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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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巾和笔袋又被翻了出来。棕色的手套，厚重的螺旋装订笔记本，这一次都被他暴躁地猛抽出来，地铁图、一把折好的雨伞都被倒在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的引擎盖上。

他不敢相信地摇摇头，在人行道上跺脚，生气地把大衣扯下来，翻了一遍又一遍，就像他对那个被清空了的背包做的那样。他脸上有种痛苦的嫌恶表情。我留心着硬币的每一个叮当声，俯身捡起滚到人行道上的两个25美分和几个便士的硬币。行人从肩膀上方扫我们一眼，又无所谓地继续前行。笔记本的纸页在风中翻动。我看着他绝望地掏着自己的裤子口袋，不住地用牙齿划下嘴唇。

“等一下。”我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小心翼翼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试图让他想想最后一次拿着钥匙时的位置，“可能是颜料商店，可能是你在付款的时候……”

“没有，”他自言自语道，沉重地合上眼皮，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不这么认为。”他再次睁开双眼，看上去很受挫的样子，“一定是在咖啡馆，我把支票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在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曾经听到钥匙发出的响声。

我们走回百老汇，但这一次是向南走，从二十八街走向第九街。我们快速地走着，目标明确，留心查看着人行道上每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物件。走到联合广场，右转，然后左转，接着走到第六大街。哈米精力充沛地迈着大步，为我在人群中开辟道路，我跟在他身后。我们在无数双移动着的脚边搜寻，以防钥匙是掉在这路上的。我们走过了之前的那个橱窗，和一起看过的那条灯火辉煌的小路。同样的商店大门、巨大的百货商店，同样排成一列列的树、背阴的树梢和办公大楼，现在都在我们的左侧，黑黝黝的，还上了锁。

同样的场景让我再次想起我们之前的聊天，一小时前，我们去往百老汇时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那段对话现在是在倒叙播放，从结束到开始。像是从后往前播一卷录像带，潜意识的信息从嘈杂的声音里浮现。或者往后倒一卷录音带，回放的片段扭曲着，吱吱作响。我的负罪感变得既强烈又尖锐，心脏加快了跳动的频率，配合着我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在回顾中，我注意到了所有在之前被忽略掉的细节。在我带着渴望聊起特拉维夫的海的时候，在我东扯西拉地表述自己在西奈山开车探险的时候。我记起他在那时是怎样地保持了沉默，或者在当下是怎样地无所回应。我记起他在这个路口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还有，就在这里，当我们停下来抬头凝视月亮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现在，我开始调整自己每一个语调和表情，说话前会考虑两遍后再开口，小心地措辞，以防任何由我说出口的英文造成他人的误解。在他说话时，我睁大眼睛看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注意力集中的神情热切地点头。当他侧转身，冲着路的拐弯处一个为骑车人设立的标语牌咯咯笑时——“错路”，上面写着，我爆发出一阵做作的笑声。在我参与的这个搜索钥匙的活动中，我那样仔细地查看人行道上每一英尺，都是为了补偿、为了修复、为了重新获得那些已经失去的——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自然和随意感。

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南曼哈顿所有的熟食店似乎都变成了犹太教的，我还在橱窗里看见越来越多的烛台亮在圣诞树中。我们遇上了两个戴着streimel和双边锁的正统派的男人，这条街的前面有一家文身打洞店，里面飘出了雷鸣般的中东鼓的鼓声。又一排的“胡姆斯(1)餐厅”，还有一家街角的小店在卖外文报纸和杂志，包括与阿拉伯标题并排的《以色列晚报》和《Yediot美国》(2)。

我们走进一家寂静无人的酒吧，请求借用卫生间。当我站在女士洗手间的小隔间外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时，忍不住幻想在墙那一边，男士洗手间里的哈米是不是也在读着小门锁上的文字——“有人”，并也同时联想到“占领”(3)。

在我那一连串的敲门声后，一个模糊的声音从隔间里面传来：“稍等。”

此刻，独自站在这里的我重新想起刚刚在人行横道上差点发生的事：沐浴在街灯发出的淡红色光芒中的哈米，突然望向我，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流连，停在我的嘴唇上。我确信他要倾身过来吻我了，我浑身僵硬，无法移动。我记得我们之间汹涌的气流，和那令人颤抖的、几乎就要出现的一刻，但这一刻突然被变绿的信号灯打断了，周围的路人都涌上了街道。我没意识到自己又开始敲门了。

“马上！”

我压抑着自己需要上厕所的急切渴望和脑中响起的恳求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直在等着我落单好抓住我：“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你在玩火。那是诱人的灾难。这就是你在做的事吗？你难道不是已经有一堆烦心事了吗？你这样做有什么用？”我突然感到很需要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想知道他在人行横道上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儿的水池和擦手纸器上都没有镜子。直到我把双手夹在大腿间，局促地走到门口，才在急救用品柜黑色的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形象——那是一张愁云密布、饱受折磨的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五年或六年以前。我在特拉维夫搭乘一辆小型公共汽车。车从老旧的中央车站始发，可还没等我们拐过弯到达艾伦比街呢，就遇上了严重的交通堵塞。那是中午的时候，这辆小型车里几乎是空的。两名乘客坐在最后，我前面坐着一位女士。司机没来由地厌倦了广播里的音乐，开始快速换台，很多冗词和曲调的片段一闪而过。司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宗教电台——以色列国家新闻台，或者什么类似的电台。他停在那儿，并在播报员大声喊的时候调高了音量：“大量的年轻女孩——犹太女人，每一年！”

那是一个米兹拉希老人深沉、温暖的声音，发音时喉音很重。“以色列的女儿们！迷失了的灵魂！”他接着喊，“被引诱去皈依了伊斯兰教，仁慈的上帝！跑去嫁给了绑架她们的阿拉伯男人，还被带到了乡村，被毒害、被殴打，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挨饿，被像奴隶一般地捆住。在以色列中部、在北部、在南部……”

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能看到一排蓝色的巴士在夏日的光芒中缓慢地向艾伦比街行进。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姐妹之手——一个由拉比艾伦斯特创办的机构，帮忙解救那些姑娘和她们的孩子，把她们带回犹太教，让他们重新回到犹太人民温暖的怀抱。捐款或者想要接通急救热线，现在就打电话……”接着，我听见坐在我前面的乘客和司机的聊天。我记得她在跟他讲她小姑的女儿——就是爱上了阿拉伯人的姑娘们中的一个：“是她们住在卢德时，家旁边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来自纳布卢斯……”

“噢，噢，噢，”我想起那个司机倒抽着气的回应，然后他啧啧地说，“上帝帮助我们。”

“而且，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阿拉伯人！”那个依然处在震惊中的女人补充说。

司机又啧啧了一声：“那些才是你应该格外留心的。”

她给他讲那个男人是怎样说服那个女孩的，一开始给她花了好多钱，买的礼物堆成山。她可怜的小姑哀求那个女孩不要跟他走，哭得撕心裂肺，但是于事无补。那个女孩和他约会了几个月，是怀着孕结婚的。“现在，她在纳布卢斯过得一团糟，你都无法想象……”

“老天啊……”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又怀了孕。”

“上帝诅咒他们所有人。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件大事，一种骄傲。”

“她都不剩什么牙了，他打她打得非常狠。”

“那些禽兽！对他们来说，抓住了个犹太女人可是件大事。”

有人在隔间里大声地冲水。当门终于打开时，一个长腿的金发女郎走了出来。她咕哝了句什么，向后指了下门。“小心！”她大声说，指了指马桶下的一个水坑，“那儿很滑。”

我踮着脚走了进去。在坐便器上蹲下，无比解脱地释放出大量尿液。那个女孩的声音还在我耳朵里回响，混合着水箱注水和墙上管子持续的哼哼声：“小心那儿很滑，小心滑……”

我突然好奇这是不是一个征兆：那个年轻的女人，交通灯在最关键的时刻变了颜色，钥匙。是的，那些丢了的钥匙——那是我不该去布鲁克林的征兆。把那些钥匙弄出他的口袋是个天赐的干扰，上帝之手把我从可能发生的事上保护起来，他伸出手给这个还没开始的故事画上了句点。我心里再次升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它在推和拉之间交替闪烁、在吸引力和恐惧感之间闪烁。当水箱终于注满时，这个空间里只剩排气孔单调的呻吟声。什么都还没发生，明白吗？你还能改变主意，你现在可以离开，然后回家。我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再次大力地冲水。

我走出去洗手，决定帮他找到钥匙之后就回家。在我们回到水族馆咖啡店时，我会温和地道别。我们也许会交换电话号码，在脸颊上轻吻，然后我会直接回家。但即使我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如此告诫自己，我也知道它们不会发生。我知道它们只是些我用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话。又一次，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我看见他的目光锁定我的嘴唇，落在他卷曲的发梢上的红灯的光像团团火焰。我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我们之间让人战栗的气场。

水族馆咖啡店已经换过班了，一个新的侍者接待了猛冲进来的我们。她看着我们向窗前的桌子进军，弯下膝盖去搜索椅子底下的区域。据她所知，没人找到过任何钥匙。厨房的工作人员和经理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经理还打电话给之前那班的服务生询问情况。

“你打算怎么做？”我在店外问哈米。

他依然在人行道上认认真真地搜索着，用阿拉伯语嘶嘶地说着什么。他再次仔细地掏着自己的大衣口袋。

“你愿意去我那儿吗？”我指向第九街，“去打个电话？”

我怎么能在此时抛下他呢？我该怎么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只能靠自己？我没缘由地感到了一种责任，我们像是被那一丝的负罪感绑在了一起，一种共同的命运。

他走向前，一直在仔细地搜索道路的边侧。“我首先需要一支烟。”他说。

早些时候，在我们走回百老汇的时候，我说如果最坏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找一名锁匠。我告诉他在7月的时候，我刚搬进公寓不久，门“砰”的一声把我关在了外面。那个锁匠40分钟就赶到了，很轻易地弄开了我的门锁，又装了一个新的。

我赶上他，指指一个从树干后露出来的付费电话。“我们打个电话，现在请他过来。”我说着，伸手去掏包里的电话簿，“这样的话，在我们赶回你公寓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儿了。”我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但已经不确定会陪他去布鲁克林了，我怀疑这个夜晚再继续下去的话是否有任何意义。当我在包里翻找时，正对上他因为听到金属的叮当声而睁大和亮起火花的双眼，直到他意识到那是我的钥匙在响。我再次被一种负罪感模糊的回响和那不可避免的象征意义所困住：他钥匙的丢失和我钥匙叮当声的出现，正是我们在以色列悲惨境况的一种简单化的象征。我甚至漫无边际地从钥匙想到了巴勒斯坦人的老房子。他们把老房子从祖父母辈一直保存下来，同样被留存的是重返被遗弃的家园、土地和水源的梦想。

在我们走近街角的香烟摊时，我看着哈米，好奇这些事会不会也在他的心里盘旋。他在一棵树旁边停下，转身背对着我，我在想他会不会告诉我他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种讽刺。不管怎样，那些我迅速瞥向他的眼神（他突然大声地清了清喉咙并吐了口痰）已经足够让我确信他此时正在被比回家的权利更为迫切的问题所烦扰。

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印度人经营着这个香烟摊。“好彩香烟，”哈米说，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再给我一个打火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并不是很贵，”我说，并翻着我的电话簿，“大概是50块钱。”

哈米扯掉玻璃纸外包装：“谁？”

印度人把找钱递给他：“给您，先生。”

“那个锁匠。”我拒绝了他递来的烟，“是一个很好的爱尔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