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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篇关于向岛寺岛町的花街柳巷的见闻记，并为它起名为“濹东绮谭”。
这个濹字原本是林述斋(18)为叙述隅田川时胡乱生造的，他的诗集中有一本题为《濹上渔谣》，那还是文化时期(19)的事。
幕府瓦解之时，成岛柳北(20)搬出了下谷和泉桥路的御赐宅邸，而把向岛须崎村的别墅作为自己的家，从此之后，他的诗文中大量使用濹字，之后，这个濹字再次为文人墨客广泛使用，但是，到柳北死后，不知不觉中又成了人们所不熟悉的字了。
物徂徕(21)把隅田川写成澄江，还有的诗人把天明时期(22)的墨田堤写成葛坡。明治初年诗文最为流行时，小野湖山(23)认为向岛这个词不顺达雅致，根据其音想出“梦香洲”三字，但是没隔多久即被人们遗忘，现在向岛的妓街区有家叫“梦香庄”的专供游客带情人同居的旅馆，不过，这个名字是否出于继承小野湖山风格之心，就不明所以了。
寺岛町五丁目到六七丁目这个狭长的地带在距离白髯桥东面四五百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在隅田堤的东北面，要说是濹上总觉得离得太远，所以，我决定称之为“濹东”。《濹东绮谭》刚脱稿时，我曾经直接取地名《玉井杂抄》为题，不过，之后又略有所思，才用了当今社会上人们不熟悉的“濹”字，以期使之显得古朴雅致些。
我在十多年前与井上哑哑子永别，而在去年春天又听到了神代帚叶翁的讣告，此后，关于小说命题方面的意见，就没有可以求教的先生，也失去了可以畅所欲言交谈的对象。倘若帚叶翁还在世，一俟《濹东绮谭》脱稿，我就会立刻跑到位于千驮木町的老先生的寓所麻烦他阅读指教的。这是因为老先生比我更早地熟知“迷宫”的情况，并乐于将此告之他人。老人在与他人交谈时，不时会提到那个地区的情况。他先向身边的人借支钢笔，从蝙蝠牌烟盒里抽出里面的烟卷，在烟壳纸背面画上一张从市区到“迷宫”的地图，顺便记下巷子的出入口，又说明岔道这边可到哪儿，又和哪儿相连，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那一阵，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银座尾张町的拐角处遇到这位老先生，他不肯利用咖啡店和茶座来与客人会面。待等候的客人来后、正式开始交谈时他才上饮食店入座，在这之前，他总是站在热闹的大街上的一个角落里，算着时间等待预约的客人到来。有时，客人竟未前来赴约，白白地让他浪费了时间，老先生也决不会因此生气难过。因为他伫立街头并不仅仅是为了等候约定的来人，其实他很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来观赏大街上的景致。他生前常常让我看的那本笔记本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条目里记载着在何处观看、从几时到几时之间，路上走过的多少个妇女中穿西服的占多少，女招待打扮和老爷打扮结伴行走的有几对，为要钱财上门献艺的有多少。这些都是他在大街角落里，在咖啡馆门前的树荫下伫立着等人时用铅笔记录下来的。
在今年秋老虎闷热最甚的一天夜里，我在玉井稻荷神社前的巷内漫步时，可能从一家是杂烩店的门帘中跑出来一位抱着三弦上门献艺的姑娘，她十七八岁，模样俊俏，亲热地叫了声“大叔”。
“大叔，您也到这儿来玩吗？”
起初，我一点儿也记不起她是谁，可是，后来从她露出犬齿微笑的嘴角，忽然想起四五年前我和帚叶老先生曾在银座的小街上和这姑娘说过话。老先生从银座回位于驹込的住处时，不是在尾张町的四辻便是在银座三丁目的松屋前等候末班电车。这时候，他总和同样站在车站上的卖花姑娘、算命姑娘、上门献艺姑娘们交谈，上了电车后，只要对方不回避，他就继续和她们谈下去，所以，我和这个姑娘其实早就相识了。
我在银座的小街上常常见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她还是个不拿三弦琴的尚未及笄的小姑娘，左右两只手上各拿着两块竹片，头发分成两绺梳成桃形顶髻，一件黑领子的长袖和服里面再穿一件红色的衬领，系一条红色的腰带，黑色的木屐带上似乎也带点红色，从那副打扮上看，她不是专唱义太夫调(24)的女演员便是近郊花街柳巷里的雏妓。她那张早熟的细俏的脸、修长的脖子和苗条的身材，也是上述两种人最常见的典型模样，看来这取决于她的身世和性格，恐怕是无须再打听的吧。
“完全长成个大姑娘了，真像个多才的女艺人呐。”
“嗬嗬嗬嗬，见笑见笑。”她边说边把扁平的头簪重新插进岛田髻的底部。
“哪儿的话。你不是在银座献艺的吗？”
“不，我现在已经不去那里了。”
“还是这一带好吧？”
“无论是这儿还是别的地方，都不好！不过，银座那儿找不到生意无法步行回去，没法子呀。”
“那时你得回柳岛住吧？”
“是的，现在搬到包租地去了。”
“你饿了吗？”
“还不晚哪。”
在银座时，我也曾送给她电车钱，当天夜里，我又送她五角钱才与她告别。以后，过了一个月又在路边碰上她，不久，夜间的寒露越来越冷，我到这儿大街来散步的次数也渐渐少了。但是，据说这一带大街上最热闹的时候倒是夜凉如水的深夜，因此，这个姑娘近来大概每夜都得在大街上徘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吧。
把帚叶老人和我在银座的深夜初次见到那位姑娘时的情景和今年不经意在寺岛町的道路边又和她相遇的事合起来一想，发现其间早已度过了五年的光阴，这几年中的变化——这个昔年雏妓似的姑娘今天的衣着说明她已经长大成人，桃髻变成了扎有花绸布的岛田髻，我不应该以一成不变的观点去看待她的变化。一个打着竹板唱说经调(25)的姑娘，长成会弹三弦演唱流行歌曲的“阿姐”，这一变化如同孑孓变成蚊子，鲻鱼的鱼苗长成幼龟、幼鱼又长成成鱼一样，乃是自然的演化。论述马克思的人又开始信奉朱子学说，这并不是进化而是异化成了别的什么东西，是前者空了，于是后者就忽然出现，就好像宿蟹的蟹壳里长的不是蟹肉而是别的什么生物一样。
我们东京的普通老百姓知道满洲平原风云突变是在那前一年，即昭和五六年间。确实，在那一年秋季，我听说招魂社寺庙内的银杏树上麻雀连续大战了整整三天，在大战最末了的那天早晨，我曾和麹町的妓女们一起去观看。再前一年的夏天，听说赤坂见附的河浜里，每当夜深人静时，便有一只很大的蟾蜍跑出来悲痛地高声啼鸣，有张报纸还登出了“悬赏”海报，将给捕捉这只蟾蜍的人赏三百圆钱。因此，每逢下雨之夜外出的人反而增多了，然而，最终也没听到谁得到这笔赏金，不知不觉中，这件事也就烟消云散了。
去看麻雀大战的那一年很快到了年末，有一天下午，我在葛西村海边散步时迷了路，黑幕降临后我把有灯光处作为目标，逐渐知道自己处在船堀桥的位置上，换乘了两三辆电车后，才从洲崎的市营电车终点来到日本桥的四辻。电车通过深川一带昏暗的街道，我在白木屋百货店旁边下了车。明亮的灯光、年末闹哄哄的街头以及收音机里播放的军歌混为一体，忽然给了这天下午到夜晚一直在没有人迹的枯芦海岸徘徊的我以一种异样的印象。接着，为了再次换车，在等车时我伫立在白木屋的商店跟前，看到橱窗里立着几个裹着毛衣的士兵人偶像，背景画的是处处燃烧着大火的黄色荒原，这又使我感到惊异。我立刻把目光转向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和往昔任何一年的岁暮时没有两样，似乎并没有人停下来驻足观望野营士兵偶像。
翌年四月时，银座大街上栽插了柳树苗，两边的人行道上，一些朱骨的纸罩蜡灯装饰在人造花之间，呈现出一派宛如乡村戏剧中出现的街市氛围。当我看到银座插立着的朱骨纸罩蜡灯、赤坂溜池的牛肉店涂着红色的栏杆，便可知道城里人的情趣变得多么低级。在柳祭节的第二个月，霞关义举(26)震动了社会。那天晚上，我正好在银座散步，目睹《读卖新闻》最先出了报道事件经过的号外，《朝日新闻》步其后尘。时间很巧，正值星期天。这天晚上银座大街上人山人海，大家看了贴在电线杆上的号外，不仅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连有关这件事的议论也听不到一句，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
就是从这时起，帚叶老先生戴着旧帽子，穿一双日光木屐，每天夜晚准时出现在尾张町三越前大街上。现在回想起来，银座的大街小巷里，一个劲儿滋孽起来的咖啡店最繁荣、淫靡之风最盛的时期就是昭和七年夏天至次年这段时间。哪家咖啡店都会派出两三名女招待站在店门口拉客，在小街酒吧间干活的女招待们必定是两人一组，在大街上兜来逛去，她们扯着散步的人的袖子，挤弄着媚眼诱惑行人。还有一种怪模怪样的女人装出站着在观看商店橱窗里摆设的样子，看到一个男客便打招呼凑上去邀他一起去喝杯茶什么的。百货商店除了女售货员外还雇用了许多妇女，让她们身穿游泳衣，把自己的肌体暴露在众人的眼前，这也是从这一年初时兴起的做法。行人还可以在小街巷子的各个角落里看到吆喝着卖玩具的小姑娘的身影。看到那些年轻的妇女们似乎并不因服从雇主命令在商店和大街上供人观赏自己的脸蛋和身姿而感到羞耻，其中还不乏扬扬得意者，就会感到那些站立在店门口迎客的公娼似乎又死灰复燃了，而且好像因此而懂得了不论何时，社会都有一套不变的使役女人的方法。
地铁工程已经开凿到京桥北端了，银座大街上不分昼夜地传来往地下打铁桩的机器声，施工人员在商店的屋檐下不分地方地占地午睡。
月岛小学的某女教师一到夜晚便摇身一变成了银座一丁目后面“情人”咖啡馆的女招待，因卖淫及趁旅客入睡行窃而被捕。这种事使报纸的版面热闹起来，其时也是昭和七年这一年的冬月。
初次与帚叶老先生交往是在大正十年，在那之前，我每逢去旧书市场时总会遇见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开始交谈。不过，这之后我们见面的地点往往还是旧书店门前，交谈的内容也局限于旧书，所以昭和七年偶然在银座大街上遇到老先生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意外的地方见到了不曾料到的人一样，那天我们是站着交谈到分手的。
从昭和二三年起至再见到老先生时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不去银座。不过，我夜间的失眠却随着年岁的增加变得严重起来，加上为了购买自炊时所需的方便食品和逃避盛夏时节邻居家传来的广播噪声等原因，于是又开始去银座散步。不过，我害怕遭到报纸杂志的笔伐，在巷子里漫步时尽量避人耳目，只要一看见对面走来提着文件皮包或捧着报刊杂志的头发蓬乱的人，便拐进横巷或躲到电线杆后面去。
帚叶老先生总是穿着白色的日本袜和日光木屐，其风采令人一看便知他不是一个紧跟当代时尚的人，所以，还不等我说及为何惧怕当代文士的理由，老先生便看了出来，由此也了解了我回避去大街上的咖啡馆的原委。一天夜里，他领着我到西银座巷子里一家叫做“万茶亭”的咖啡馆，那儿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他对我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把这儿当做碰头地点吧。这也说明他是了解我的情况的。
在炎暑季节，我无论怎么干渴，除了放有冰块的凉开水之外，别的冷饮一律不沾口。生水也尽量回避，不论冬夏都饮热茶和咖啡。像冰淇淋这类冷饮我从国外回来后一次也没吃过，倘若要说在逛银座的人中还有不知道银座冰淇淋的人，那么恐怕仅我一人吧。老先生把我带到万茶亭去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到了夏天，银座大街上的咖啡馆中几乎没有供应热茶和热咖啡的店家，连那些西式饭店里竟然也不供应热咖啡。红茶和咖啡的风味之一半在其香气之中，若用冰块使之冷却，那么香气丧失殆尽。现在的东京人还非喝那种冰镇后失却了香味的饮料不可，像我这号守旧的人自然觉得这无异是一股怪僻风气，这种奇风在大正初年时尚未盛行于世。
红茶也罢，咖啡也罢，都是洋人带来的东西，所以洋人至今不喝冰镇过的红茶、咖啡，由此明显可见红茶、咖啡本来具有热的特性。如今，按照日本习俗将其冰镇后饮用，就有悖于它们本来的特性。因此，这倒恰似在翻译外国小说戏剧时把外国地名人名改成日本式的那种做法。不论什么东西，一旦失却了它的本性，我自然会感到悲伤，正像外国文学我就是把它当做外国的东西鉴赏一样，经过日本人之手变得不伦不类的饮料，我当然不会喜欢。
万茶亭是一位曾在南美殖民地工作过多年的九州人为推销咖啡而经营的店家，夏季也供应热咖啡。然而，店老板和帚叶翁先后去世，茶店倒闭，如今已不复存在。
我和帚叶翁一起去万茶亭的时候，因害怕狭小店堂里的闷热和众多的苍蝇，总是把凳子搬到店门口的行道树下坐着，一直待到夜间十二点店里熄灯打烊止。我知道回家上床还是睡不着的，所以即使过了深夜十二点，只要还有值得去的地方我就会应邀而往，从不拒约。老先生和我在行道树下相对而坐时，总是数着那些出入于和万茶亭毗邻的“黄金线”以及对面的“维纳斯”、“斯卡尔”、“奥德赛”酒家的客人，并将它记在笔记本上。碰上流动出租汽车的司机和上门献艺的女人走来便与他们交谈，谈得乏味了，他就到大街上去买东西或者到小巷里去走走，回来后，把他见到的事说给我听，大都是这样一些消息：某条巷子里的无赖汉在施温文尔雅之礼(27)；在河对岸被一个怪里怪气的女人扯住了袖子；过去在某地的女招待如今成了某处的老板云云。在寺岛町的横巷里叫住我的那个上门献艺的姑娘一定也是我在这行道树下坐着的时候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