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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1986年
朋友开车到肯尼迪机场接我。在去布鲁克林的高速公路上，我们感到很迷惘：贫穷的街区，仓库，砖屋，破落的加油站，没有灵魂的公寓……事实上，透过这些房屋，我们不时能看到其后曼哈顿高耸入云的轮廓线，但这不是我梦想中的纽约。于是，我轻易得出了结论，布鲁克林不是纽约。我把包留在一位布鲁克林朋友的褐砂石屋里。我们一起喝茶，抽烟。在公寓周围漫步时，我心里仍然在想，这里不是纽约。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我的梦想所在——在那边，在河对岸。
一小时后，太阳就要下山了，是它将一天拖得如此漫长。我们越过布鲁克林桥，来到曼哈顿。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哪个城市的轮廓人们不会弄错的话，那就是我现在看到的纽约。在伊斯坦布尔，我刚刚写完一本新小说，其他的事情接踵而来；我感到很疲惫。此刻，尽管有四十个小时没有合眼，我还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觉得在这些巨型轮廓的某处阴影中，我不仅能找到解决地球上任何事情的要诀，而且还能发现我多年梦想的缘由。也许所有的大城市都会让人产生这种幻想。
在曼哈顿纵横交错的街道上驱车而行时，我试图把眼前所见和心中的形象作个比较。街道拥挤不堪，人行道上的人群像沉浸在宁静的梦境中似的缓慢移动着，还有晚上常见的灯火。但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东西。当朋友已厌烦了在街上来回开车逡巡之际，我却明白了：我的眼睛在不停地搜索，因为它们尚未找到这些风景背后的奥秘，尚未发现所有梦想者希望有朝一日能揭示的真相。我决心要谦虚一点：我必须坚韧不拔、逆来顺受，从街道的风景中找到这个奥秘——从平常的路面，街上的小店，还有那街灯令人熟悉的光亮中去寻找。如果我在梦中曾瞥见的伟大真理确实存在，那它也绝不会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中显现，它需要我用自己的耐心和细微的探索去察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正是以这种心情观看周围的景色。我看到了水管是色彩丰富的，注意到油泵上印着数字；看到城市路面上，当汽车停下来时，一些黑人小孩拿着脏抹布飞跑过来，要把车窗“擦拭干净”；看到穿着短裤和跑鞋的男人，以及浅蓝色、泛着金属光泽的电话亭；我看到墙壁、砖瓦、大块的玻璃、树木、狗、黄色出租车、熟食店……我仿佛在观看平铺在大地上的一幅完美精致的风景画。在画中，消防龙头、垃圾桶、砖墙和啤酒罐不厌其烦地一再出现。每条街道，每个街区，甚至我们坐下来喝啤酒或咖啡的地方，都好像在印证同样的梦想。
我感到这里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个少年穿着皮夹克，剃光了部分头发，头顶扎着小小的紫色马尾。有个女孩和一个胖得出奇的女人走在一起。一位穿套装的男人飞快地从我身边跑过。一个黑人路过我身旁，手里的晶体管收音机硕大无比。还有脸色苍白的长腿女人们，她们戴着耳机和宠物狗一道从我身边跑过，那些狗仿佛和主人目的相同。在人行道上，这些人和我们擦肩而过。
天色已晚，朋友的妻子下班后，我们一起去了家油酥点心店，这家店外的人行道上也扩出地方卖咖啡，我们在拥挤的店里找了张桌子坐下。他们问了我几个有关土耳其的问题，我咕哝着回答了几句。随后又是些问题，我又作了回答。如此这般，我试图说服自己，我已经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生活。现在，这个城市不单单是喧嚣和躁动的夏夜，幽灵般地回应着它所营造出来的虚构世界，它更像个独特的地方，一个真实的世界，彻头彻尾都是真人真事。我注视着这些街道，看着后来我无比熟悉的灯光和景象慢慢地从梦境变成眼前的沥青柏油路。谁能分辨出，哪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纽约？
不过，还是有几个梦幻般的景象我永远不会忘掉。那张白色福米加塑料桌面的桌子支在人行道上，上面摆放着带点绿色的啤酒瓶和奶油色咖啡杯。我们前面的桌子那里，坐着一位穿绿色套头毛衣的女人，她的宽大背影甚至让我们难以看到路上的人群。路边石屋的正面在夜色中变得模糊，窗里透出淡淡的橘黄色灯光，正慢慢变成紫色。因为街道狭窄，路这边大树的枝叶，遮住了对面的一盏路灯。几辆大轿车安静地停在路边。我不时看到，那盏街灯的白色灯光在轿车上舞动。
夜色已深，沿街桌边的顾客都已离去，油酥点心店就要打烊。我的朋友打着哈欠，问我是不是已经把手表调到纽约时间。我告诉他说，我戴了十五年的手表在飞机上坏了；我把表从手腕上褪下来给他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戴过那块表。
警察看警匪剧
“嘿，伙计们，看看我的新手表。”一位警察说。
他伸出胳膊。车后座有三个人，我坐在右后窗旁，身边坐着两个警察。
“你在哪弄到这么一块表？”坐在我旁边的警察问道。
“在人行道上买的。八美元。”坐在前面的警察说。
“它明天就会坏的。”另一个警察说。
“我已经戴了两天了。”
我们正在西高速公路上沿着哈德逊河往南行驶，上午我们要赶到法院。一个月前，我遭到了抢劫。抢劫我的黑人青年笨手笨脚，被抓了起来，现在要我去辨认他们的身份。他们对所有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于是被传唤去法庭作证。公诉人前一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担心我对作证并不热衷，于是为了避免我拒绝作证，她告诉我，早上会有辆警车接我去法庭。坐在我旁边的两位白人警察也要去作证。那几个年轻、笨拙的抢劫犯在抢劫我之后，又在两个街区之外等待下一个打劫对象，结果被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警察抓获。
进入市区后，交通拥挤，这几个警察开始讨论一部电视剧。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电视剧里的人物也是纽约警察，他们开着蓝白相间的警车四处转悠，和我们乘坐的车子一模一样。他们在与同样的歹徒和毒品贩子斗争，同样也感到精疲力竭。这两个警察在讨论电视剧时，把自己想像成剧中的主人公，仿佛剧里描述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这让我想起19世纪那些未经世面的女孩和做着白日梦、心情郁闷的家庭主妇，她们读小说时，总是把自己想像成女主人公。这些警察使用的语言和常人不同，很多骂人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过了唐人街，我们到达法院，上了电梯。电梯又往上走了很长一段路程。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公诉人的办公室。她不是我想像中的公诉人，而更像是一位温柔可爱的老同学。她草草地跟我交待了几件事情，说了句“我马上就回来”，然后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她的桌子上满是文件。为了打发时间，我想我不妨看一眼。这是抢劫我的那几个男孩的供词。我已经知道他们当时使用的不是真枪，但我还是感到很生气。他们把我称为“一个白人佬”。他们用抢了我的二十美元买了可卡因。这时，我意识到我也许不应该翻看这些文件，于是又把它们放回桌上。随后，我又随手翻了翻一本摆在桌上的厚书：《公诉人审问手册》。书里有一部分内容，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公诉人不能指控某位辩方律师，即使他和谋杀犯串通，拒绝透露尸体埋藏地点。这时候，公诉人回来了。
“你好像并不想做证人。”她说。我们已经离开她的办公室，走在走廊上。
“我为那些孩子感到难过。”我说。
“哪些孩子？”
“那些抢劫我的孩子。他们会判多少年？”
“但是他们抢了你的二十美元，”她说，“你知道他们拿你的钱买了什么吗？”
我们坐电梯下去，法庭就在街对面的摩天大楼里。公诉人把文件抱在胸前，像个大学生。经过其他公诉人时，她向他们打招呼问好，还很友善地跟我说她自己的事情：她是内华达人，在阿肯色州学海洋生物学，只是后来她才找到注定属于自己的职业。
“什么职业？”我问。
“法律。”她说。说这个单词时，她的嘴唇团成圆形。
我们上了另外一辆电梯，又坐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门上方接连闪过的数字。走出电梯时，公诉人在走廊里一条长椅边停了下来。
“在这儿等着。法官叫你的时候，你就把最后一次和我见面时说的话原样叙述一遍。”她说。
“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这来。”我说。
她走了。我没得到允许进法庭，只好坐在外面的长椅上。过了一会，开车送我来的那两位警察也到了，也坐在长椅上。但不久，他们又站了起来。我觉得好奇，就走过去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嫌疑犯到了，但电梯坏了。”一个警察告诉我。
“我很奇怪，他们干吗把什么都招了。”我说。
“因为我们对他们很好，这就是原因。”那个留着浅胡子的警察回答道。
“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其他的罪行也招供了，”我说，“难道这不会加重对他们的量刑吗？他们会判多少年？”
“每抢劫一次四年，总共二十八年。”
“难道他们不能为自己辩护吗?”
“先生，你看，”那个戴手表的警察开始生气了，“我们没动他们一根头发。犯案的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吃，但他们吃了。你懂了吗？”
“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交代所有罪行，”另一个警察解释说，“我会告诉法官他们不是坏蛋，法官会给他们减轻刑罚。他们还以为我上中学就认识法官呢。”
他们俩都笑了。
戴新手表的警察指着走廊那头。“那个家伙也要来作证。他知道怎么给人留个好印象。”
“我是他们的朋友。”留胡子的警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