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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无论何时，《群魔》（Demons）都可以说是最伟大的政治小说。二十岁第一次读这部作品时，我感到震惊、敬畏、恐惧，并且心悦诚服，这就是当时它给我的冲击。没有哪一部小说能这样深深打动我，没有哪一个故事能给予我如此令人痛苦的关于人类灵魂的知识。人的权力意志，人的宽恕能力，人骗己骗人的本事，人对信仰的爱、恨和需要，人的各种嗜好（包括神圣的和渎神的），等等，所有这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都可以在一个政治、欺骗和死亡相互纠缠的普通故事中扎根并且共存。这一点也最让我震惊。我钦羡这部小说以极快的速度传送出无所不包的智慧。这也许是文学最主要的长处：在伟大的小说里，主人公们非常迅猛地进入激烈紧张的时刻，我们则马上会被带到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我们对小说中的世界深信不疑，正如我们对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深信不疑。我热切地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性的声音，正如我相信他书中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对忏悔的沉迷。
为什么这本书能在我心里激起如此的恐惧，恐怕很难解释。书中的自杀场景令人极度痛苦（蜡烛熄灭了，有人从隔壁幽黑的房子窥探着发生的一切），还有出于恐怖而制造的恶意谋杀所带来的剧烈冲荡，这些都令我无比震撼。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能如此神速地在伟大的想法与褊狭的生活之间来回转换，也让我十分惊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种转换里看到一种勇敢无畏，它不仅属于书中的人物，也属于他自己。我们读这本小说时，似乎能看到甚至连最小的日常生活细节也与书中人物的伟大思想紧密相连。看到这些联系，我们才能进入妄想狂的可怕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思想和伟大理想都彼此相连。于是，整本书中都充斥着秘密团体、错综复杂的各种组织、革命分子和告密者。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紧密相连，这样的世界担负着两种功能：面具和渠道（它通向隐藏在一切思想之后的伟大真理）。在这个世界之后还有彼岸世界，只有在彼岸世界里才有可能探寻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存在。在《群魔》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主人公，让他以自杀的方式来印证这两种伟大的想法——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存在。作者这种处理方式让所有读者都难以忘怀。很少有作家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出色，能以人格化或戏剧化的手法来表现信仰、抽象思想和哲学矛盾。
186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八岁时开始创作《群魔》。此前他写过《永恒的丈夫》（The Eternal Husband）一书，小说《白痴》也刚刚收笔，并得以出版。两年前，他为了躲避债主、谋求一个相对安宁的工作环境来到欧洲（佛罗伦萨和德累斯顿），并在此落脚生存。此时，他计划写一本关于信仰以及信仰缺乏的小说，并取名为《大罪人传》（Atheism, 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他对虚无主义者充满怨恨。他所指的虚无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其实是半无政府主义者和半自由主义者。在那时正写的一本政治小说中，他嘲讽了这些人对俄国传统的憎恨、对西方的狂热，还讽刺了他们缺乏信仰。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对《大罪人传》渐渐丧失兴趣。事有凑巧，这时他在俄文报纸上读到一桩政治谋杀案，并从妻子的朋友那里也听说了此事，他变得异常激动（只有流亡国外的人才会如此激动）。同年，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大学生被他的四个朋友杀死，他们认定他是警察的密探。在这个革命组织内部，年轻人彼此杀戮，而该组织的领袖就是聪明、狡诈、魔鬼般的涅恰耶夫[1]。在《群魔》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代表的就是涅恰耶夫式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一样，他和朋友们（托尔卡琴科、维尔金斯基、希加廖夫和利姆申）在公园里将嫌疑告密者沙托夫杀死，并把尸体抛入湖中。
这起谋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透了俄国虚无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乌托邦性质的革命梦想。他发现，在这些梦想背后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望——这种欲望妄图控制我们的配偶、朋友、环境和整个世界。因此，作为一个年轻的左翼分子，我读《群魔》时，仿佛觉得这本书不是关于一百年前的俄国，而是与土耳其有关。因为这个国家也已经完全被深深扎根于暴力的激进政治所左右。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对我低声耳语，教给我有关灵魂的秘密言语，把我拖入激进分子的团体——这些人尽管热情无限，梦想改变世界，却各自囿于种种秘密组织，喜欢以革命的名义欺骗他人，诅咒和侮辱那些与他们腔调不一或是看法不同的人。记得我曾自问，为什么人们从不谈论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它对于我们的时代有这么多东西要说，但是左翼圈子对此却视而不见。因此，我读这本书时，总觉得它仿佛在轻声地向我诉说秘密。
我的恐惧还有自己个人的原因。因为在那时——换言之，大约在涅恰耶夫谋杀案以及《群魔》出版一百年之后——土耳其的罗伯特高等学院[2]也发生了类似的罪案。有一个革命组织（当时我的许多同学属于该组织）相信他们中有个成员是叛徒（这是由于一个聪明、魔鬼般的“英雄”的鼓动所致，而此人自己却立即消失在迷雾中）；某天夜晚，他们用粗棒猛击“叛徒”的头部，致其死亡，随后把他的尸体塞入行李箱。这些人在带着箱子乘划艇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被抓获。驱使他们这么做，让他们心甘情愿走到谋杀这一步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即“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就是最先离开的那个人”，这也是我最先在《群魔》里读到过的内容，因此内心深处对此有着真实的感受。多年以后，我问一位朋友是否读过《群魔》，他曾经是该组织的成员，且他们不知不觉地模仿了小说的情节。事实却是，他对这小说毫无兴趣。
尽管《群魔》充满了恐惧和暴力，它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引人入胜、最滑稽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高超的讽刺家，尤其擅长表现枝节频生的场景。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描绘了一幅尖锐的漫画去讽刺屠格涅夫。在现实生活中，他对屠格涅夫也是爱恨交加。因为屠格涅夫让他非常恼火：这位富裕的地主，赞成虚无主义和西化主义，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还轻视俄国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用创作《群魔》这部小说的方式，来与《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抗争。
不过，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左翼自由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感到气恼，但内心深处却能理解他们，还不时满怀深情地谈论他们。他描写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下场，描写此人见到了长久以来梦想中的那种俄国农民，其笔调如此真挚，带有抒情色彩，甚至连看书过程中一直嘲笑此人虚伪的读者，都情不自禁地羡慕起他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告别了那个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部否定的西化革命知识分子，并从此得以在安宁中专意享受他自己的激情、错误和虚荣。
我一直认为，《群魔》这本书揭露了激进知识分子想对我们掩盖的可耻秘密。这些人远离中心，生活在欧洲边缘，与自己的西化梦想格格不入，并因自己对上帝的怀疑而饱受折磨。
[1]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政治恐怖主义者。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沙皇政府追捕而逃亡国外，假冒根本不存在的“俄国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与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巴枯宁会面，和巴枯宁一起以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革命联盟”名义出版了《革命问题方法》和《革命原则》等文件。1869年8月返回俄国，在莫斯科组织了有莫斯科大学和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业经济学院大学生参加的密谋组织“人民惩治会”。“五人小组”成员、大学生伊万诺夫不愿意接受涅恰耶夫的领导和欺骗，被涅恰耶夫伙同其他人骗到一个花园，开枪将其射杀。事情败露后，涅恰耶夫立即逃往国外，其余参与暗杀的人均被捕。小说《群魔》的故事背景就取材于此。
[2]1863年建校，现更名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位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著名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