收费员就像片区警察一样，认识那里的所有居民，详细记录下居民的偷电把戏，并制作了相关的卡片目录。书记员把笔记本上做有一百个、五百个和九百个卡片目录的泛黄页面一一翻给我看。
布满污渍的破损卡片目录中，白色的属于居民类用户，紫色的属于店铺类用户，红色的则属于工业类用户。他们说，真正耍大鬼把戏的是紫色和红色用户，但是“年轻的收费员费尔哈特先生”，如果认真阅读“备注”部分，关注收费员们的英勇努力，就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那些一夜屋街区，宰廷布尔努、塔什勒塔尔拉、杜特泰佩和周围地区也都成了非法用电的天堂。在随后制作的卡片目录上，电力公司的职员们在名为“点评”的“备注”部分，使用圆珠笔和用口水蘸湿才能书写的紫色笔，用大大小小、歪歪斜斜的手写体，写下了他们关于用户、电表和偷电鬼把戏的看法。我觉得，所有这些信息都在让我一步一步靠近塞尔维罕。
“他们买了冰箱”、“他们有第二个电暖炉”，类似这样的笔记，是为了帮助读电表的收费员想起并计算住家的预估用电量而写的。两个老书记员认为，档案可以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冰箱、熨斗、洗衣机、电暖炉以及其他很多电器，是在什么时候进入哪个家庭的。“他们回村去了……”、“参加婚礼，家里两个月没人……”、“他们去了别墅……”、“老家来了两位客人……”，类似这样的笔记，则从用电的视角，确认了城市里的动态生活。有时，不期而遇的卡片目录来自叙尔梅内人·萨米经营的夜总会、烤肉店，以及唱民歌的酒吧，我就集中精力看它们，忘了那些“备注”。那时两个老书记员，就拿给我看更有趣也更有帮助的笔记：“收费通知挂在门把手的钉子上面。”“沿着街区饮水池旁边的墙壁走到无花果树下，电表就在树后面。”“戴眼镜的高个子是个疯子，别跟他说话。”“院子里有狗，名字叫伯爵，叫它名字，它就不会攻击你。”“夜总会楼上的电灯线，既来自里面也来自外面。”
老书记员们认为，做最后这条笔记的收费员是一个勇敢敬业的英雄，因为在夜总会和地下赌场（我也听说叙尔梅内人·萨米有很多地下赌场）那样的地方，当发现一个很艺术的大鬼把戏时，多数收费员不会把这条信息记录下来，这样他们也不必和其他人分享为掩盖偷电行为而收受的贿赂。当我面对这样一条信息时，我就幻想自己将给奴役塞尔维罕的叙尔梅内人·萨米一个打击，重新找到我爱的人，并去搜查那些我已经得到号码的电表、快餐店、餐馆、夜总会。
玛希努尔·玛丽亚：快四十了，我怀上了苏莱曼的孩子。我这年纪的一个单身女人，不得不自己规划人生和未来。我俩在一起十年了，尽管我单纯地被苏莱曼的谎言和敷衍欺骗着，但我的身体比我更清楚应该做什么。
苏莱曼不会欢迎这个消息，对此我毫不怀疑。一开始，他以为我为了和他结婚，依然在用谎言威胁他。随后，在吉汗吉尔的家里，随着不断喝酒和相互提高嗓门，他慢慢明白我真的怀上了他的宝宝，他害怕了。他喝得酩酊大醉，伤了我的心。但我也看见他高兴了。每次他来，我们之间都会发生争吵，不过我不跟他计较，而他却加大威胁和酒量，还说要放弃赞助我唱土耳其流行歌曲。
“苏莱曼，放弃音乐我不会死，但放弃我的宝宝我会死。”有时我说。
那时他就会动情、服软。但即便他不服软，每次争吵后我们都会做爱。
“和一个女人这么做爱，然后扔下她不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我说。
苏莱曼羞愧地低下头。有时他临走时说，如果我还是老样子，那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那就再见苏莱曼。”我说道，流着眼泪关上门。现在他每天都来，我肚子里的宝宝也在慢慢长大。有几次，他竟然想打我。
“打啊，苏莱曼，打啊，”我说，“也许像拉伊哈那样，你们也就可以轻松地摆脱我。”
有时，苏莱曼很绝望，我可怜他。就像船只在黑海沉没的商人，他痛苦不堪，但静静地、绅士般坐在那里像喝水一样灌拉克酒，那时我就跟他说，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我看到了他内在的珍宝，我们之间的这种亲近和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哥把你压扁了，如果远离他，相信我，你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苏莱曼。咱们没必要怕任何人。”
于是，我们也开始慢慢谈到了我戴头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会尽力的。”我说，“但既然有我能够做的事情，也有我不能做的事情。”
“我也是。”可怜的苏莱曼说，“你说你能做的。”
“一些女人，完全为了不让娶她们的善良男人烦恼，除了市政府婚礼，还会去办宗教婚礼……我也可以这么做。但首先你的家人要去于斯屈达尔，在我家向我爸妈正式提亲。”
1995年秋天，麦夫鲁特和两个女儿回到伊斯坦布尔，继续在“新郎官”的广告公司停车场做管理员。对于老同学因为妻子去世回村，“新郎官”没说什么，他把麦夫鲁特不在时让看门人代管的任务重新交还给了他。麦夫鲁特发现，在过去三个月里，宗古尔达克人凯末尔扩大了团伙的停车场地盘，他用两个花盆和几块人行道砖就改变了原来的分界线。更糟糕的是，凯末尔对自己采用了一种更粗鲁的说话方式，（不是跟你说了嘛，把那辆宝马车弄走！）但他没当回事。拉伊哈去世后，他会因为任何缘由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恼怒，现在却不知为什么，面对身着一件藏蓝色新西服的宗古尔达克人，他就是生不起气来。
夜晚，他还是出去叫卖钵扎，剩下的时间就全都给了两个女儿。但他的关心只停留在一类肤浅的问题上，“你做作业了吗？”“你吃饱了吗？”“你好吗？”他很清楚，自从她们的妈妈去世后，两个女儿更多地去找她们的萨米哈姨妈，不过她们不愿意告诉自己去了那里。因此一天早上，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上学后，他听见敲门声，看到费尔哈特出现在面前时，还以为话题是两个女儿。
“现在不带枪，简直没法走进这些街区。”费尔哈特说，“吸毒的、妓女、变性人、各种团伙……咱们去别处给你和你女儿看看房子吧……”
“我们住在这里很满意。这里是拉伊哈的家。”
费尔哈特说他要谈的话题很严肃。他把麦夫鲁特带去了一家面对塔克西姆广场的新咖啡馆。看着贝伊奥卢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谈了很久。麦夫鲁特听懂了，他的朋友在建议自己去做某种收费员学徒工的差事。
“关于这差事你的个人观点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个人观点和官方观点是一致的。”费尔哈特说，“这个差事不仅可以让你和两个女儿，也可以让在另一边为你们担心的拉伊哈高兴。你会挣很多钱。”
其实，麦夫鲁特从耶迪泰佩电力公司正式得到的钱并不多。但如果他以费尔哈特助手的身份去追讨欠费，那就要比在“新郎官”的停车场做管理员挣得多。但他感觉，费尔哈特所说的“很多钱”，除非把用户支付的一部分钱，作为小费装进自己腰包才可能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