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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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吓人的、使牙齿都打起冷战来的寒意而频繁地醒来。因为难熬的寒冷和彻底的悲惨，我的身体在毯子下面扭曲，痛苦地蜷缩。疼痛从我的太阳穴开始蔓延，在我每次眨眼时都要碾碎我的眼球。一阵突发的恶心和令人头昏的疼痛穿过我的全身，在我的胃里搅拌，从脖子到后背慢慢炸开。汗水和无力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双脚，我一遍遍地把它们搓在一起，但它们还是无法停止颤抖。
我沉重而又正在燃烧的眼皮像是要裂开了，压在我的眼睛上。我冲着光眨眼、呻吟，然后认出了头顶上的脸——哈米，那么近又那么模糊。他放下一杯水，左手中握着什么东西：两颗绿色的药丸。他的嘴唇动了动。我的呼吸炽热，每呼一口气便要燃烧一次，火舌从我的喉咙中喷出，叹息着、呜咽着、绝望地恳求着。几点了？我好奇，头晕眼花，看向窗户，又冲表上发亮的红色数字眨眼。现在是哪天？
“怎么样？”他在床边坐下，“吃了这个然后再睡。”
“这是……”我的声音哑了，听上去陌生而浑浊，“什么……”
“我不知道，”他犹豫地看了一眼门，说道。他焦虑地看着我，又说：“我在卫生间和厨房什么也没找到，你的邻居给了我这个。她说它们有用。”
“不……”我艰难地从打战的牙齿间吐出一些字，“我怎么了？”我用微不可闻的声音问，但是我是知道的。我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在抽动，在他的手心下燃烧。
“你在发高烧，Bazi，”他害怕地说，“非常高。”他把手翻过来，移到我的脸上，又停留在我的脖子上，“快吃，在你睡着之前。”
他的手臂支在我的背上，我的头垂向他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又冷又悲惨。哈米缓缓地把水滴入我的喉咙。“我的天啊，你抖得这么厉害，”他小声说，把我搂在心口，“我再给你拿张毯子。”他走去衣橱，我看着他，颤抖着，他打开又合上柜门。用来为希尔斯代尔之行打包的夏琳的袋子放在地板上。之前那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加油站，可怕的争吵，大喊。我记起自己曾被一阵想要毁灭一切、想要用我的双手把我俩都砸碎、都毁掉的急迫心情所攫住。
他走回来，站在我前方：“你把多余的毯子都放在哪儿啦？”
“你回来了。”
“什么？回哪儿？”
“我听见了。”我的下巴在颤动，收紧以抵御颤抖，“你走了。”
“我只是下楼去给安德鲁送钥匙。”他皱起眉毛，看着地板，“现在睡吧，”他坚定地说，把双手从我身上拿开，“我们以后再谈这个。”
我梦见自己在奔跑。我跑过特拉维夫的索科洛夫街，在篮球场的旁边，路过高中的大门，逃进果园里。有个男孩和我一起，五岁或者六岁，被一辆车撞了。我带着他穿过树林，蜷伏在树枝下。我能听见他沉重的呼吸，他在呻吟，他带着一张苍白的脸看着我。他的脸通红，全是汗，随时都会死在我的怀里。我用一层层毯子裹住他，把他藏进我的大衣里，然后开始没命地跑。他很沉，不停地撞击着我的肋骨，像个孩子一样在我身体里啜泣。我看见挂在树干上的死亡威胁——摇篮死亡。他们说，警察在搜索绑架犯。泥土很松软，像沼泽一样，又变成了陡峭的台阶。我越爬越高，抓住从墙面上凸起的铁桩。这是一栋没建完的大楼，灰色的混凝土暴露在外，公寓里空荡荡的。我边爬边听见自己的喘气声。在我叹气的时候，忽然有声音传来，一阵金属的、几乎是机械的声音在楼层间回荡。我靠近楼梯井，看见黑暗中手电筒的光束，还有警察的轮廓。我弯下身，那个男孩跌了下去：我们的孩子，还只是个胎儿，那么小，那么皱皱巴巴的，我怎么能让他掉下去……
它叫作“文身的皮疹”。我在退役后的泰国背包行中文了一个从右肩开始覆盖整个后背和脖子的红玫瑰文身，还有几朵淡粉色的玫瑰甚至在手臂的皮肤之下也能看见。我向诊所的管理人展示我的手，一位很高的老年黑人女士看上去不知怎么有些像原始人，她沉重地点头。“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她通过内部电话说道，“在它伤害到任何重要器官之前。”“但是等等。”我紧张地说。我想问问移除的方法，有没有副作用，但一阵要命的疲倦将我击倒，我的舌头又沉又无力，在嘴里打了结。门开了，他们把我放上推床，穿过隧道，穿过第八大道的地铁站。我们到达一间有点像谷仓或者我祖母家浴室的治疗室，但更大些，瓷砖上有相同的蓝色装饰，但里面没有浴缸，只有一个装满冒烟的石头的火炉。
空气潮湿、黑暗得像一个洞穴。那名年长的黑人女士用军用床单和动物的皮毛把我盖上。“足够暖和吗？”她问，“如果太热的话就告诉我。”还有其他人在这儿，但我无法透过浓烟看见她。她一桶一桶地把水浇在煤上，让空气中充满了云雾和白色的蒸汽。那些文身！我突然间明白了，十分兴奋。他们要用一个热水澡把它们移除，就像干洗我的皮肤一样。墙上满是凝结的水珠，水池上的镜子也覆上了蒸汽。我感到热浪渐渐地渗透，还有我虚弱无力的双眼，只能勉强透过水汽认出那名年长的女士。她一边擦地，一边打电话。“我想它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她对着电话低语，“你能感觉到它吗？”我溶解了，渐渐地消失，我变成了一摊巨大的朦胧的光。一个冒着热气的浴缸，或是蒸汽中静默的涟漪。我变得透明而清澈，像星云一般飘动。
“张开嘴。”是哈米，我的头一颠一颠的，“张大。”他的手指把药片送入我的嘴里，“等一下，坐起来。”
我睁不开眼。我的头在炸裂，晕眩着倒向他举到我嘴边的玻璃杯上。水舒缓了我的不适，玻璃杯的凉意印在我焦干的嘴唇上。我还能感受到他放在我抽动着的额头上的手指的重量。我只喝了很少的一点水，非常缓慢地、绝望地抱紧了他的胳膊。我昏昏沉沉地醒来了一小会儿，然后又一头陷入枕头里。
夜里，高烧再次袭来。我因为干渴和发热而扭动了很长时间，舌头干裂、肿起，变得粗糙，发出混沌不清的声音。突然间，又开始呻吟，大汗淋漓地惊醒。我的衬衫、头发、枕头……所有的一切都是潮湿的。我听见自己吸气、吐气，在黑暗中不知所谓地哼哼。我能感觉到我高烧所释放的炽热的水汽混进了屋内厚重的空气中，然后我又把它们都吸进身体。
我听见哈米的脚步声出现在门廊，又感觉到他飘在我头顶上的影子在悄声说话：“我把灯打开了。”
我防御性地把胳膊盖在脸上，就像身处于一部恐怖电影之中。但是，那有穿透力的光线依然从我的指缝间侵入。凌晨3:20。他给我喝了些温水，说我得在吃药前吃些东西，还给我煮了一个很嫩的鸡蛋。“这个很好，它会让你有点力气。”他从梳妆台上把盘子端过来。
我冲那难闻的气味做了个鬼脸。一块块黑色的面包浮在浓稠的黄白色液体上，茶匙不住地从我的指尖滑落。我忍不住发牢骚，双肩颤抖，得他喂，我才能吃下。他用嘴帮我吹凉，但食物依然太烫。他又试了一次，我一阵恶心，把食物推到一旁。我因为他的无私奉献和做出的努力而感到愤怒，不喜欢自己如此依赖他。泪水涌了上来，是鸡蛋混合了疾病的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他看着我，问我是否还想要点别的：“或许一些燕麦片？”我坠入无尽的绝望当中。大颗滚烫的眼泪不住地流出来，滚落到脖子上。这种虚弱、这种无助、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像是某段幼年时的记忆，眼泪不住地落下，我十分想家。“妈妈，”我把头埋进枕头里痛哭，“我要我妈妈。”
但是，哈米没有放弃。耐心地，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一直守在我身边。他的眼睛——那双之前带着怜惜和同情凝视着我的眼睛，现在变得严肃了起来，又带着些满意，他从碗里舀出一小块泡了蛋的面包。
“很好，”他舔舔拇指，轻轻摸了一下我的下巴，“好姑娘。”
我感到那么抱歉、那样懊悔、那样羞愧，因为他充满爱的眼神而感到尴尬。我的胃忽然开始翻腾，一阵抽搐，像是有水在排出，可又疼得厉害，涌出一阵阵酸液，我止不住地呕吐了起来。
104华氏度，呕吐，昏迷，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发痛。不到24个小时之后，连扁桃体也肿了起来，我的脖子上开始浮现颗粒状的红色皮疹，胸前也慢慢出现，我的眼睛发黄。周一来为我做过检查的私家医生高亚先生说我一定是感染上了病毒，我的邻居黛博拉维格里拜托医生来我家为我看诊。“他是一个老朋友了，”她带着更多的止痛片和一瓶热水回来的时候对哈米说，“也是一个绝佳的医生。”
我听见他们一起去了客厅，悄声说着话。门开启又合上。门铃响了，矮小、头发灰白的高亚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量了血压。他有一双安静、有些歪的眼睛，一些残存的亚洲口音。他的手很小，在他对我的脖子和腋窝做触诊的时候，我能感到他的手像女人一样光滑而柔软。我张开嘴，他插进一根小棍，检查我喉咙的深处，还用光照射我的瞳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