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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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的寒冷，冷得有些不真实，冷到你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寒冷让你的心和耳朵都结了冰，让牙齿发痛，深深地刺在你的骨头里。寒冷那么恶毒、那么锋利，连瞳孔都要冻住了。寒冷会侵袭你整个身体，让它感到失去了全部的希望。

新闻里说这是纽约历史上最寒冷、最漫长的一个冬天，也是雪下得最多的一个冬天。第一场雪下在临近感恩节的一个晚上，接着是越来越多的雪，这里已经22年没下过这么多、这么猛的雪了。雪降落在这座城市里，堆积在街道上。从11月末到4月末，纽约整个是白色和灰色的，被冰封住。一天一天的，我们脚下的冰越积越厚，嘎吱作响，然后融化，和泥混成一团，变得十分厚实，我们的靴子都陷到了脚踝的位置。圣诞节之后，雪堆积到几乎7英尺深，到了1月就快要有膝盖那么高了。2月的第三周，又一场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整座城市，直到总统日(1)，降水量达到历史新高：中央公园塔的冰山超过了20英尺，几乎没到了我的臀部。

3月中旬的时候，一部分雪融化了，空气中聚集了大量水汽，天变亮了许多。有两周的时间，气温一直摇摆不定，最后终于缓慢爬升到零摄氏度。有几个情况乐观的早晨，满天满地都是阳光和蓝天许下的承诺，空气中有种春天就要到来的错觉。但不久之后，一个4月的早上，像是电台节目里一个糟糕的恶作剧，气温以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再次骤降。夜晚降临之前，冬天就全面杀回来了。电视上放送着黑乎乎的街道的照片，冰暴在河岸肆虐。

“女士们、先生们，”气象播报员说，“这个冬天将会以一个长——长的季节载入史册。”他变得严肃起来，把脸上耀眼的纯洁微笑抹去，“一个像我们今年经历的这般寒冷的冬天，我的朋友们，自从1981年那个伟大的冬天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在他身后的蓝色屏幕上有一张月气温平均表，显示的数字从5到19华氏度(2)。躲在毯子下的我俩开始计算，用唇语嘟囔着。即使是已经在纽约待了三年的哈米，依然习惯把华氏度转化为摄氏度——减去32再除以2。而我显然得自己一遍遍地先减去再除以。我们算出是零下7摄氏度到零下15摄氏度。我们依然把美元换算成锡克尔来弄清楚一样东西到底有多贵，似乎唯一能使我们真正接受这个温度真实的方式就是把它转化成我们家乡的测量单位，气温被换算后已经远低于零摄氏度。这个冬天使得无缺点的电视气象学者可以大幅度地延长占据屏幕的时间，还给像安德鲁和乔伊这样的老纽约客带来了乐趣和团队精神，这在我们这些外国人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观。我们无法理解这个破纪录的白色冬天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尽管它占据了各大新闻的头条，还被人们持续地讨论，像是个冉冉升起的新星。但它也是痛苦的来源，对我们中东人来说，它会带来眼泪和持续的挫败感。在我们的土地上，夏天是火热的，而冬天是象征性的——随意的、几乎是编造出来的冬天。我们从地球的另一端来到这里，从天几乎总是蓝的、太阳一年有300天在空中微笑的土地来到这里。而在我们的土地上，雪是极为稀有的，只在山岭地区下个几天，总共也只下过几年。对我们来说，这几个月是令人精疲力竭的、无法安定的，是难以忍受的寒冬。

寒冷，比剩下的所有冬日的特有景观都更加可怕：雪山，大西洋阵风，如同世界末日的叫嚣一般的冰雹，用自己的小薄片刺痛我们的冻雨。这是一种我以前从没听说过的雨，它比持续肆虐的风暴、倾盆的大雨和风的呼号更让我们痛苦。对我们来说，寒冷是一种创伤、一种陌生的感觉。它不断地重复击打着我们不愿面对现实的身体，我们完全无法适应它。

冬日对世间进行了大洗牌，使我们感到混乱。处处是冰封一般的冷。我们啜泣，不断照料着自己的感冒和咳嗽，哈米和我甚至比原来更加相似了。在这个濒临极限的、北极似的北美的严寒中，我们在美式生活中所感到的不信任和疏离感在残酷的天气里变得更为强烈。它暴露了我们远离祖国这一事实，它显现了地球上的这部分对我们而言是多么陌生。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世界公民，有着不依赖母语、政治边界和地理距离的宇宙精神，如果曾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感到过这里是家，感到一种归属感、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几乎倾向于去相信这座城市真的是无限的这个可能——现在冬季黑色的阴影则用一个刹车提醒我们，纽约不仅仅是一种心态，它还使我们的身体难以适应。那些被从南半球和布朗克斯动物园带来的异国生物所造成的差异感（野生山羊，白色的羚羊，我们在一个周日还曾见到单峰骆驼的一家），那些动物如果不是因为全球变暖和模仿它们的生源地所建构的环境，将无法在这个北方的冬天存活。

我们护照上盖了所有该盖的邮戳，我们的签证还是有效的，但有时这个冬天似乎是被移民局招在了旗下。它如此严格和坚定，带着有礼貌但是不易亲近的美式效率，试图把我们赶出这个国家。想把以色列的季节变化硬搬来这里的日历上的我们是多么无知啊，期望温暖能在3月和4月就到来的想法是多么天真。我们即使在周围的一切依然都结着冰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鼓励着彼此春天就在眼前的做法是多么乐观。

哈米穿了加厚的秋裤和双层的裤子，我穿着毛衣和被日渐磨损了的红色滑雪服，依然双双冷得发抖，牙齿不住地打战。我们像一对不幸的、居无定所的废旧品商人，坐在华盛顿广场公园南角属于我们的长凳上。在黑色的树梢下，我们盯着令人生厌的、被雪覆盖的树枝的骨架，接着又眼泪汪汪地向穿过天空的那几缕暧昧而暗淡的光做鬼脸。我们总是会被那不真实的、糊弄人的耀眼的阳光哄骗，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入户外的冷风中。我们坐在加里波第的雕像背面，面对着空着的喷泉上方那座拱着的石门，像失明了的太阳花一样，冲冰冷的北方的光线仰起脸。然后，我们绝望地闭上眼发抖，渴望着家乡那黄金般橙色的冬日暖阳甜蜜的爱抚，渴望着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遥远的地中海的温暖。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咆哮着，“我受够了这个！”

“我很冷，”我发出本日的第一千次抱怨，我的牙齿咯咯作响，哈气从我嘴边冒出来，“我好冷，我们走吧。”

这些天总是很短、很暗，日光只比苍白的、灰蓝色的黄昏的光线要好一些，而且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渐渐隐去。吓人的铅灰色天空像很低的屋顶一样在树的上空蔓延，一片脏兮兮的灰雾混合满眼的白色覆盖了一切。

“这真是难以忍受。”绝望弄皱了哈米的眼睑，夺去了他目光中的神采，“这真是……”他环视周围那些孤零零的长凳，我能清楚地看见从他嘴边逃出的叹息——一阵苍白色的蒸汽碎片，“我们的冬天，”他终于说，“是那么舒服。”他再次陷入沉默，思考着，眨着眼像是在搜索合适的词汇，“那么……”

我的右手一直被握在他的左手里，埋进他的口袋中——他棕色的羊毛手套，我褪了色的绿色皮手套——我们的十个手指在我发出一阵颤抖的时候紧紧地贴着彼此：“人性化。”

“是啊。”他的头突然放松地靠在我的肩膀上，“那么人性化。”几秒钟之后，他咕哝道，几乎是自言自语，“也许这完全不关土地的事？”

我在他的膝头颤抖：“哪块土地？”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争了这么多年的那块，”他闭着眼睛继续，嘴边有一丝苦涩的笑，“也许所有的这些战争都是为了太阳？”他似乎吃了一惊，小声说，“想象一下，一场为了太阳的战争。什么事儿啊……”

一天晚上，我们准备了六罐啤酒和一瓶红酒，然后从哈米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出发去参加安德鲁的生日派对。派对是在安德鲁的新女朋友金伯利的家里举办的，一间位于州街边缘的、有着斜屋顶的顶层公寓。那里拥挤而温暖，还有美味的食物和棒极了的音乐。当我们凌晨2点准备离开的时候，派对依然热闹非凡。朋友们聚集在厨房，分布在门廊，跳舞的人占满了卧室到客厅的空间。带着醉醺醺的拥抱、亲吻和肩膀互击，我们向安德鲁、金伯利和其他人告别。我们全副武装，走进满是大雪的寂静中。我们的脸通红、双眼发亮、耳朵嗡嗡作响，还能隐约听到从派对传到街上来的模糊的喧闹声的回响。我们抬头望向顶楼的窗户，看着迪斯科球下面跳舞的人影。布鲁克林是白色的，空寂无人。雪花温柔而轻飘飘地降落，短暂地在街灯下闪耀，然后缓缓地消失在前院无尽的黑暗中。

音乐声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旋律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激荡。我们像是躲在一个让世界都静了下来的绒毛球下，所有的感觉都钝了，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是我们俩无拘无束的脚步声。雪花像羽片在旋风中滑过，地铁在地球的大肚皮上战栗。我们的脚依然因为跳过舞而轻盈无比，在带着我们走向法院街和经过大西洋大街上关着的商店和餐厅时，感受到从人行道传来的震动。我们在市镇大厅站的外面停了下来，走进星巴克买咖啡。用纸杯温暖我们的手，我们爬上陡峭的大理石台阶，来到圆柱形的门廊上，坐下看着结了冰的公园，喷泉冻在半空，等着3点的地铁把我们送回哈米的住处。

不知为何，也不知道是由什么引发的，我感到自己在无尽的乡愁的海洋里航行。我以前也会谈到以色列，无尽地抱怨着我有多么想家，但总会有一些不安和一丝负罪感止住我那发自肺腑的感叹。现在，在酒精的作用下，我自在地谈起我的祖国，不夹杂任何的愤世嫉俗之情和贬低之意，没有感到抱歉，不觉得该为自己辩护，或者在提及军事占领和其他冲突时匆匆略过。

雪花在我们周围静静地飘浮，又落入无尽的黑暗里，但我们已经穿行到了另一边，去往那个更轻盈的世界：我去到了童年时住过的霍德夏沙隆，到达了那片开阔的绿色田野；哈米去到了希伯伦种满橄榄和松树的旱谷，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我跟他讲起我们房子附近的果园，里面有橙子树、柠檬树和小柑橘树，还有我们是怎样沿着马格戴尔的田地去看望我们住在拉蒙特哈沙维姆乡村的朋友们，或者去耐威雅克的游泳池的。哈米给我讲他母亲在拉马拉的房子，还有周围那些高高的方解石山：“它们看上去像海浪，”他说，伸展双臂，“像是一片由山峰组成的静止的海洋。”他还聊起他曾经会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坐在一棵巨大的桑树下，只为描绘四周的风景。

尽管被钢铁和混凝土、柏油马路和石头的残骸所包围，我们还是热切无比地聊起了橄榄树。他描述着树叶背面的银灰色：“银色的那一面才是它们那么令人怀念的原因。”他解释说：那就像是穿过泪雾才能看见它们。我回忆起冬末的时候，橄榄园的灰绿色是怎样映衬着繁盛而茂密的杏仁树的。他又想起菊花的黄颜色。对他来说，那就是春天的气味。他又提起克劳德·莫奈画上的红罂粟色的斑点，我再次看见、再次感受到了那片我曾经穿行而过的高高的野草，有毛茸茸的、有黏人的毛刺，还有蒲公英的绒毛。我们回忆起小时候咀嚼旱叶草和锦葵的茎，我们都叫它chubeza。然后，我们都因为回忆给我们在这纽约夜晚寒冷的空气中所带来的田野的味道和香气而大笑出声。

我们一边走去车站，坐上地铁，一边继续聊着。我们把纽约的秋天、春天和我们家乡飞逝而糊弄人的过渡性季节做了对比：用我们的喀新风对决纽约的热浪，还有以色列夏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和与之相反的夜里温暖的微风。我们一直聊到了下一个车站。我们舒服地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但不久，车门开启，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坐下。车门滑动着关上，地铁开动，我们沉默了下来。

我看见我们俩脸上的影像从黑色的玻璃上直视着我们，它们透明而苍白。像是在平行的地铁上穿行的忧郁的鬼魂，不属于真实的世界，从玻璃上静默地盯着我俩。隧道的墙壁向后滑入黑暗中，我回忆起我们第一次一起刷牙时的情景——我们的手指犹豫着在水管上触碰在了一起。在我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再把牙膏蘸进水里的时候，我的左手自发地伸出去关水龙头，然后就撞上了他湿湿的手——他的手也是无意识地伸出去的。在水停止流出之后的沉默里，我们中的一个，估计是哈米，问：“你也是被一路教导着不要浪费水长大的？”又或者发问的人其实是我，然后乐了的那个是哈米：“你也是？”当浴室只剩下我们刷牙的声音时，我从镜中望向他，想着沙漠的威胁在我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节约用水是每一个在像我们那般干热地区里长大的人都被耳提面命的义务。我想着它是怎样在我们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被重复提起，直到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本能，那个优良的、过时的教导跟着我们到了这里——美国。我们之间的相似性，那共同的命运，一定就是人们在说起一个人被印上了他故土的印记的时候说的那个意思。

“但我们在这里还在乎水干吗呢？”他在漱过口之后说，傻笑着抬头看我映在镜中的眼睛，“说到底，谁会计数呢？”他把水开大，在泛起白沫的水里冲洗双手，冲我喷水，闹哄哄地大笑，“Yallah，mayeh！”他大声喊，“水！”

我们爬上桥湾站的台阶，走入呼啸的风和满地的白雪中，在继续艰难地行进之前决定先在一家银行门口的雨棚下躲躲。

“大海，”他带着一副失望的表情说，“你似乎没有提起大海。”风突然变得更加锐利，狠狠地抽在我们的脸上，哈米迎着风望向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