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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的病历表就夹在床铺边的金属板里。我跳过看不懂的语言——伤势、医疗和生命指数，瞥向纸张上方的病患名字：
I. M. Bourne
以萨亚·马太·布尔能。当初开庭时，我就知道这了个名字，不过我却忘记了，薛并不是他的天主教名。
“I. M. Bourne”我大声念出来，“听起来像特朗普集团会雇用的人。”
I am born.
这会不会是一种暗示，一块通向证据的拼图？
凡事都有两面。一个人眼中死囚的胡言乱语，在另一些人眼里会被认定为失传的福音。一个人判定的医学上的侥幸，在另一个人看来却是死而复生。我想到被治愈的路希尔斯、水变成酒，还有轻易就相信薛的跟随者。我想到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一个木匠，面对处决。我想到布鲁拉比的说法：每一代都有一个人拥有成为弥赛亚的潜力。
重点是，当你站在毋庸置疑的证据边缘时，请先看看另外一边有什么，然后迈开脚步，否则你哪里都到不了。我凝视薛，也许这是第一次，我没有看见他是谁，而是看见他可能是谁。
他仿佛感受得到我的目光，开始咳嗽，然后转过身。他只有一边眼睛能稍微睁开，另一边肿得紧闭着。“神父，”他焦急地说，声音依然因药物而不顺畅，“我在哪儿？”
“你受伤了。你会没事的，薛。”
房角的警官盯着我们。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独处一下？我想私下为他祷告。”
警官迟疑了一下。他应该如此，因为不会有教士不习惯于人前祷告。他耸耸肩。“教士应该干不了什么大事，”他说，“你老板比我老板还大。”
人总是习惯把上帝人性化，像一个老板、一个拯救者、一名法官、一位父亲。没人会把他想成一个重大杀人犯。然而，如果你把外在的可能性陷阱扔到一旁——这是耶稣复活之后，每位门徒都必须做的事——也许一切都有可能。
警官一离开房间，薛畏缩起来。“我的脸……”他试着举起手触摸绷带，却发现手和床铐在一起。他开始用力拉扯挣扎。
“薛，”我坚决地说，“不要这样。”
“我很痛，我要止痛剂……”
“他们给你打了止痛剂，”我告诉他，“警官回来之前，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必须趁能讲话的时候讲。”
“我不想讲话。”
我不理他，身体前倾，停止呼吸。“告诉我，”我对他耳语，“告诉我，你是谁。”
薛的眼睛浮现出一股谨慎的盼望。他恐怕从未期望过被当成上帝。他非常平静，眼睛不曾脱离我的目光。
“告诉我你是谁。”
天主教里，有所谓的故意谎言和省略谎言。前者是彻底的谎话，后者则是拒绝事实。两者都是罪。
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对薛说谎。他相信我会帮助他捐赠心脏，却从不明白，我的心有多黑暗。若我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又怎能期盼他揭露自己的身份？
“你是对的，”我安静地说，“我有一件事还没告诉你……有关我成为教士之前的身份。”
“让我猜猜……一个祭坛男孩。”
“我是个大学生，主修数学。在成为陪审团一员之前，我从不去教堂。”
“什么陪审团？”
我迟疑了一会儿：“薛，就是判你死刑的陪审团。”
他盯着我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转过身：“出去。”
“薛……”
“操你妈的走开！”他用力打自己的手铐，使出全力猛拉，手上皮开肉绽。他发出的声音相当原始，世界在拥有秩序和光明之前，肯定充满这种声音。
一位护士跑进来，身边跟着站在外面的两位警官。“发生什么事了？”护士大喊。薛依然继续挣扎，枕头上的头左右激烈摆动。鼻子上的纱布开始被鲜血染红。
护士按下薛头部后方木板上的呼叫按钮，之后房间内一下挤满了人。一位医生向警官吼着“解开该死的手铐”，手铐刚一解开，薛就开始用力击打所有碰到的东西。一个助手趁乱把针筒刺进他的手臂。“把他带出去。”某人说。一位护士把我推出房间，我最后看见的影像是瘫软下来的薛，在那些迫切想救他的人身旁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