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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之后，破晓之前，我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凌晨三点。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Sedef），一座毗邻布约克卡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三码远，它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底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顾不得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
外面，我的前方是柏树、松树，远处闪烁着城市的灯光，更远的地方大海依稀可见。此刻，这一切，甚至整个夜晚仿佛都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我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各种残暴景象，另一面则迷迷糊糊地想，为什么每个人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20世纪70年代的轰炸、刺杀和夜间袭击，令我每每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绞尽脑汁，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
第一次震动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生命；震动停止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睡在那里。她们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恐惧万分、不知所措。电路已经中断。我们一同跑到花园，跑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我们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在恐惧中等待着。夜晚死一样的寂静，这座被高耸的岩石环绕的小岛、花园、树木，只有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这更传达出一种恐惧。黑暗中，我们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犹豫——或许害怕说话声音大，会引起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有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七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救护车的警笛声从卡尔塔拉（Kartal）海岸传到我的耳中。
接下来的几天，人们又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余震。之后，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他们在第一次四十五秒地震中的举动。两千万人感觉到了那次震动，听到了来自地下的轰鸣。后来，人们相互联系时，谈论的不是惊人的死亡数据，而是那四十五秒钟。几乎所有人都说：“除非你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像。”
一名药剂师从一栋已成废墟的公寓楼中完好无伤地逃生，他曾清楚地感觉到，他住的那栋五层楼冲到了空中，然后又落到地上，坍塌成废墟。他的描述与另两位从这楼里同样毫发无损的逃生者所说的相同，并非是他的幻觉。有人惊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和房屋都像变魔术似的倒在一边；楼梯坍塌的瞬间，居民们已经准备束手待毙了，但旁边的楼稍稍延缓了它的坍塌，于是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某个角落。为了减轻痛苦，他们彼此搀着胳膊。后来，从废墟中发现的尸体就证明了这一点。碗碟、电视、橱柜、书架、装饰品、墙体挂件等所有东西全都扭曲变形，相互疯狂寻找的母亲、孩子、叔叔和祖母们，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总是撞到自家的某样东西，或者撞上一堵不知哪里冒出的新墙。那些瞬间变形的墙体，使他们所有的物品都散落在地。到处一片黑暗，满是尘土，家具倒翻在地。所有这一切使家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让许多人都迷失了方向。不过，在那四十五秒钟的震动里，也确实有人在楼房倒塌前，跑下几层楼梯，逃到了大街上。
我听到各种传闻，一对祖父母躺在床上等死；有人以为他们站在位于四层的阳台上，却发现此处已经成了底层的露台；在第一次震动开始到结束的那会儿，有人刚打开冰箱，结果才把食物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全都吐了出来。据说有相当多的人在震前还站在屋内某处，没有入睡。另外一些人，一直在黑暗中挣扎，直到后来被剧烈的震动吓得够呛，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压根就没从床上起来，而是平静地笑着，拉过床单裹着头，把一切交付给安拉——很多死者就是这副模样。
我写的这些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它们大多出自伊斯坦布尔传播迅速的闲言碎语。人们整日谈论的，没有别的，全都是地震。震后的那天早晨，所有主流的私人电视台都派出了直升机摄影队飞往震区，不停拍照。我所在的小岛，以及周围几座比较大、人口比较密集的岛屿，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但其实距震中的直线距离，仅有二十五英里。而对面海岸，很多建筑结构差的楼房都坍塌了，众多人丧生于此。整整一天，布约克卡达市场都被令人恐惧、心虚的静寂笼罩着。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被地震摧毁，这令我感到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伊兹米特海湾是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这个海湾呈新月形，如果我们把它想像成土耳其国旗上的那弯新月，那么那些群岛，包括我所居住的小岛在内，就仿佛是它旁边的那颗星。我出生后一周，就被送往其中一座岛上，之后的四十五年中，我常常前往其中的一些岛屿，在海湾沿岸不同的地方逗留。雅楼瓦（Yalova）城如今一片废墟，阿塔图尔克曾非常喜欢那里的温泉。我童年时期，那里的仿西式饭店也是闻名遐迩。父亲曾担任过董事的石化工厂，如今也已献身火海。我还记得，那里曾是一片空地，后来就涌出了不少炼油厂。新月形海湾沿岸的小镇，我们曾乘车或坐摩托艇去游览、购物的村庄以及整个海滨沿岸，到处都竖立起了高大的公寓楼。而我曾在《寂静的房子》中满怀忧伤地描述过的那些地区，后来也成了一大片避暑胜地。如今，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夷为平地，或被弃之一空，无人居住。地震发生两天以来，我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竭力否认这一残酷灾难，这或许与那段时间我正在创作的小说有关。正因如此，我不想离开我的小岛。生活在那里继续，还如以往一样平静。
第二天，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和朋友首先乘坐一艘摩托艇穿越布约克卡达，随后又乘了一个小时的班轮，到达了对面海岸的雅楼瓦。我的朋友是《赞颂地狱》（In Praise of Hell）一书的作者。我们此行并非应人所邀，也并非想记录或是对任何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来此，只是渴望离开我们的快乐小岛，来更近距离地观察死亡，或许，也是为了减轻恐惧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在船上读着报纸，压低声音谈论着地震，一位退休的邮政局长坐在我们旁边，说他住在雅楼瓦，在布约克卡达有个小店铺，卖一些雅楼瓦的乳制品。现在，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他回这里来，是想看看他的货柜还有其他家具是不是已经彻底毁坏。
雅楼瓦曾是一座小镇，滨海沿岸树木林立，其农场为伊斯坦布尔提供水果和蔬菜。在过去三十年里，随着土地开发和水泥建筑的增多，草地逐渐减少；果树被大量砍伐，让位给成百上千的公寓楼；城市的避暑游人激增至百万。一踏上雅楼瓦，我们就看到，这些水泥物体十分之九都成了瓦砾，或是被彻底毁坏，无法进入。我们曾以为还能够帮到某些人，要么帮忙把一些残骸或是断落的瓦砾抬起，搬到角落。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心中暗藏的最初幻想也破灭了。两天已经过去了，废墟下几乎没有人生还。除了配备专业设备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救援队，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其中。更重要的是，灾难的影响是如此之深，除非有人拉着你的胳膊求你帮他，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震惊万分，徘徊于街道之中：我们同他们一起，走在坍塌成瓦砾的建筑物中；穿行于被碎石挤压变形的汽车、断壁残垣、倒塌的电线杆、宣礼塔旁；徘徊在那些满是水泥碎片、碎玻璃、电话、电线的街道之上。在小公园、空地上以及公立学校的校园里，我们看到有人搭起了帐篷。军人们有些在封锁街区，有些在收拾瓦砾。我们还看到有些人在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寻找着已不复存在的住所。有人在寻找失散的亲人，有人在咒骂这场灾难，有人为了一块扎帐篷的空地在打架。马路上驶来持续的车流：载满盒装牛奶和罐装食物的紧急救援车，满是士兵的卡车，起重机和推土车在清除陷入鹅卵石路面的碎片残骸。陌生人的谈话也顾不得任何繁文缛节了，就像沉浸在游戏中而忘了真实世界规则的孩子那般。每个人都觉得，灾难似乎令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
我久久地盯着那些倒在一边的建筑物。它们有些已经面目全非，有些靠在旁边的建筑物上，就像是淘气的孩子玩城市模型时，故意摆的一样，有些顶部扎入了街对面的建筑物中，砸毁了对面那栋楼的正面。悬在高楼上的机织地毯，像无风之日的旗子一样。破桌子、沙发、椅子，以及其他一些居室摆设；满是烟尘的枕头；倒翻在地的电视；花和花瓶，尚完好无损地伫立在已成废墟的房屋阳台上；遮阳棚已经像橡胶一样完全扭曲变形；吸尘器的软管空荡荡地伸着；被挤压变形的自行车蜷在角落里；色泽亮丽的衣服和衬衫乱七八糟地散落在洞开的衣橱里；紧闭的门后，挂着长袍和夹克；薄薄的窗纱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我们逐个徘徊于这些房间之内，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曝露的一切。透过这另一面，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在恶魔的杰作面前，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我们感到，生命往往取决于那些我们最瞧不起的人，那些丑陋的承包人，那些收受贿赂的委员会骗子们，那些未加约束的建筑公司，那些我们抱怨多年的撒谎成性的政客。他们都来自我们中间，在我们之中。而责难丝毫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他们的恶行。
从一条街到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偶尔，我们进入一条小巷道，那里的房屋都是要倒不倒，虽未完全坍塌，却也是无法再修葺了。偶尔，我们又会步入满是玻璃、水泥、陶瓷碎片的后花园。这里有棵松树被倒塌的房子压住，不过尚未折断。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想像，仿佛这个房间的女主人正在厨房做饭，透过后窗望向外面的花园时，她一定会看到这幕惨象。还有很多人会看到这相同的惨状：那些站在对面厨房窗前的老妇人；每晚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看电视的老人；半开的窗帘后面站着的那位姑娘。如今他们都不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站在马路对面，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望见的那间厨房、那个角落、那帘薄纱窗，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享此美景的人，也极有可能都已阖然消逝。
那些设法跑出楼来、活着逃生的幸存者，此刻坐在断壁旁、街拐角，或是随手从哪拉出来的椅子里，等待仍在废墟里的人被拯救出来。一个年轻人指着坍塌成一片的混凝土堆说：“我的父母在那里。”另一个人说：“我们在这里等他们被救出来。”他从库塔赫雅（Kütahya）赶过来，结果却发现母亲的房子变成了一堆废墟，他指了指房屋曾在的地方，说：“只要能够见到尸体，我们立刻就会离开这里。”
此刻，每一个在城市街道上徘徊的人，都站在废墟前，无助地看着紧急救援队，看着起重机和士兵们，或是茫然地坐在一堆从房屋里抢救出来的冰箱、电视、家具，以及塞满了衣服的箱子旁。他们都在等待。等待失散亲人的消息；等待确认他们的母亲还在楼内（或许她在地震前的午夜时分，离开了这栋楼，去了别的地方，即使这和她的习性很不一致）；等待叔叔、兄弟或是儿子的尸首，然后他们可以离开此处，将此处抛在脑后；等待救援队带着挖掘工具到达这里，看看是否还能从一堆尘土和水泥瓦砾中，再挖出一些他们的东西，一些贵重物品；等待有人开来小型货车，帮他们把抢救出来的东西运走；等待救助工人到达；等待路面疏通，以便专业救援队可以通过，救出在废墟中依然生存的妻子、兄弟。到第三天结束，即使电视和新闻媒体在不遗余力地夸大救援成果，可真实的情况却是，尽管有人坚持不断地呼叫，让救援队可以听到呼救声，确定其位置，但活着的人被救出来的希望仍然几乎等于零。
废墟有两种。一种是侧向一边倒下，像胡乱丢弃的盒子那样，虽然某些楼层像手风琴那样叠在一起，但大致仍保留着原来的形状。在这类楼体废墟里，人们还有可能在有空气的地方找到生还者。而另一种废墟，没有层次可分，没有大块的混凝土，也无法猜测出楼体曾经的形状；它就是一堆粉尘、铁块、断裂的家具和混凝土碎片等。要想在这里面找出仍然活着的生还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救援队要一个一个地从这堆瓦砾中找出尸体。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简直如同用针挖井。士兵们慢慢地将混凝土块抬到起重机上，曾经住在楼内的居民，还有寻找亲人尸首的人们就会睁大了彻夜未眠的双眼。一旦出现尸体，他们就喊道：“他昨天在那里哭喊了一整天，但没有人理会！”有时，人们使用挖掘器械，有时就只有用千斤顶、铁棍或是锄头去挖那些未曾挖过的地方。在找到尸体前，他们往往会挖到一些遗物：婚纱照、装有项链的首饰盒、衣服，然后才是散发着臭味的尸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在混凝土堆中挖出一个洞，某个专家或是勇敢的志愿者就会打着电筒到里面去搜救。此时，废墟旁等待的人群就会产生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嚷嚷起来，间或夹杂着哭喊。通常情况下，进去的志愿者都和这栋楼的人毫无关系，他跑来救助，只是碰巧听到了里面的叫喊声。此刻，他要求装载机援助，或是请人帮忙徒手挖掘，但周围太嘈杂了，人们往往听不清他要的是什么。这种情形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随即意识到，要这样从瓦砾中一块一块挖石头，一具一具抬尸体，那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尸体在慢慢腐臭，人们担心会有瘟疫传播。于是，最后一刻总会到来：剩下的尸体会被一同铲走，连同瓦砾、断裂的混凝土块、家居物品、停止的钟摆、箱包、坏的电视、枕头、窗帘、地毯等，被运到很远的地方烧毁。我心中，一方面希望所有这些都未曾发生，希望忘掉看到的一切，另一方面又渴望见证这一切，然后可以向他人讲述。
我们看到，有人在街道上边徘徊边喃喃自语，有人睡在已经开到了空旷地带的汽车里，有人从半毁掉的房子里拖出一些家具，拣出食物，堆在人行道边。我们头顶上空，直升机在盘旋，把体育场作为降落地点。在体育场中心，我们看到人们躺在临时医院中；而就在这医院旁，一排排的楼房变成了废墟。我们凑巧碰到一个朋友，他是个摄影师，与一位作家结了婚，此刻正要去岳父的住处。他沿路拍了些照片。岳父的那栋老房子尚安然无恙。老人告诉我们，他在午夜时分还听到废墟中传来某些声音。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些熟人。有座小楼已经坍塌一半，在它空荡荡的花园里，我们摘了些沾满尘沙的葡萄来吃。
看到我们，看到相机，每个人都喊：“记者，写下这一切吧！”随后，他们就开始发泄对政府、议会和骗子建筑商的不满。他们的声音在媒体上激起很大的反响。但那些遭到咒骂的政客、政府官员、收取贿赂的市长，还是极有可能会找到新的职位，并再次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而这些悲戚诉苦的人，很有可能为了绕过建筑规章，偶尔也会去贿赂市议会议员，甚至还会认为不这么做才是愚蠢。如果在一个国家，总裁们对贿赂赞赏有加，称其为“切实有效的”行为，如果在一种事事不正规的文化氛围里，人们一方面哀叹欺诈横行，而另一方面，又能容忍欺诈，那么，人们就很难指望承包商为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地震给他人带来的灾难，而遵纪守法，提高成本费用，不再使用普通钢材和混凝土。有一则地震传闻，曾在人们口头广为流传，因为房主们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则传闻说，某个建筑商建造的楼房，除了一栋以外，其他所有的都毁于地震了，而惟一幸存的，恰恰就是他自己住的那栋。
由于地震前未能发布任何预警，震后又没有及时组织救援，政府曾一度大失民心。但许多人在无助之中，仍怀着坚定不移的梦想，相信会有更高的力量眷顾他们，如同安拉所为。所以，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恢复了声望，这也在我们意料之中。也许有人会说军队也是一样，提供救援总是姗姗来迟，并且起初总是作用甚微，这一部分原因，在于军队自己的楼房也遭到了破坏。地震也动摇了民族自豪和国家自信。在很多地区，我听见人们说：“及时救助我们的，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而并非我们的政府！”在一些媒体上，我也看到过同样的言辞。有什么理由吗？“就是没有人组织我们。”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他知道顺从比愤怒更有用。面包在城市某个地区多得发霉时，另一地区往往就会短缺。当人们躺在混凝土之下，哭喊着求助，生命渐渐流逝的时候，救援设备却往往不是困于燃油短缺，就是困于交通堵塞。
我们看到一个男子，开着满是灰尘的旧汽车，缓缓地驶过后街；一堆废墟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临近之处停了下来，隔着车窗冲人群喊道：“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安拉的愤怒会降至你们身上的，你们要弃绝自己的罪恶！”人群中有人狠狠地数落了他一番，叫他滚开。他以获胜者的姿态又气哼哼地驶向下一个废墟。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分析家的想法与其类似。他们也认为，军队和政府干涉宗教事务过多，必将会受到惩罚。但我也听到很多人在问，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许多清真寺和宣礼塔也遭到损坏了呢？
处身于这一片灾难之中，面对这些废墟和尸首时，人们也会有高兴的时刻。在长久等待之后，看到生还者从瓦砾中走出来！看到救援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政府宣称是敌对势力的国家！但最主要、最不言而喻的快乐仍是：自己多少是活了下来。第三天结束时，很多人已经向灾难妥协了，开始谋划将来。他们不顾警告与禁令，全都巧妙、谨慎地开始从过去的房屋内搬运自己的物品。我们看到两个年轻人进到一座公寓楼底层，楼体一侧已经呈四十五度倾斜了，但他们仍从天花板上卸吊顶灯。
码头旁高大的栗子树下，咖啡馆人满为患。尽管死亡、失踪了不少人，人们还是在放纵狂欢，庆幸自己从灾难中生还。经理找来一个发电机，可以让冰箱里的饮料凉爽可口。我们这桌的年轻人也不愿再谈起地震，而是聊着文学和政治事件。
归途中，我们又碰到了回雅楼瓦清点财产的那位退休邮政局长，“我去我们那条街了，在里面找了找，房子已经没了，”他平静地说，“一眼就能看出，废墟里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他轻轻地说着，就仿佛这多少是他自己的过失，没有什么值得抱怨似的。
后来，我朋友说，一个英国人在度年假时赶上了下雨，都会抱怨，但是一个房子毁于一旦的人，却毫无怨言。我们进而推断，也许那是因为，人们压根不会去抱怨，发生在土耳其的地震夺走了如此多的生命，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感到不快。那晚，恐惧感遍及整个国家，因为害怕会再有一次地震，我们都睡在自家外面的花园里。
我们乘坐的船驶到月牙形海岸的中央。我发现，自孩提时代以来，这条海滨沿岸增加了很多新居民。而他们那模样相同的公寓楼，又是如何使众多小镇延绵为一座城市。如今，整个地区都陷入恐惧之中，因为科学家预测将会有一次更致命的地震，而且它的震中距伊斯坦布尔更近。现在还不清楚地震会何时发生，但根据报刊上的地图显示，那摧毁一切的断裂带，就恰恰经过我们此刻正靠近的这座小岛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