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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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的时候，我们离开城区去乔伊父母位于西尔斯代尔的乡间小屋同度周末，小屋在曼哈顿往南120英里的地方。她的父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是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外交官，乔伊和妹妹在德黑兰出生和长大，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那年，乔伊15岁。

“纳吾肉孜节？”在她打来邀请电话的时候，我惊叫道，“真的吗？你过这个节？”

“当然！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她兴奋地告诉我那栋坐落在西尔斯代尔的大房子和她为这个周末而聘请的超棒的波斯餐饮公司，“你一定得来，我有好多人想介绍给你认识。”

“纳吾肉孜节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新年。”我在挂断电话之后向哈米解释。

第二天，在安德鲁家，在我们等待意大利外卖时，我继续介绍道：“在被阿拉伯征服之前，偶像崇拜是波斯的主要宗教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太阳和月亮，他们还有篝火仪式。”我接着向安德鲁解释，因为哈米还在兴致勃勃地研究着外卖菜单，“在那之后，伊斯兰有力地控制了那里，正如你知道的。”安德鲁看上去有些不耐烦，我继续说道，“但伊朗人继续庆祝琐罗亚斯德教的纳吾肉孜节，即使是在他们变成了穆斯林之后。基督徒和犹太人也是一样，用篝火、火典和节日大餐来庆祝。”

“节日大餐？”饥肠辘辘的哈米来了精神，他像要站起来一样把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好啊，我们什么时候去？”

安德鲁看看表，我们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安德鲁问道：“它什么时候举行？”

“21号。”我说。

“啊，春分！”安德鲁的脸上绽开一个微笑，他赞成地点点头，“非常合理。”

哈米从一张令人垂涎的意式肉酱面的图片上抬起头：“春——什么？”

安德鲁解释说3月21日是春天的第一天，那一天白天和夜晚等长。

哈米用鼻子哼一声：“春天？”他冲黑乎乎的玻璃挥舞着菜单，窗外，另一个冬日长夜正在降临，“你跟我说它周四就开始啦？”

乔伊说每隔三个小时就有一趟从中央车站开往西尔斯代尔的地铁，但她会问问其他从城里出发的客人中有没有人能载我们一程。

“你们可以开我的车。”安德鲁建议说，理所应当地转向哈米，向哈米解释他那辆铃木的发动机会发出轻微的噪声，但其他方面都很好。他在听我说完哈米不会开车之后十分吃惊：“真的？你从没开过车？”

哈米把菜单卷成一个话筒，放在嘴边，粗声粗气地说：“真的。”

“那么，你来开。”安德鲁看着我。

我和哈米交换了一个犹豫的眼神，哈米是通过菜单卷管瞄我的，我说：“我不……”

“你有国际驾照吗？”

“有，”我有些不安地回答，“但我从没在这儿开过车，我不认路。”

安德鲁站起来走向门厅的书柜，哈米充满疑惑地看着我：为什么不？想象我们俩共度一场浪漫的周末远行是多么令人兴奋，像是电影中的情侣那样，沿着海岸，坐在车中，让风吹拂过我们的头发。但我担心自己会在那些不熟悉的路上失去方向。我的方向感委实令人遗憾——我甚至会在从特拉维夫到罗什平纳直行的马路上迷失，所以我怎么能从美国的高速路上成功开车找到一处未知的目的地，还带着哈米？

“这里，希尔斯代尔。”安德鲁拿着一本纽约交通地图册回来了，在我身边坐下，“从这儿出发最多只需要两个半小时。”

他用手指划过红蓝相间的蜿蜒曲折的道路、交叉路口、地标和城镇。他指给我看22号高速路，从纽约的东部边界出发向北，有一条直通希尔斯代尔的路。他用手指戳戳从布朗克斯出发的北口，在地图上向上划，说从这到西尔斯代尔是一条直线，没有转弯：“这是条很好开的路，景色也十分优美。”

门铃响了。阿瑟恩，那条一直在地毯上打盹儿的黑色贵宾犬发出一连串狂吠。

哈米起身：“终于！我以为自己会饿死呢。”

安德鲁急忙去开门，哈米走过来用一个熊抱将我围住，饥饿地咆哮，像一只即将要在我肩膀上撕下一块肉的野兽那样。他是对的，我带着一种崭新的乐观想道：为什么不呢？我从他怀里挣脱。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像从特拉维夫开车去罗什平纳。我亲了他一口。安德鲁带着食物重新出现：“你会开铃木车吗？”

“我会开铃木车吗？！”我大笑着从哈米露出的牙齿和动物般的号叫声中溜走，“这是一个笑话吗？”

“一个人在公路上开车，”我们打开食物的包装，我在厨房里边吃边说，“忽然间一辆巨大的摩托车来到他后面。摩托车隆隆地超过他，坐在上面的人冲着车窗大喊：‘你会开铃木吗？！你会开铃木吗？！’几英里后，摩托车又超过了他，车上的人在尖叫：‘你会开铃木吗？！你会开铃木吗？！’开车的人生气了。他猛踩一脚油门，赶上摩托车。‘如果我会怎么样呢？！’他大喊，‘如果我确实会开铃木呢？！’现在，骑摩托的那个人激动了起来：‘那么，快教教我——刹车！刹车在哪儿？！’”

22号高速路始于布朗克斯，在哈钦森桥的北出口。起初的15英里是多功能高速路，一条有着停车灯和一定运输量的城市大道。但当它穿过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南部转向东北方的时候，就缩减为一条两车道乡间公路，路旁是树林、田野和小乡村，还有马场和牧场，自然保护区和水库。时不时有警示熊和鹿会路过的标牌。在那个早上，北半球其余的地方都在庆祝春天的来临，但在北美，我们依然身处冬季。还未苏醒的道路笼罩在灰白色的雾气下，茂密的森林里有白色的树梢，冰柱悬挂在松针上。时不时地，还能看到像玻璃一样光滑的、结了冰的湖面，如同一片硬化了的牛奶海洋一样闪耀。

我们一路上都跟着广播一起唱歌：滚石、妈咪和爹地、唐·麦克林、奇想乐队和哈米喜欢的福利特伍德兄弟。哈米发现两家播放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金曲的电台，在每次有广告插播的时候就迅速换台。当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时，他就把音量调高，然后我们就憋足力气一起唱，让车厢里充满沙哑的喊声。我们冲周围的风景和从另一条小道上开来的小汽车和卡车点头，把头从这边晃到那边。我们之间有种非常简单的快乐，仿佛驱动着安德鲁的旧铃木的不是引擎，而是我们的幸福和欢唱。

哈米把地图集摊开放在腿上，在剥开一个柑橘或者递给我一罐盐渍花生的间隙，他频繁地宣布着下一个目的地。“还有10英里到克洛尼尔艾克。”他在我们开过伯尼克斯特之后宣布。“我们很快就会和684号高速相会，”他在我们经过一座名叫罗斯代尔的小镇之后说，“大约12公里之后。”

我们停在鲍林路口，等待着信号灯变绿的时候，一阵模糊的轰鸣声从后面传来，一辆重型机车在我们右边停下。一个不知名的驾驶员在一身皮衣和一顶黑色头盔之下，向我们礼貌地点点头。

哈米带着一抹坏笑打开窗户：“你会开铃木吗？”

那个男人抬起头盔，露出一双蓝色的眼睛：“不好意思，先生？”

“这位女士希望了解一下，”哈米大声说，把手臂伸出窗外，“你是不是会开铃木？”

骑摩托的人似乎困惑了，他眯起眼睛，望向远方。在犹豫了一会儿后，他说我们最好去问问别人，他也是刚到这儿不久。

经过多佛平原，我们停在了一个从很远就能看见的路旁小酒馆的门前，门廊的上方有一个满脸皱纹、戴着羽毛头饰的印度主厨的头的塑像。这间木板房里摆设着红色的餐座，挤满了吵闹的澳大利亚游客。穿着黑色制服的女服务员匆忙地穿梭在桌子之间，送上越来越多的可乐和薯条。我们拿着盛着咖啡的纸杯回到车上，又带着抑制不住的激情开了不到半英里就再次停车。我们开上了一条很窄的乡间小路，驶入一片橡树园。在那里，因为幸福的感觉和这广阔的空间而燃起了无限的欲望，我们开始热烈地拥吻，很快便在后座纠缠在了一起。

希尔斯代尔主街上的酒店老板跟我们说顺着山开，在看见教堂之后就右转。随后，被树木和小轿车所包围，挂着一串串闪烁着派对彩灯的迪尔小街12号便显露了出来：那是一幢令人感叹的双层带屋檐和阳台的殖民地时期的小楼。石板砌成的屋顶被一圈洁白的边框所包围。屋檐上竖着两个烟囱，里面冒出的烟圈把天空映成了粉色和紫色。

铃木的保险杠紧紧地贴在车道上停着的最后一辆车上，我扭转钥匙停下发动机，“咔咔”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喧闹声和爵士乐声从屋子里飘向我们。当我放松自己的肩膀时，我才意识到这一路它们绷得多紧，但随着我卸下重负似的长出一口气，肩膀上的紧绷感也消失了。我把方向盘摆正，轻吐一声“谢谢上帝”，就像我爸爸以前在我们经历漫长路程后终于平安到家时会咕哝的那样：“Baruch Ha'Shm.”

哈米没有注意到，他正在系鞋带。我把镜子转向我的脸，摸摸他的胡茬儿所留下的红痕，还有他的吻痕。我把头发放了下来。我能感受到他的微笑，他的视线在我身上流连。我瞥了他一眼，从镜子里冲他微笑。开车的乐趣，抵达的喜悦，我们在半路停车的回忆，他的脸上依然留有的激情的证据，这份爱——所有这些都与我一起迈出了车门，呼吸着寒冷和湿润的空气。我鼻腔里全是雪和燃烧的木材的清香，我从后座取回被我们扔在了地上的皱皱巴巴的大衣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