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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是第一位加入附和的人。他向来是我们这个团体地位最低劣的男人，如今他突然提升了一个地位。泰瑟斯和波基随后跟进，因为无论盖许要他们做什么，他们永远服从。
把他丢出去。把他丢出去。
喇叭流泻出怀泰克的声音：“维泰勒，你有问题吗？”
“我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个谋杀小孩的狗屁混账。我告诉你，警官，你放我出来五分钟，我可以拯救新罕布什尔州所有善良的纳税人，完全摆脱他……”
“盖许，”薛温和地说，“冷静一点。”
房间的小水槽发出的阵阵嘘声让我分心。我站在水槽前检查时，水龙头的水柱突然朝外狂喷。这桩意外有两点不寻常，要知道这里淋浴的水压都只能用细细涓流来形容，而且眼前溅湿金属盆的水还呈现出一种浓稠的红色。
“妈的！”盖许狂吼，“我全身都湿了！”
“各位，这看起来像血。”波基吓坏了，“我才不要在那里面洗东西。”
“厕所也是。”泰瑟斯补充道。
我们都知道这里的水管相通。坏消息是，你恐怕无法逃脱别人的粪便冲到你家的厄运；好消息是，你可以让账单顺着水管冲走，它只会在隔壁牢房的水槽出现一瞬间，然后直接前往污水处理系统。我转身看着马桶，水色深得有如红酒。
“老天，要命。”盖许说，“这不是血，是酒。”他开始像疯子一样大声欢呼，“兄弟们，尝尝看。店家免费供我们畅饮。”
我等着。我不喝这里的水。那就像每次放在钻孔卡片上送来的艾滋病药丸，我总觉得政府在利用可以被牺牲的犯人进行实验，所以并不打算饮用出自同一行政系统下的水。然而，我听见乔伊开始大笑，卡洛威的水龙头传出啜饮的吮吸声，泰瑟斯和波基唱起饮酒歌。这一区的气氛瞬间就彻底改变，对讲机传来怀泰克警察的支吾声，面对屏幕画面的他已然困惑得不知所措。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水管大漏水？”
“差不多。”盖许回答，“或者可以说，我们突然超级口渴。”
“警官，来这里，”波基补充道，“下一轮我们付钱。”
每个人都觉得这实在过于奇妙，无论这不知名的液体究竟是什么玩意，他们都几乎喝掉了半加仑。我把手指浸在汩汩涌出的暗色液体中。这很可能是铁或锰，然而，没错——眼前的液体有甜味和干黏质感。我低头凑向水龙头，尝试性地啜饮几口。
以前，亚当和我都热衷品酒，经常前往加州的酒庄度假。在一起的最后一年，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亚当送了我一瓶多明纳斯酒庄2001年份的赤霞珠红酒。本来我们要在新年前夕喝掉它，可几周后，我回家时发现两个男人如葡萄藤般纠缠在一起，酒瓶就在一旁，夜桌和卧室地毯被红酒玷污，宛如飞溅的鲜血。
如果你曾在监狱待得和我一样久，那肯定创造过许多个人发明的纪录。我曾用果汁、面包和水果软糖酿造私酒，吸食除臭喷雾剂，还用《圣经》的纸包裹干香蕉皮当香烟试抽。不过那些玩意儿根本比不上今天这个。上帝！货真价实的酒！
我放声大笑，不久后便开始啜泣，泪水滑过脸庞。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哭泣，为当下流过我指尖的液体痛哭流涕。曾经拥有的事物才会叫人怀念，自从一些使生活稍微舒适些的物品出现，我已很久不曾怀念过往。我用塑料杯装满红酒一饮而尽，再一遍遍重复这个动作，直到忘却“美好的事物都有终结之时”的事实。关于这个课题，我能用亲身经历来发表一场演说。
监管人员总算明白水管出了问题。其中两位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站在我的牢房前方。
“你。”怀泰克下令，“手铐。”
为了让我的手腕穿过活门上铐，他们对我说了一段冗长的废话。当怀泰克打开我的门入内检查时，史密特在一旁严密监督我。我转头，看见怀泰克的手碰了碰淡红色的酒，举起来放进嘴里。
“路希尔斯，”他说，“这是什么？”
“起初我以为这是卡本内葡萄酒，警官。”我说，“不过现在，我认为这是廉价的梅洛酒。”
“水来自城里的蓄水池。”史密特说，“犯人不可能搞鬼。”
“这也许是奇迹。”盖许高唱，“《圣经》传道者警官，你不是很了解奇迹吗？”
他们关上我的房门，我的双手重获自由。怀泰克站在大家牢房外的小通道里。
“谁干的？”根本没人听他说话，“谁来负责？”
“谁在乎！”盖许回答。
“那帮我个忙。假如你们没人肯承认，那么下周我得让这里停水。”怀泰克威胁说。
盖许大笑：“美国民权自由联盟需要一位贴海报的孩子，怀。”
监管人员一离开，我们就都开始大笑。原本不幽默的事情变得好玩起来，我甚至不介意听盖许高谈阔论。流淌的酒总会干涸，然而此时此刻，波基已经喝到昏厥，泰瑟斯和乔伊合唱着《丹尼男孩》，而我也快要醉倒了。我不省人事前最后的印象，是薛问卡洛威，他要替小鸟取什么名字，而卡洛威的答案是“知更蝙蝠侠”。卡洛威向薛挑战比谁喝得快，被薛拒绝了。事实上，薛滴酒未沾。
I层的水变成酒之后的两天，不断有水管工、科学家和监狱高层来参观我们的牢房。全监狱只有我们这里发生了这一现象，在位者甚至相信我们必须承担事发的责任。我们全体被扣押，监管人员没收了我们趁红酒干涸之前所有用于囤积的物品，例如洗发水和牛奶盒，甚至塑料袋。清洗水管的拖把也沾有类似物质，尽管没人愿意告诉我们检验结果，但传言基本确认，这些液体绝非自来水。
我们的活动和洗澡的权利被撤销一星期，仿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四十三小时后，我获准得到监狱护士艾尔玛的探访。她闻起来有股柠檬和亚麻的味道，后脑用发辫盘绕了一大圈发髻。我常常在想，如果她想睡觉，可能会需要建筑专家帮忙。通常她一天来两次，把我那些状似蜻蜓、又大又亮的药丸放在一张卡片上。她也会为犯人发炎的双脚涂药膏，检查被腐蚀的牙齿，更会做一些护士巡房所不需要执行的服务。我承认自己好几次是假装生病，这样艾尔玛就会替我量体温或血压。她往往是好几个星期内唯一碰触过我的人。
“所以，”她在史密特警官允许她进入我牢房之后说，“我听说I层发生了令人兴奋的事。告诉我好吗？”
“可以的话，”我边说边看陪伴她的警官，“也许我不行。”
“我只知道曾经有个人把水变成了酒，”她说，“而牧师会告诉你，那并不是星期一发生在州立监狱的事。”
“牧师可以预测，耶稣正在尝试一种浓郁的希哈葡萄酒。”
艾尔玛笑了出来，把一根温度计塞进我嘴里。我越过她的背，瞪着史密特警察。他双眼充血，却没盯着我，看我有没有干蠢事的意图，比如挟持艾尔玛当人质。他瞪着我脑袋后方的墙壁，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
温度计哔哔叫。
“你仍然一直在发烧。”
“讲一件我不知情的事吧。”我回答。我感觉舌下有一摊血泊，那正是这种恐怖疾病的殷勤问候。
“你有吃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