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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阅读《漫长的告别》,必然会意识到其中与《了不起的盖茨比》重合的部分不少。特里·伦诺克斯对应杰伊·盖茨比,马洛不用说相当于叙述者尼克·卡拉韦。故事发生地长岛(郊区住宅)和曼哈顿(大都市)置换成空闲谷和洛杉矶。特里·伦诺克斯拥有巨大财富,过着优裕的生活,终日穿梭于各种舞会,私底下却与黑社会头目有联系。这一点和谜一般的男人杰伊·盖茨比相似,文中明确暗示他直接插手了许多坏事。盖茨比和伦诺克斯内心都还拥有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美丽的纯粹梦想(它们的凋亡,从结局来看,是由血腥的战争导致的)。他们的人生被这种沉重的丧失感压迫着,原来的人生道路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最终结局是代替女人死去,或是迎来模拟的死亡。
马洛明知特里·伦诺克斯人格上的弱点,也深知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和道德上的颓废,还是和他结下友情。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恶棍曼宁德兹嘲笑他和特里的关系就像青涩友情小说中写的那样,马洛找不到能有效还击的话语。他能做到的只是最后暴揍对方的肚子,非常直接地采取了不知所措的小孩会采取的行动。初次见面的律师恩迪科特也说:“你让我觉得好笑,马洛。你在某些方面很孩子气。”
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能从马洛有几分孩子气的反应中看到那不合时宜的幻梦少年的身影。我们偶尔能感受到隐藏其中的困惑。马洛孤独地生活在洛杉矶这个难以描摹其真正面貌的大都市里,为了维持自身的规范,时而孩子气,时而不得不扮滑稽。这种孩子气和滑稽,与尼克·卡拉韦展现出来的顽强的生活状态相呼应。《漫长的告别》中马洛背负着的深深的忧郁和孤独,青年尼克·卡拉韦是在东部都市的喧嚣中、在未曾有过的经济繁荣中体验到的。憧憬和幻灭的故事完全吻合。这些故事是个人和都市之间反复出现的斗争故事。事实就是:菲茨杰拉德和钱德勒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大都市纽约和洛杉矶始终抱着爱憎交错的情感。这两位作家以他们身处的大都市为舞台写了许多作品。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从未感到那里是自己本来应该存在的场所。菲茨杰拉德灵魂的根在故乡中西部,而钱德勒灵魂的根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待过的英国。即便这样,他们的心灵还是常被巨大的都市吸引。他们需要一栋巨大的楼阁来建构他们的故事。
<h3>两个完美的叙述者</h3>
在这两个故事中,菲利普·马洛和尼克·卡拉韦分别承担了第一人称讲述者的角色。他们仔细深刻地观察周围的事物,绘声绘色地汇报一切。他们一边移动自己的身体,一边慢慢转移视线,逐步向我们汇报特里·伦诺克斯和杰伊·盖茨比的故事。时而紧贴对方,时而拉开距离,时而完全远离,却的的确确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他们的双眼一帧一帧截取这个世界。他们的个性(尽管尼克和马洛的个性有相当大的差别)使得其汇报极其人性化,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讲述的细节让人仿佛能伸手触摸到。而读者侧耳倾听着这些丰富多彩的汇报,不由自主默默地向着道路尽头那不祥的地点,向着存在于那里的致命的大瀑布而去。
读过《漫长的告别》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两部小说的读者也许能够发现,马洛和特里·伦诺克斯之间那种静静萌发的让人既恐惧又感到微妙的情感运动,和尼克·卡拉韦对杰伊·盖茨比渐渐生出的一种直观的、矛盾的、进退两难的深层想法——因为达到的程度过深,使得本人都无法准确把握——几乎是同质的,在两部作品中都成为故事展开的一大要素。每个人原本都不曾有积极追求友谊的想法。主人公(叙述者)尤其没有,就这样凭借偶然的积累硬是宿命般地加深了联系。为什么他们会生出这样深刻的想法?不必说,自然是因为他们(叙述者)在各自的对方(盖茨比和特里·伦诺克斯)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分身。简直就像是在一块略微有些扭曲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小像。其中有着与此相似的同类化,有着强烈的憎恶,还有难以抗拒的憧憬。暴露对方深藏的矛盾,也就意味着将自己(包括镜中的自己)的矛盾暴露出来。但无论如何,这矛盾不得不暴露。因为他们为了保持自我端正所用的规范和道义会自动要求他们这么做。
小说中有个情节,作家韦德向救了他的马洛说:“我开始喜欢你了。你有点儿混账——跟我一样。”“混账”这种表达含有“不被世人接受”的意味。韦德本能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对马洛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友情(或共鸣)。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特里·伦诺克斯。马洛和特里·伦诺克斯还有罗杰·韦德都不是能被普通世人接受的那类人。他们只能生活在普通世人之外,所以他们会在心灵深处彼此心意相通,所以他们的那种友谊的结局会和世间普通的友谊大相径庭。更进一步,或许该说是必定更加纯粹。然而只要略微有点相错,相交的心灵之间便有可能产生大扭曲,出现血腥(随着故事的展开,出现了实际的摩擦和血腥场面)。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时常认真检验各个细节,奉献出自己,接受对方——有时候正如字面所示,奉献出性命。所以事情不得已带上了仪式性的意味,有时不得不带着孩子气。
这些故事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交流的故事,是人与人之间自发地相互理解的故事,是人类抱有的美好幻想和它不可避免地引发的深深幻灭的故事。若非怀有这种殷切的期待,《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漫长的告别》就不可能历经漫长岁月获得如此大的文学上的成功,也不可能得到如此多的读者的喜爱。其中毫无疑问有一种深刻的共通的东西。换句话说,雷蒙德·钱德勒将他自己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推理的形式放进了自家药箱里,通过固持其构造,巧妙地创作而成。钱德勒自己构建、花费时间拧上一个个螺丝、扎实打好基础的菲利普·马洛这个都市传说的框架,和菲茨杰拉德创作的璀璨的都市寓言故事的框架结合在一起,成功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多彩的故事世界。其成功对他本人来说是种福音,同时对推理领域也是不可替代的福音,而且还以回馈的形式成为文学整体的一大福音。这就是我对《漫长的告别》这部小说的基本想法。
<h3>钱德勒其人</h3>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雷蒙德·钱德勒其人与其生平。钱德勒一八八八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父亲是有着爱尔兰血统的教友派信徒,在铁路公司做工程师,因工作关系经常在美国各地迁移。母亲从爱尔兰来到美国,也是教友派信徒。因父亲酗酒严重,父母最终离婚。钱德勒回忆说,“那时父亲几乎总不在家,在家时总是烂醉如泥”。钱德勒七岁时,母亲带着他去了英国。之后,他再也没有收到过父亲的消息,也没有去调查过。母亲在孩子面前也从不提父亲的事情。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等于没有父亲,而且看起来在他的人生中父亲这个概念也被抹去了。他对养育自己的孩子不感兴趣,或许就因为这个缘故。钱德勒评价因酗酒而毁了家庭的父亲是“猪一样的男人”,可他自己最终也染上了酒瘾,一生为之苦恼。
少年时代,他住在伦敦郊外,依赖舅舅的资助生活(那绝不是幸福的生活),后进入公立学校学习。那时他逐渐对写作产生了兴趣。他在学校成绩不坏,可家里的经济情况不能供他上大学,只好从公立学校退学,取得公务员资格,入职海军部。但是那里的事务性工作过于无聊,他感到腻味,干了六个月就离职了,开始了之前向往的笔耕工作。他写了很多诗歌,但工作多为替报纸杂志写些小文章,几乎不可能维持生计。于是他决定离开英国。一九一二年,钱德勒二十三岁时再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十六年的英国生活对钱德勒的人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所有的文化素养几乎都是在英国公立学校学习时积累的,那与他之后生活的美国西海岸的文化完全不同。可以说,相较于美国英语,他的母语更应该是英国英语。他本人一直到死都说着一口改不了的英国英语(当然,这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在他的小说中,美国英语口语如洪水泛滥,说到底那只是学习和调查得来的成果。据说他在小说中使用的俚语,一半是在街头收集的,另外一半来自其他人的小说。也就是说,就像纳博科夫和康拉德离开故国,运用后天学习的语言写小说一样,钱德勒大体上是运用后天学到的美国英语口语来写小说。阅读钱德勒小说原文,确实感觉到,他的文章存在口语“过剩”的问题。有些俚语使用牵强,个别地方甚至让人觉得纯粹是为了表示这是俚语。这些地方总给人一种借来的衣服的感觉。尺寸微妙地不合,总感觉和体形不搭。当然,这种异国情调的“过剩”最终也成了钱德勒文风的一大魅力。
钱德勒回到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因此没能找到像样的工作,过了好一阵清贫的日子。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钱德勒参军。他拥有双重国籍(象征性的事实),没有加入美国军队,而是加入了加拿大军队。他被送往欧洲战场,立刻上了战斗激烈的前线。有一次,他所在的部队遭到德国军队的集中炮击,他是唯一生还的人。恐怕那段经历给钱德勒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之后从未有人听他提及在战争中的经历(就像从来不提父亲一样)。那段战斗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同——应该对他描述特里·伦诺克斯在挪威战场上的血腥遭遇有很大帮助。至少那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
战争结束没多久,他回到美国,结了婚。新娘是位美丽而有魅力的女子,只是比他大十八岁。或许是由于少年时期与许多年长女性生活在一起的缘故(在英国时,家中除了他没有其他男子),和年长女性一起生活会让他本能地感到安宁。她一九五四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钱德勒一直深爱着她,照顾她,在她死后由于太过忧郁甚至企图自杀。顺便说一句,钱德勒病死是在五年后的一九五九年。《漫长的告别》是他在病床边照顾妻子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写成的。妻子死后,他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不用说,很久以前我就和她告别过了。实际上,这两年间,每当深夜醒来时,我时常深深体会到我将失去她,那不过是时间问题。可当事实真的发生时,那种痛苦没有任何变化……三十年又十个月零两天的日子里,她是我人生的光明,是我全部的野心。我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不过是温暖她双手的那把火。除此以外,我别无其他要说的了。
结婚后,钱德勒曾在西海岸某家经营与石油相关的业务的公司里工作,升至副经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很景气,钱德勒工资很高,是位能干的实业家。然而,或许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他不知何时依赖上了酒精,游戏女色,结果引发了纠纷,一九三二年四十四岁时丢了工作。他很聪明,也有度世所需的潜在能力,只是他好像怎么都无法适应那种常规的正经工作。
失去工作后,钱德勒和妻子定居洛杉矶,生活艰辛。他戒了酒,再次踏上了当作家的征程。钱德勒爱好古典文学和诗歌,当然想写真正的小说,可作为一个必须养家的中年男人,他又不得不写一些能快速拿到钱的东西。于是他决心过了四十五岁以后当个真正的作家,暂时将这种奢侈的想法搁置一旁。少得可怜的积蓄即将见底。他瞄准的是那些登载煽情的侦探故事的廉价时尚杂志。那些杂志需要大量的作品。因此,为时尚杂志写作的作家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写出数量庞大的稿件。只要写得还像样,对内容是不会有过多要求的。典型的“重质更重量”。钱德勒经由这份工作完全掌握了小说的写作方法。
众所周知,钱德勒是以达希尔·哈米特为模仿对象开始写作小说的。哈米特以推理作家为人所知,取得了相当大的商业成功,在文艺界作为特立独行的作家地位显著。因而,创作“哈米特式小说”成为钱德勒写作初期的切实目标。虽然他视哈米特为目标,却好像并没有将他看作是真正优秀的名作家。钱德勒写道:“哈米特能把他所做的事情都做到完美。但他做不到的事情也很多。”
他花了五年时间不断地为时尚杂志写稿酬低廉的短篇小说(内容自然是玉石混杂,这些短篇小说大多数在日后都成了他的长篇小说的素材),在反复创作修改中写作水平迅速提高,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故事世界。一九三八年,他终于创作出长篇小说《长眠不醒》。这是认可钱德勒才能的克诺夫出版社社长阿尔弗雷德·克诺夫直接委托他执笔创作的。《长眠不醒》是私人侦探菲利普·马洛系列故事的第一部。马洛与以往短篇小说中出场的侦探形象很不一样,是个给人以真正的存在感的英雄人物。沉默寡言、健壮、顽固、机智、孤独、游手好闲又有浪漫气质的马洛。这个形象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h3>菲利普·马洛和好莱坞</h3>
关于之后钱德勒的活跃,就不必在此描述了。《长眠不醒》之后,钱德勒在二十多年间创作了七部以马洛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按年代顺序依次为:《长眠不醒》(1939)、《再见,吾爱》(1940)、《高窗》(1942)、《湖底女人》(1943)、《小妹妹》(1949)、《漫长的告别》(1953)、《重播》(1958)。最后一部马洛故事《幕后通缉令》(Poodle Springs)只写了开头几章(后来由钱德勒的崇拜者罗伯特·布朗·帕克续写完成)。
钱德勒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他第一本以单行本发行的小说)《长眠不醒》出版后第二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的一幢小公寓里逝世。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当编剧的同时继续创作一部有野心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大亨》,但那年十二月他心脏病突发,作品没有完成就寂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好像要和钱德勒交接席位似的。报纸上他的死亡报道占的版面很小,只有很少人注意到了。
钱德勒花了多年心血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光凭这个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只好和菲茨杰拉德一样,不情愿地受雇于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开始执笔创作电影剧本。当时许多纯文学作家依靠在高级商业杂志上发表短篇作品来维持生计。推理作家通过在推理杂志上连载作品——以稿件的数量为前提——来确保收入。不管怎么说,单纯依靠单行本获得的版税收入来生活,对作家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是钱德勒立志要开始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创作。他写的短篇小说与高级商业杂志(如《纽约客》、《时尚先生》)略微有些气场不合,而为推理杂志写连载小说,他的艺术良心却又已经过高,而且他已习惯了利己的(或者叫作自我而诚实的)创作类型。对于像他这样的作家——为了等待创作时机的成熟,花费时间辛苦写文章,不想写就放弃,先做阵子别的事情,等又想写时再拿出来继续写,然后细心打磨,最终完成稿件——每月被交稿日期逼迫着辛苦地写连载小说,几乎是不可忍受的。这么比较起来,还不如拿周薪写写电影剧本更合适。
他在好莱坞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比利·怀尔德等优秀的电影导演一起工作,工资相当高,作为编剧获得很高评价(这一点和菲茨杰拉德不一样),通过剧本写作至少学到了很多写小说的技巧。他写的《双重赔偿》获奥斯卡编剧奖提名。但是,他还是不能习惯与电影相关的工作,而且他的性格也不适合需要与人协作的工作。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宗教界和军界对剧本的审核很严格,许多现实制约使得剧本的自由创作困难重重。要和电影公司高层讨价还价,和要求多多的电影导演们争分夺秒共同工作,都让他感受到压力。他和人争吵,陷入厌世情绪,又向酒瓶伸出了手。钱德勒对女性散发的母性很宽容,多数情况下会积极追求。面对男权面目时,他会感觉到那种力量向自己压过来,不由得热血上头。这种倾向或许在菲利普·马洛这个人物身上有明显体现。即便明知会有损自己,面对自上而下的暴力,马洛不能不卷起袖子迎上去干一场。当然,对于这样的马洛形象,我们才会产生自然的共鸣。
作品的单行本销量并不那么令人满意,钱德勒对此一直心怀不满。他在美国被推到推理这个文学分支上,没有获得身为艺术家和名作家应得的正面评价,尤其是从那些清高的文艺评论家和老一代的本格推理作家那里领受了许多让人难以忍受的冷遇。当然也有评论家赞扬钱德勒,但他们不会像评价哈米特的作品那样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评价钱德勒的作品。钱德勒的新作甚至几乎不会出现在报纸的书评栏,因而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销售不佳,一直都没有出版平装本。评论家们为哈米特作品的宗教式的非传统性所吸引,不知为何却对钱德勒作品中不动声色的革新和新鲜的魅力不感兴趣。
《漫长的告别》中有一个情节,作者假借虚构的作家韦德之口,趁醉(名义上)对文艺评论家们发泄了一通。钱德勒在英国受到的评价比在美国高(在英国,他作为跨类型的文学作家受到了高度评价),而且,就他作品的单行本的销量来看,有时英国的销量比美国还多。他在写给编辑和代理的许多信件中经常流露出对这种出版状况的不满和牢骚。本书中有不少对出版社代理霍华德·斯潘塞的揶揄,这些也可以看作是钱德勒在隐晦地表达对东部大型出版社(尤其是克诺夫)的不满。
钱德勒思维敏捷,又有幽默感,只要本人有意愿,肯定会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曾造访加州,与钱德勒畅谈过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后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让人愉快的人。他如果不立志当作家,当个相声演员一定也能成名。”但在多数情况下,钱德勒有点神经质,不好打交道,回避与他人交际。他自尊心很强,因为一点点情感上和语言上的摩擦而受到伤害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样的人往往如此。经常和人吵架,伤害身边的人。能言会道,话语尖锐。尤其喝了酒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有时沉溺于酒精,有时则完全戒了酒。深深爱着妻子,有时却又游戏女色。因为没有直接见过面,当然不能明确下判断,不过他应该是个在私人交往方面有些困难的人。
但是,写文章和爱猫,对他来说,是延续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本性”。也就是说,他属于那类不管发生什么,不写就不能活的人。就像所有人活着都需要借助肺和支气管来呼吸一样,他活着需要借助铅笔和打字机来写文章。不管是什么——即便是私人的信件或笔记——都必须完美地写出来。把文章写好,对他来说,是一项重要的道德观念。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想法是,拥有生命的文章是用心写成的。写文章会让人疲劳,会消耗体力。从这层意义上看,那是种激烈的劳动。可从有意识地努力这层意义上看,不能说是种劳动。对以作家为职业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设定时间,每天至少有四个小时,除了写作什么都不干。可以不写作。如果不想写,也不必硬着头皮去写。可以呆呆地看着窗外,做会儿倒立,在地上打打滚。只是读点什么,写写信,翻翻杂志,签签支票,这些有目的的事情别去做。要不写,要不什么都不干……这种方法很管用。规则有两点,非常简单。(a)不必勉强去写。(b)不能做别的事情。其他就随便了。
他说的这些我非常能够理解。职业作家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不直面写作。这种行为有必要与心紧密相连,即使实际上一个字也没写。这问题同职业作家的道义有深刻的关联。恐怕是这样。
<h3>关于翻译</h3>
如各位所知,《漫长的告别》之前经清水俊二翻译,由早川书房出过一版。我这次对书名采用音译,其中一个理由是为了和前一版区别。前面已经提到,我当年就是通过清水先生的翻译结识了《漫长的告别》。翻译非常优秀,读起来很轻松。只是“早川口袋装推理系列”出版这个译本是一九五八年的事情,在我写这篇文字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我常常这样想,将翻译与建房子类比,过二十五年差不多该修缮一下,五十年该来次大改造,或是新建。我翻译的作品,迎来第二十五个年头的也陆续启动了修补的程序。当然,和房屋一样,每个译本逐年“折旧”的程度多少会有些差异,这是很自然的。过了五十年(即便中途有修补)确实有些用词和表达方式的古旧会很明显。
不单单是用词,翻译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翻译技巧也着实在进步。可以说网络出现后更是明显。他文化和他语言的信息量,还有有关作家和作品的信息量,今昔有着巨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说这些略微显得有点僭越。《漫长的告别》这个新译本的问世,或许首先可以说现在是很恰当的时机。具体的经过得从两年前说起,早川书房编辑部联系我,问能否帮忙翻译这部小说。我从很早以前就有意愿翻译它,于是就接受了。
我胆敢尝试挑战重新翻译的另一个理由是,在清水先生的译本中,相当多的文字,或者说细节部分,存在有意删减的情况。多年来,许多钱德勒小说爱好者对此有不少意见。我当然不知道清水先生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情况对细节部分进行了如此大幅度的删减。究竟是出版社的要求,还是翻译者有自己的意图,也是无从知晓。但是,一九五八年(距离美国本国出版只过了四年),钱德勒身为名作家的价值,至少在日本还没有为人所知。我猜测这一点恐怕是作品整体被删减的一大原因。另外,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好像当时有这样一种观念:“推理小说没必要那么准确地翻译细节,只要大致了解情节和氛围就足够了。”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些事情全都成了谜团。
只是,为了清水先生的名誉,我要大声说:清水版翻译“删减了一些细节,可即便少了这些,阅读依旧愉快,没有任何不足之感,是一部鲜活的读本”。这一点早已得到大众认可。先生翻译的《漫长的告别》在日本推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功绩值得颂扬。我也要对先辈的翻译表示深深的、真挚的敬意。毕竟我也是借助清水先生的翻译开始阅读这部作品继而为之倾倒的。就我个人来说,我必须感谢先生。不管怎样,这是再也不可能遇到的轻松自在的翻译,不拘泥于细节,具有长者的风范。
但是,考虑到雷蒙德·钱德勒作为作家的重要性以及这部作品在他的作品群里的地位,“全译本”,或者说细节部分全都翻译出来的、(接近)现代感觉的译本,与清水版同时存在应该也不错。而且也值得。这是我的观点。因为这部作品已经达到了可以被称作“准经典小说”的高度。不用说,“可能的话想阅读完整的翻译”,或是“多少有些删减,只要能愉快阅读就好”,如何选择,决定权在读者。或许热心读者中还有想要同时读两种译本的呢。实际上,有人这么做,我会非常开心。
<h3>绕道达人,细节名人</h3>
继续细节的话题。翻开钱德勒的小说,阅读游离在故事主要情节之外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的体验。这是与主线无关的绕远道,或者让人觉得用力过度的修饰,无目的的比喻,为比喻而比喻,有不如没有的功能说明,让人腻味的详细描写,无用的长篇大论,独特的曲折表达,很多双关语……钱德勒华丽奢靡的作风深深地吸引了我,或许可以说是几乎如中毒一般(我暗自确信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我一个)。这次翻译,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对“伟大的绕远道”的细节重新进行确认的机会,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幸福。翻译这些部分时,我常常不由得微笑起来。
举个具体的例子,小说中描写金发女郎那一段,我以前就很喜欢。马洛在脑海中列举了世间种种金发女郎的特征。再也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描写了。从整体看,这部分浮在上面,不要也可以。也许没有这一段,从小说整体来看,会显得更简练。聪明的编辑说不定会忠告说:“钱德勒,这儿不要了。太啰唆了,删了吧。”但反复阅读,就会发现自己不可思议地喜欢上了最初让人觉得多余的这部分。当然还是没有也无妨,但其中有某种趣味,让人聆听到钱德勒自然的声音,这种“没有也无妨”(虽然这种表达很怪异)的描写奇妙地留在了心底,没缘由地刻在了脑海中。这样的内容,这本书中另外还有几处。
另外,我还喜欢马洛一天之内去见三个医生的那段。姓氏以V打头的三个各有隐情的医生。看到后面才知道,韦林吉医生才是目标。剩下的两个医生与故事的主线完全没有关系,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只是露个面,然后不再出场。然而这两个医生的出场绝对不算短。和故事主要情节无关的这两个人物,长相、动作和说话方式等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阅读起来非常愉快。对他们的工作地点的描写也很详细,很有说服力。这正是阅读钱德勒小说的趣味之一。可以说,这种“绕远道”的存在正体现了这种妙处。我说钱德勒“不管是什么,都必须完美地写出来”,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