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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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特拉维夫的早上了——6月中旬一个美妙的早上。眼见之处全是蓝色，澄澈的天空像池水一样闪亮。七八月的热气和潮湿是暂时还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吸入的空气是新鲜的、甜蜜的，花园里盛开的鲜花和绿植围栏的香味弥漫在四周：灿烂的凤凰木，紫色的蓝花楹，黄色的含羞草，簕杜鹃、夹竹桃和木槿斑斓的色彩像瀑布一样铺洒。花朵在人行道的两旁盛放，树梢上也全是红色、粉色和白色。这个季节的盛宴也体现在了水果摊和果汁吧上：西瓜、哈密瓜、无花果、樱桃，一串串的葡萄，堆得像小山似的桃子和李子。夏季时尚也满街摇摆，接受检阅：迷你裙、乳沟、超短裤和人字拖，小背心和文身。裸露的皮肤引来各方的窥探，不久就会变成棕色。每栋大楼里上上下下的空调都在“咔咔”作响。
恶名昭彰的特拉维夫的太阳，那个会在盛夏时分猛烈燃烧的大火球，现在还保持着温柔。但两到三周之后，它会变得沉重而令人窒息，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焦干，满是尘土和黏黏腻腻。湿气、非洲热风和耀眼的光会让人只想远远地躲开，藏到凉快的地方去。但是现在，天空像丝绸一般，被海风微微吹动，清晨透明的阳光如此敞亮，让人感到像是靠近了海岸。在这样一个6月中旬的早上，即使是灰暗的、破旧的、吵闹而满是灰尘的特拉维夫，斑驳的墙和脏兮兮的街道，从上面的水箱到地上的狗粪，巴士和拥挤的交通，猫咪和蟑螂……都很美。
傲慢的、放松的、萧条的特拉维夫，有上千家忙碌的咖啡馆，各类系着皮带的小狗，孩子在闲逛，骑车子的人一闪而过。由长凳和繁盛榕树组成的绿色林荫大道，树梢在一辆辆汽车和摩托车上投下阴影。华丽的、自顾自的特拉维夫也反映在了服装店的橱窗上。这座城市象征着肉欲和生动的混乱，暑假使得街上挤满了年轻的男男女女。游客和度假的人说着英语、法语和德语，塞满了在正午蜂拥而出的胡姆斯和夏瓦尔玛馅饼摊。黄昏时的冷咖啡和冰啤酒的特拉维夫是甜蜜的、怠惰的特拉维夫，到处都是露天阳台和果汁摊，每个街角都有冰激凌店和便利店。大汗淋漓的特拉维夫在黄昏时分终于舒了口气，被蜜糖色的落日染上了红光。大群的雨燕掠过夜晚的天空，鸽子在屋顶之间振翅，果蝠轻快地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贪食的、充满诱惑的特拉维夫，性感的躁动在傍晚纷纷浮现，灯光与蜡烛在餐厅和酒吧内纷纷亮起，随处可闻调情的声响。夜间，狂野的特拉维夫被大麻和酒精所淹没，整个夏天有数不尽的派对：在俱乐部里、在海滩上、在屋顶上……特拉维夫开始在6月中旬为自己庆祝，在月亮变圆的时候。
回到家，回到熟悉的生活秩序和老习惯中，回到它们所有的细节和简单的舒适之中，回到午餐时间炸肉排和炒洋葱的香味之中，回到我窗户外未曾改变的后院里——那里的印度楝一点也没变。回到饼干和速溶咖啡的味道中，回到剩下的白面包、奶油起司、芝麻酱和沙拉中。回到相同的厨房餐具和床单中，相同的盆栽和客厅里的吊饰，相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回到即使走在大街上也像走在家里一样的感觉中：待在巨大的纽约几乎一年之后，从它那宽阔的大道和河流、大厦和直冲云霄的摩天大楼丛林中回归，让自己沉浸在这座人行道很窄但大小更适中、更熟悉的城市里。走路的时候能闻到熟悉的气味，似乎是一簇簇有着小粉花和黄花的灌木发出的香气。我摘下一朵花把它吹向空中。在它的香味里，我找到了自己。
回来后，带着一种新的敏感，听着流利的希伯来语从四面八方传来。走过街道，捕捉到新的流行语或是坐在咖啡馆里偷听一场谈话。希伯来语在报纸上、在纵横字谜中。从用希伯来语写成的菜单上用希伯来语点菜。服务生、店员和出租车司机都又爽直又友好。汽车轰鸣，人们在银行门前和诊所门口的队伍里抱怨，孩子们在公车后座大声叫嚷。建筑工人吹着口哨，用那直勾勾的以色列目光赤裸裸地把你从头打量到脚。回到了无处不在的电话铃声、高声的谈话中，回到ATM机前那被不耐烦的人们所包围的队伍里。
回到一种人的眼睛和耳朵可以分辨出每一点细微的痕迹的现实里，看懂每一个暗号和手势，你能马上就理解每一个暗语和说话的腔调。如同以色列人也像希伯来语一样从右写到左，我能轻易地分辨出每一个细微的表情，不管它是否明显，不需要任何翻译。回到大海和户外夏日空气中的尘土的味道中来，回到和人类一起被热浪弄得头晕眼花的小鸟、蝴蝶，甚至是苍蝇、蚊子和虫子中来。回到汗水、扩张了的胸腔和挺直的后背和脖颈当中来，一条窄背心裙在我的身上飘动，带来轻柔的触感。我的脚趾随意地伸在人字拖里，人字拖欢乐地拍打在人行道上。
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你——哈米克，在你家乡的街道上，在你的城市里，也会感到它的悄然来临：一个苍白的灵魂笼罩着你，时不时地进入视线。好像别的路人那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提箱悄悄地混进了你的行李中，你和你周围的人之间有段明显的距离。有时候，你依然是这里的陌生人，几乎就像你还在那里一样遥远。在你看向指示牌、街道和行人的时候，你有时会以游客的角度看待他们。你感知到所有简单、平常的事情，对家乡的、熟悉的、已知的事情有种敏锐而又不知怎么有些神秘的清醒感。
也许你同样的，感到自己的一部分还没有降落在这里，还在天空飘荡。特别是在夜里，有那么短短的几个小时，整座屋子都陷入了沉睡，但你从世界的另一端带回来的时区还停在七小时之前。它让你一直清醒至破晓，你清醒着、挣扎着，深深地望进黑暗的寂静中。就像出了问题的不只是你的睡眠，还有你的自我认知。它依然摇摆，徘徊在经度线、纬度线和时差当中。
也许，在你的平行世界中，你今夜也清醒地躺在你妈妈的房子里，躺在童年的房间中的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上。你像我一样躺在那里，面朝上，盯着天花板，想着我们。你在凌晨3:30清醒地发现我在这里，也同样醒着，在黑暗中低语。你看见我的眼白一闪，你在自己的胸膛上感到我印上去的爱，它一直热烈地燃至你胃的底部。接着，又再次燃起，在你抽动的脖子上、在你的大腿上、在你憋闷的呼吸里。
也许你，也是同样的，记起昨天下午，或者是前天，当你站在城市广场的中央，太阳肆无忌惮地晒向你的方向，让站在喧闹车流中的你有想要失明片刻的欲望。还有，你突然想象自己看见我在街的另一端正看着你：卷发、长长的背影、黑色墨镜。我僵立在原地，哈米，我的心在颤动、在呐喊：哈米！它之后在我的胸膛里震动、颤抖了好久，一遍一遍地回想起那个令人震惊的瞬间——哈米！他在这儿，他在特拉维夫！当一辆巴士经过，你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站在那儿的是另外的人，一个更年长的人，一个不是你的人。
即使是我从马萨里克广场出发穿过操场，即使是我继续走在国王乔治街，那个幻象的余味依然紧紧地跟随着我。我依然能看见你走在我身旁，在人群中，跟着我走进邮局，之后是药店。当我在去往迪岑哥夫中心的路上停下，等保安检查我的手包时，你走上前来，悄悄地。我们一起仔细地看过商店的橱窗，你跟我一起走向本锡安大道的街角，一起往艾伦比街走去。在我们向着嘉宝提斯可屋而去的路上，我们靠得更近了。我抬起头，指给你看那棵巨大的悬铃木的树梢。在博瑞敕大街的街角，就在我曾经住过的那栋大楼旁，我给你指了第二层的阳台——一家曾经是二手书店的鞋店，还有那家我很喜欢在里面消磨时光的唱片店。尽管会花掉比较多的时间，我继续沿着国王乔治街上走下去，这样我就能把阿尔蒙特小道尽头处的石狮子指给你看了。还有那家我在大学时期曾经打过工的意大利餐厅，但它已经倒闭了。尽管已经有些晚了，我穿过了这条街走回米尔公园，经过狗狗公园和荷花池。就在那时，在我走向特彻尼克沃斯基街的时候，幻象开始消散了，电话响了起来。
我们第一次聊天所带来的兴奋感。在电话响起时，我正站在街沿上。一个无法识别的号码，突然在电话的这一头听见哈米的声音使我惊喜万分。“Bazi?”听见他层次丰富的笑声所产生的惊讶翻腾而出，融化在空气的波纹中，让我哽咽起来：“哈……哈米！”
再次和他说话，是在以色列。站在城市的中央跟他聊天，当他不在布鲁克林、不在这里，而是在拉马拉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大街上，当背景全是希伯来语的时候，听见他声音里的律动，听见他沙哑英语中的阿拉伯口音，那样的沉重，在这里不断回响。我向周围看了看，不知道正经过我身旁的那两个年轻的男人会怎么想，那个女人会怎么说，如果他们知道了的话。我转身背对着他们，坐在马卡比街街角的一级石阶上，就在楼梯井之外，听他说他是四天前到家的。或者也许是五天？我记不清了。听他说他的航班从纽约飞到苏黎世，但在转机去安曼时延误了。他和姐姐在约旦共度了一周，在他上一封邮件里，他给我讲过他在那里是怎样白天睡觉、夜里盯着天花板的。还有他穿过艾伦比桥越过边境去往西岸的旅途，排很长的队等了很久，他不得不拎着手提箱和画册步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点和路障。回家的喜悦，再次见到母亲，拥抱她，再抱抱他的哥哥和姐姐、他的侄子和侄女，以及前来拜访的亲近的朋友和老哥们儿，他们日夜都围在他身边。“就像是我把时差传染给了每一个人。”
两天后，他再次打来。那时，我正准备从一个朋友位于哈本那剧场附近的公寓离开，包里响起了手机铃声。我穿过大街，坐在雅库公园里，我们自在地聊天，像我们从前坐在华盛顿公园聊天一样，他现在像是和我一起坐在了长椅上。下一个晚上，他又打来了，大约12点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家里等候。我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刷了牙，还套进他的一件大T恤中。我穿着这件T恤时，总会幻想即使它已经被洗过了，我依然可以闻到哈米的味道。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说，就像之前在布鲁克林时那样。在那时，我最后会忍不住去睡觉，而他会继续在工作室里画画，播放舒缓的爵士乐。
之后的那一天，我们没有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整晚都把手机放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非常频繁地检查它，但是哈米没有打来。再下一个晚上，在一直等到一点之后，我鼓起勇气拨了他的号码，带着怦怦的心跳，准备好如果他哥哥或者母亲接起来我就挂断。我以前在纽约给他打电话时得拨1，然后是区号718，但现在变得很简单，只需要拨02，耶路撒冷的区号，还有他的号码。一分钟后，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你好？”他刚刚到家，正准备打电话，“嗨，Bazi, Kifek inti?”
那晚，他告诉我自从他1992年离开之后，拉马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说1987年暴动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废墟、武装着的人们、关于“殉道者”的海报、蒙着面纱的脸孔、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寺庙、失业的人、极度贫穷的人。到处都是绝望和疲惫的气氛：那也许是这里唯一没有改变的东西。
还有那堵墙，他谈起那堵以色列开始在西岸构建的墙。我们在冬天就已经听说了，他为此忧虑，而我坚持不愿相信。现在，他亲眼看见了，然后把它描述给我，带着些许恐惧：一堵险恶的灰色混凝土墙在山上蜿蜒，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把村庄和果园一分为二。
“但是，在这儿……他们叫它围栏。”我结结巴巴地说。
他立即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靠近话筒：“围栏？”
“他们说那是一个围栏，用来——”
“我告诉你，它奇丑无比。”
“这样，他们之后就可以把它拆除了，”我继续，“不是一堵真的墙。”
“他们可以随便叫它什么，但那是一个怪兽。”
我没有告诉他几天前我和我爸爸一起看新闻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当他们展示推土机和货车时，我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告诉他我觉得：就是这样了，这堵墙会永远立在我们中间。那个我一直在想象的围栏，像是他们以前会种刺梨的栅篱在乡村之间划分界限，明示一块领土的结束和另一块的开始。现在，它真的被建起来了。当画面上播放有一块混凝土被悬挂在起重机上，又带着大量灰尘被放下，田野和乡村的轮廓消失在它们后面时，我的心中突然有个想法：我想它们会把我和哈米隔离开。隔离开他对我的思念，隔离开我对他的不舍，隔离开他有一天真的来到这里的可能性，就像他有一次在电话里开的玩笑那样，出现在特拉维夫给我个惊喜。
一周后，凌晨1:30。“你在做什么？”哈米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