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 百家争鸣的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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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作品，都属于日本近代文学的范畴。当西方文化随着日本国门的打开而流入日本时，西方的作品也不断被翻译介绍进来，尤其是宣传自由民权运动的西方政治小说，率先进入日本。

当时的日本受到两种不同类型文学的冲击：一是传统的日本文学，二是新进入国内的外国文学。两种文学在江户并行，而与此同时，文艺评论作品《小说神髓》出现了。作者坪内逍遥提倡，未来的文学应该由对虚构情节的描写（浪漫派）转到对社会现实的描写（写实派），并认为应以人间百态为核心内容，对现在的文学进行改良。《小说神髓》的问世，对于日本的文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坪内逍遥明确指出，“小说并不是用来随便写的，而是要能经得住‘大人、学者’鉴赏”。这种论调改变了日本小说的面貌，更影响了之后的一代作家。

而后便到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日本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各种矛盾也不断涌现。这些矛盾，促使许多日本作家从文学当中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其中，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作品广受欢迎。樋口是日本第一位职业女性作家，早期写一些颇具古风的美文小说，后来擅长描写男女之间的情感，以及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活。在她的故事中，处于逆境中的、贫穷的女主人最后总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从社会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樋口去世时年仅24岁，她从15岁就开始记日记了，就连日记的内容都被人夸赞说有文学性，她的头像被印到5 000日元的钞票上，成为日本第一位出现在纸币正面的女性。

后来，日本出现了一个流派，叫作“自然主义派”。这个流派的成员大多是30多岁的青年作家，他们极力主张客观描写身边的事物，并且在作品中突出自己的内心独白。他们对上一代人的文学风格非常不屑，极力想要与其脱离开来，所以强烈排斥过多的辞藻修饰。这个流派与西方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最终孕育出了日本独有的“私小说”，又称“自我小说”。

与自然主义相对的派别之一，叫作“唯美派”。与只强调“真”的自然主义不同，唯美派更注重“美”这一因素。他们不满文坛中充斥着清一色的自然主义派作家，并反对一味地描绘真实而不考虑其他因素。他们愿意直面任何美以及对美的追求，现在我们在网络上所经常看到的“耽美派”，就源于这一派。在唯美派中，以青年诗人居多，永井荷风与谷崎润一郎是最有名的代表人物。

随着明治时代的结束，自然主义派的发展也陷入停滞，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自名为“白桦派”的作家。这些作家几乎都出身上流社会，并想要在自己的身份、阶层和社会正义之间寻求一条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道路。这种观念在大正时期的前半段，成为文坛最主流的思想。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武者小路实笃，他在20岁前后醉心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并深深地感到“自己就是罪人”，同时又对自我表现出完全的肯定，声称“任何权威都无法凌驾于我本人之上”，表现出极为彻底的自我肯定思想。另外一位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出身于实业家家庭，他所接触的各种社会现象并没有使其在思想深度上有所扩展，他将一切都舍去，转而绝对地依赖自己的意识，并由此构造出了自己的世界。在代表作《暗夜行路》中，志贺直哉将主人公设定为祖父和母亲的私生子，他在兄弟间备受歧视，在婚后又发现自己的妻子对自己不忠，最后便独自流浪，并病倒在了旅途中。这是一个全篇都充满灰暗色调的作品，然而这部花费了20年才写成的作品，正是志贺直哉性格的真实反映。

除此之外，“新现实主义派”也是日本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大流派。他们并不像白桦派和唯美派那样，对近在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而是尽力通过自己的知性，尝试着去改变周围的现状。在这之中，由5名东京帝国大学学生组成的“新思潮”团体最为有名，其代表性作家便是芥川龙之介。

芥川早期的作品得到了夏目漱石的赏识，他也由此正式进入文坛。《罗生门》是芥川的代表作，悬而未决的结尾虽然让许多读者摸不着头脑，但同时也留给人们无限的思考与遐想空间。他的其他作品多从《今昔物语》和《宇治拾遗物语》中取材，同时也取材于中国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充分展现了芥川的才能，但在后期，芥川已经从艺术至上主义中脱离出来，撰写了自传体小说《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直到他生活的晚期，社会的变动和自身身体条件的恶化使他一直坚持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并使他对自身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在留下了描写当时的自己的《海市蜃楼》和《河童》之后，便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芥川龙之介的死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自他以后，也有许多日本作家因为种种原因，选择走上自杀的道路。他们或因自己无力改变现实而苦恼，或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而感觉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的意义。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文学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而死亡是一种解脱，一种将自己从无意义状态中抽离出来的解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最后也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自杀，让人嗟叹不已。

也许，每一个写就伟大作品的作家的内心都是孤独、敏感的。他们的心灵能捕捉到常人所不能的东西，他们的笔尖能触到常人所不能的角落，他们才华横溢，是历史的宠儿，但他们的命运无法逃脱当时大环境的掌控，其作品无不受到作者本身经历、性格的影响。如果紫式部的早年生活没有那么悲惨，也许就不会有沉重厚实的《源氏物语》；如果没有夏目漱石对现实生活的满腔愤懑，就不会有《我是猫》这样的讽刺小说。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这些作家，可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又何尝不是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