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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发了誓，绝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二。”萨米哈在门口送丈夫时说，“别因为怕他们而屈服。”
“我怕什么啊。”麦夫鲁特说。
“别听信苏莱曼的胡言乱语，别发火。地契拿了吗？”
“我拿了区长的纸。”麦夫鲁特下坡时说。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雨云。他们约好在杜特泰佩哈桑伯父的杂货店见面，最后一次讨价还价。乌拉尔他们的大建筑公司乌拉尔建筑公司，得益于旧城改造法，要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建造十六栋高层公寓楼。按照规划，麦夫鲁特和萨米哈生活了七年、他爸爸留下的单开间一夜屋的地皮上，也将建起一栋十二层的公寓楼。因此，和很多人一样，麦夫鲁特也必须和乌拉尔他们谈判。然而由于他拖拖拉拉、延长了讨价还价，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对麦夫鲁特很恼火。
麦夫鲁特还没有签合同。他和萨米哈在儿时的家里继续生活着，可某一天将在那里建起的十二层公寓楼的一些单元已经售出了。麦夫鲁特有时走进自家的院子，指着头顶的一片天空，对现在就付钱给乌拉尔的有钱人感到诧异，他们有一天将成为那里的某个地方的房主，他嘲笑他们。但萨米哈从没觉得这些调侃好笑。麦夫鲁特敬重第二任妻子的现实主义态度。
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的市场大街上，乌拉尔建筑公司的售楼处里展示着尚未开工的公寓楼模型。一个脚踩高跟鞋的金发女职员，向来宾们展示各种户型、将用在厕所和厨房里的材料样本。突然她停顿了一下说，六层以上朝南的房间可以远眺海峡。从自家院子往上爬六层楼，便可以远眺海峡，即便想想都让麦夫鲁特觉得晕眩。麦夫鲁特在和阿克塔什他们最后谈判之前，想再去看一眼模型，于是他绕了一点路。
2006年，国家宣布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也和伊斯坦布尔的其他许多街区一起，被划入特别旧城改造区，鼓励建造高层公寓楼。消息一出，街区里的人们全都欣喜若狂。以前在这些山头上最多只允许建造三四层的楼房，现在则允许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建造十二层的高楼，这简直就像是在往大家的口袋里装钱。众所周知，经安卡拉批准出台的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极为亲近的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家族，他们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拥有很多地皮。因此在上个月举行的地区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原本就居高的得票率，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周围更是直线飙升。对此，就连抱怨一切的闹事者一开始竟然也一声没吭。
接下来，首先抱怨的是房客。建造十二层楼的许可颁布后，地皮的价格和房租瞬间暴涨，像麦夫鲁特的老房客里泽人那样艰难度日的人，开始逐渐离弃山头。这些老房客也体会到了麦夫鲁特离开塔尔拉巴什时的心情：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未来，其他更加富裕的人们将生活在从这里拔地而起的浮华高楼里。
依据新法律，要想建造一栋十二层的高楼，必须把近六十个一夜屋房主的地皮集中成为一个“岛屿”。区政府在一年里确定并宣布了这些把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分成不同区域的“岛屿”。于是，得知有一天将生活在同一栋高层公寓楼的一夜屋邻居们，晚上开始聚集在彼此的家里，喝茶抽烟，选举和国家及承包商谈判的能干代表（有特别热心的人），并为一些小事争执。在萨米哈的坚持下，麦夫鲁特去了三次这样的聚会。他和所有男人一起，马上学会了外快这个词的含义，并使用起来。有一次他还举手发言说，他去世的父亲为了盖这个房子费了多少力，吃了多少苦。然而相比那些他没能持续关注的关于份额比例的争论，夜晚在空旷的街上叫卖钵扎，让他觉得更加快乐。
依据新法律，小块地皮的主人要想成为高层公寓楼的业主，必须首先将他们的份额卖给盖楼的承包商。土耳其的其他著名建筑公司也想承揽这些工程，但其中最强的还是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公司，因为他们不仅和安卡拉，还和街区都有极好的关系。于是，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的老旧一夜屋房主，全都去造访了市场大街上乌拉尔建筑公司的办公室，一来可以看看橱窗里的房子模型，搞清楚自己将拥有怎样的单元房，再者去和乌拉尔的小儿子讨价还价。
在伊斯坦布尔很多地方建起的其他高楼里，承包商和老旧一夜屋房主之间的房屋分配大体是各占一半。一些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的谈判代表并且愿意共进退的房主，有时通过讨价还价，还能够将这个比例抬高到百分之五十五，甚至百分之六十。但多数时候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一夜屋的邻居，一旦要成为公寓楼的邻居，他们之间就会因为份额比例、房屋交付时间等等问题产生分歧和争执。麦夫鲁特还知道一些街区的代表接受了承包商的贿赂，这些事情都是苏莱曼笑着告诉他的。考尔库特和苏莱曼，既作为杜特泰佩的旧地皮主人，又作为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建筑公司的合伙人，身陷所有这些内幕新闻、争执和讨价还价之中。
多数已将老旧的一夜屋改造成三四层小楼的房主，如果拥有正式的地契，就能够和国家以及承包商讨个好价钱。但像麦夫鲁特那样，仅仅拥有四十年前区长开具的一张纸和单开间的人（这样的人在库尔泰佩更多），面对承包商威胁说，“别让国家找个法子没收了你的地皮”，他们就惧怕退缩了。
另外一个争论的话题就是临时性房租：根据专门法律，建造高层公寓楼的承包商，在施工期间，要向被拆迁的地皮主人，支付租房的租金。在一些地方，尽管合同上标明这个施工期限为两年，但事实上承包商没能按时完工，从而导致一些业主流落街头。这类小道消息在伊斯坦布尔迅速传播，因此多数即将搬进高楼的地皮主人觉得，拖到最后和承包商签订合同会更加安全。一些地皮主人则知道，拖到承包商跟所有人签完合同之后再去讨价还价会更有利可图，于是就不断拖延，导致工程延期。
考尔库特对于这些被他称为“钉子户”的业主极为恼怒。他说他们是可耻的讨价还价者，因为他们不仅坏了别人的好事，还妄想得到更多的份额和房子。麦夫鲁特还听说，一些钉子户在大家只能得到两套小房子的十六七层的楼房里，竟然拿到了六套甚至七套房子。这样成功的讨价还价者，主要出自一些打算卖掉昂贵的新单元房、搬去别的城市或街区的人。因为对于这些使高楼工程延期的人，不仅国家和承包商，迟迟不能乔迁新居的老邻居、老朋友也会很生气、会逼迫他们。麦夫鲁特听说，在奥克泰佩、宰廷布尔努、费基尔泰佩的一些高楼里，钉子户和老街坊邻居之间发生了挥拳动刀、登上报纸的打斗事件。也有人说，其实是承包商意欲分裂地皮主人而私下煽动了这些打斗。麦夫鲁特对所有这些钉子户的故事了如指掌，因为最近一次讨价还价时，考尔库特对他说：“麦夫鲁特，你跟那些钉子户也没啥区别！”
乌拉尔建筑公司在市场大街上的办公室空无一人。麦夫鲁特在这里参加了很多次由业主和承包商分别举办的介绍会，和萨米哈一起欣赏了那些带有招摇、怪异阳台的白色模型，试图明白分给自己的朝北小单元是什么样子。办公室里悬挂着乌拉尔家族在伊斯坦布尔建造的其他高楼照片，以及年轻的杂货店老板哈吉·哈米特手拿铁锹建造第一批房屋时拍下的照片。周末从城里上流街区驾车过来的买主都把车停在人行道上，可在这个中午时分，人行道也是空荡荡的。麦夫鲁特在市场里转了转，看了看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清真寺下面的商店橱窗，为赶去杂货店里的谈判，他走上了通向杜特泰佩的蜿蜒小道。
儿时，在这坡口建起的第一批房子后面的平地上，便是哈吉·哈米特让工人们居住的气味难闻的木质工棚。透过敞开的大门，麦夫鲁特有时看见在那些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像死人一样躺在木头双人床上睡觉的精疲力竭的年轻工人。最近三年，随着房客的离开，空置房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最终整个街区都将被拆除，因此已不再有人愿意在这里租房了。这些废弃的房屋，让杜特泰佩显得老旧和破败。面前是黑压压的一片天空，麦夫鲁特愁肠百结。爬坡时他感觉自己仿佛在走向天空。
对于萨米哈执意要求的百分之六十二的份额，他为什么没能说不！要和阿克塔什他们谈成这个份额，太难了。和考尔库特最近一次谈判时，麦夫鲁特要求的是百分之五十五，考尔库特连这个份额都觉得高了，但他们还是决定再谈一次。为了那次谈判，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去了协会，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再找他。麦夫鲁特既焦虑不安，又因为考尔库特将自己看作钉子户而沾沾自喜，他感觉自己会因此拿到最高的份额。
然而一个月前，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被宣布为地震敏感区域，就像多数库尔泰佩人一样，麦夫鲁特也认为这是乌拉尔他们的一个新举措。这项法律是1999年地震后颁布的，目的是在获得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房主的同意后，拆除一栋老旧危房。但是，国家和承包商利用这个法律来排挤那些阻碍建造高层大公寓楼的小房主。这项法律颁布后，当钉子户就更难了，所以麦夫鲁特暗自思忖，怎么跟考尔库特谈出门时萨米哈坚持的百分之六十二。
他们已经结婚七年了，麦夫鲁特和萨米哈过得很幸福。他们成了好朋友。但这并不是一种具有创造性、聚焦于生活多姿多彩方面的友情，而是一种基于一起做事、共同克服困难、接受平凡日常生活的友情。渐渐熟悉后，麦夫鲁特发现，萨米哈是个固执、坚决、渴望美好生活的女人，他喜欢萨米哈的这个优点。可尽管有这个优点，萨米哈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也许因此她才过多地处处干涉麦夫鲁特，甚至还支配他。
麦夫鲁特现在很愿意以百分之五十五的份额和乌拉尔他们达成协议：用这个份额，他可以在十二层公寓楼的低层获得三套没有海景的单元房。村里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也是父亲的遗产继承人，因此麦夫鲁特名下得不到一整套房子。为了获得整套房子，萨米哈需要在五年时间里，用费尔哈特留下的楚库尔主麻街上两套房子的租金来支付其中的差额。（如果百分之六十二的份额能够被接受，那么就只需三年时间。）他俩将共同拥有那套房子。这笔账是他和萨米哈在家里讨论了好几个月才算出来的。麦夫鲁特不想失去来到伊斯坦布尔四十年后拥有一套单元房（其实是半套）的希望，他几乎胆战心惊地走进了哈桑伯父的杂货店。
杂货店里五颜六色，橱窗里满是盒子、报纸和瓶子。店里的光线黑黢黢的，麦夫鲁特瞬间什么也看不见。
“麦夫鲁特，你来跟我爸说，”苏莱曼说，“他快把我们逼疯了，也许他听你的。”
哈桑伯父坐在柜台后面，最近三十五年他一直这样。尽管他老了很多，但还是挺直地坐着。麦夫鲁特想到，其实伯父和爸爸是多么相似，只是儿时他没能发现这点。麦夫鲁特拥抱了他，亲吻了他长满老年斑、胡子拉碴的脸颊。
让苏莱曼取笑、让考尔库特发笑的事情，是他们的爸爸还在用旧报纸折的袋子（哈桑伯父叫它们“纸袋”）给顾客装东西。哈桑伯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跟所有伊斯坦布尔的杂货店主一样，自己在空闲时间用家里带来的或是别处收集来的旧报纸折纸袋，为了维护这个习惯，他对儿子们说：“我对谁都无害。”麦夫鲁特就像每次去杂货店时那样，坐在哈桑伯父对面的椅子上，开始折纸袋。
苏莱曼对他爸爸说，街区在迅速变化，顾客们不会再去光顾一家用又脏又旧的报纸折出的纸袋装东西的商店。
“不来拉倒。”哈桑伯父说，“本来这里就不是商店，是杂货店。”说着他朝麦夫鲁特眨了眨眼。
苏莱曼其实在说，他爸爸在做一件无用，甚至亏本的事情：一公斤塑料袋远比一公斤旧报纸便宜。麦夫鲁特对争论的延续暗自窃喜，因为他害怕有关公寓楼份额的争论，还因为他看到了阿克塔什战线上自动出现了一条裂痕。因此，当哈桑伯父说：“我的儿子，人活着不是一切为了钱！”麦夫鲁特立刻表示赞同，并说赚钱的事情不全都是好事。
“爸爸，你看麦夫鲁特还在卖钵扎。”苏莱曼说，“我们很敬重麦夫鲁特，但不用他的脑子来做生意。”
“麦夫鲁特对他的伯父比你们对爸爸更尊敬。”哈桑伯父说，“你们看看，他不像你们那样闲坐着，他在折纸袋。”
“麦夫鲁特是否尊敬咱们，等他把最后的决定告诉咱们时才能见分晓。”考尔库特说，“麦夫鲁特，你想好了吗？”
麦夫鲁特慌乱了，但此时一个男孩走进杂货店，他说：“哈桑伯伯，面包。”于是他们全都沉默了。八十多岁的哈桑伯父从木制面包柜里拿出一个长面包放到柜台上。十岁的孩子觉得不脆，对这个面包不屑一顾。“别用你的手，用眼睛来选，我的孩子。”哈桑伯父说着拿了一个烤得更焦黄的面包。
麦夫鲁特走出杂货店，他想到一个主意。他的口袋里放着六个月前萨米哈送给他的手机。用这个手机，麦夫鲁特只接萨米哈的电话，他自己从不打电话。现在他要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百分之六十二太高了，他们必须往下降，否则就会出现争执。
但萨米哈没接电话。天上飘下了雨滴，麦夫鲁特看见孩子最终拿着一个面包离开了杂货店。他走进去，坐在哈桑伯父身边继续认真地折纸袋。苏莱曼和考尔库特正在用一种贬损的语言，抱怨那些谈妥了却在最后一刻制造麻烦的钉子户、想要重新讨价还价的精明之人、说服邻居签下合同后意欲偷偷从承包商那里拿钱的卑鄙小人，他们把一切全都详细地告诉了他们的爸爸。麦夫鲁特觉得，日后他们也会用同样的语言在背后谈论自己。从他询问儿子的问题上，麦夫鲁特惊讶地发现，哈桑伯父在密切关注着所有这些讨价还价和工地上的事情，他依然在杂货店里试图操控两个儿子。而麦夫鲁特本以为，哈桑伯父除了当个乐趣经营杂货店，对别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了。
麦夫鲁特折旧报纸时，目光定格在报上一张熟悉的面孔上。旁边的标题上写着书法大师离世。得知先生阁下去世，麦夫鲁特扼腕痛惜：他的心头掠过一阵悲痛，伤心欲绝。在先生阁下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下面，写着“我们最后一位书法大师的一些作品收藏在众多欧洲博物馆里”。麦夫鲁特最后一次去先生阁下家是在六个月前。那次，先生阁下被仰慕者团团围住，麦夫鲁特离他很远，根本无法靠近，也完全不可能听清楚先生阁下说什么。最近十年，他家周围，恰尔相姆巴街道上全是些来自不同宗教派别、身着各色老式宗教服装的人，就跟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一样。麦夫鲁特惧怕他们的政治宗教信仰，没有再去那些街区。眼下，他因为没能最后见先生阁下一面而懊悔不已。为了想他，麦夫鲁特藏在了手上的旧报纸后面。
“麦夫鲁特，你待会儿再和我爸爸折纸袋。”考尔库特说，“咱们先来把合同签了，就像咱们说好的那样。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大家都在说，‘你们的堂兄弟为什么还没有签？’你和萨米哈要的我们都给了。”
“我们的房子拆掉以后，我们不要住在哈吉·哈米特的宿舍里。”
“可以。咱们在合同里写上每月初支付1250里拉租金，付三年。你们可以随便租房住。”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数目。麦夫鲁特勇气倍增，脱口而出：“另外，我们要百分之六十二的份额。”
“哪里冒出个百分之六十二？”（麦夫鲁特那时特想说，“是萨米哈不依不饶要的！”）“最后咱们说的是百分之五十五，太多了！”
“我们认为这样合适。”麦夫鲁特以一种自己都惊讶的自信说道。
“那可不行。”考尔库特说，“我们也有尊严，你不能眼睁睁地来诓骗我们。真丢脸！麦夫鲁特，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爸爸，你看见了吧，咱们的麦夫鲁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冷静点，我的儿子。”哈桑伯父说，“麦夫鲁特是讲道理的。”
“那就降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下，立刻在这里了结这件事。当然，如果麦夫鲁特不签合同，周围的人就会说，阿克塔什他们连自己堂兄弟都说服不了。他们每晚就会聚在一起嚼舌，讨论如何讨价还价。现在精明的麦夫鲁特先生正是利用这个顾虑来要挟我们。麦夫鲁特，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这是我最后的决定！”麦夫鲁特回答道。
“行。苏莱曼咱们走。”
“哥，等一下。”苏莱曼说，“亲爱的麦夫鲁特，你不如再想一下这个问题：地震敏感区域法律颁布后，承包商一旦征集到三分之二的份额，就不会同情任何人了，他们会把你从家里赶出去。他们根据地契和税务局的记录，给你的地皮一点补偿就完事了。其实你连地契也没有，只有一张区长给的纸。你给拉伊哈写情书时，一天晚上喝多了还要把那张纸送给我，那张纸的下面除了穆斯塔法叔叔的名字，还有我爸的名字，这你是知道的。这事如果闹上法院，十年后，你得到的钱连我们现在建议的一半都不到。你还坚持吗？”
“我的儿子，不能这么和人家说话。”哈桑伯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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