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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夸特先生，”二十支麦克风宛如一束黑玫瑰，顿时凑近陆夫斯脸孔下方，一位记者发问，“你有什么话想说？”
我往后退，看着聚光灯下的陆夫斯。我只希望自己当场人间蒸发。我知道陆夫斯并不是故意在这里把薛当做一枚棋子，他只是在执行自己身为美国民权自由联盟老板的工作。然而这么一看，他和科因典狱长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薛·布尔能死了，”陆夫斯冷静地说，“六十九年来，本州第一次死刑……我们是唯一的，法律文书内依旧有死刑的发达国家。”
他环视群众：“某些人说，我们国家依旧有死刑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惩罚某些犯人。死刑被说成一种遏止犯罪的方法，但实际上，我们的凶杀案发生率却比那些没有死刑的国家更高。又有人说，处决一个人比关他一辈子来得便宜，但实际上，当你分析十一年来以公共经费支付的上诉费用，处决一个犯人的费用比无期徒刑多出三分之一。某些人说，死刑的存在是为了被害人家庭，他们能依此完全和自己的悲伤作个了结。但丧钟在他们家庭成员的一分子头上响起时，正义和公平真的会到来吗？我们又该如何去解释，为何一桩在乡村犯下的谋杀案，要比城市中的谋杀案更轻易地得到死刑判决？为何被害人为白人的谋杀案，相较被害人为黑人的谋杀案，判死刑的几率高出三倍半？为何被判死刑的女人只是被判死刑的男人数量的三分之二？”
在尚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前，我已经踏入媒体给予陆夫斯的小圈子内。“玛吉，”他盖住麦克风低语，“事情在我掌控之下。”
一位记者递给我名片：“嘿，你不是他的律师吗？”
“是的。”我说，“我希望这足以证明，我有资格告诉你们我即将说的话。我为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工作。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厄夸特先生方才发表的统计数字。但这些言论意味着什么？经过这些日子，我对琼·尼尔森失去的一切，发自肺腑地感到抱歉。今天，我失去了一个自己真正关心的人，某个曾经犯下大错的人。他的内心有如坚果，难以打破，但我会在内心替他保留一个位置。”
“玛吉，”陆夫斯拉拉我的袖子说，“把真正的忏悔留给你的日记。”
我不理他，说：“我认为今天依然要处决罪犯的理由是，对于令人发指的犯罪，我们能有令人发指的惩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尽管我们不会义正言辞地说出来。我们想让大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摆脱那些我们认为永远学不乖的人。我认为问题在于，由谁去认定这些人？是谁来决定，这桩罪行足够骇人，而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死刑？如果上帝要阻止这样的事发生，而他们错了呢？”
群众窃窃私语，摄影机依然在拍摄。“我没有孩子。我没办法说，如果今天我的孩子被杀，我也能感同身受。我没有答案，如果我有，今天的我将会更富有。但我开始觉得，这样也没关系。我们在寻找答案的时候，应该先提出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如果每次都不一样呢？如果正义并不等同于正当途径，该怎么办？因为在终结来临之际，我们身边剩下的只会是一位被害人、一件待处理的案子，而不再是一个小女孩或一个丈夫。犯人不想知道监管人员的孩子的名字，毕竟这将让他们的关系过于私人化；执行处决的典狱长并不认为死刑应当存在。这里还有一位理应回到办公室结案，然后继续过日子的美国民权自由联盟的律师。我们剩下的只是死亡，毫无人性的死亡。”我迟疑了一会儿，“所以，你们告诉我……这场处决真的让你们觉得安全了吗？它让我们大家变得更紧密相连吗？或者，它使我们离得更远了呢？”
我一边推，一边走过摄影机，沉重的机头有如公牛，随着我的步伐转动，旁观的群众切开一条深纵的峡谷，让我穿越其中。然后，我哭了。
老天啊，我哭了。
虽然没有下雨，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依然启动了挡风玻璃的雨刷。我整个人早已裂为碎片，啜泣着看不清前方。不知为何，我认为雨刷可能帮得上忙。今天，毋庸置疑是见证新罕布什尔州美国民权自由联盟五十年来最重要案件的结果的日子，而我抢了老板的镜头。更糟的是，我根本不在乎。
我很想和克里斯蒂安说说话，但此刻的他正在医院监督薛的心脏和其他器官的摘除。他说，只要一获得许可，只要其他人一通知他，移植手术圆满成功后，他立刻就会过来一趟。
这也代表，我将回到一间只有一只兔子、没有其他东西的家。
我转进我家所在的街道，马上看见汽车专用道上的车。我妈正在前门等我。我想问，她怎么会在这里，怎么没去上班。我想问她，她怎么知道我需要她。
就在她一言不发地拿出我以前习惯放在沙发上，内里缝着羊绒毛的毛毯时，我踏向前方，裹上它，忘却自己所有的问题。我把脸埋在她脖子上。“喔，玛吉，”她温柔地说，“没事了。”
我摇摇头。“恐怖极了。我一眨眼就会看见，仿佛事情仍然在发生。”我双眼再度涌上泪水，“很傻，对不对？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仍然期待奇迹能发生，就像在法庭一样。他会钻出绳索，或是——我不知道——飞走之类的。”
“来，坐下来，”我妈一边说，一边带我进厨房，“真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就像你和记者说的……”
“你有看到我？”我抬头。
“电视上。玛吉，每一台都有。”她的脸洋溢着光辉，“已经有四个人打电话来跟我说，你实在太杰出了。”
我突然想起大学时，坐在爸妈的厨房里，无法决定将来的志向。那时候，我妈坐下来，手肘撑在桌上。
“你喜欢做什么？”她问。
“阅读。”我告诉她，“还有，辩论。”
她露出微笑。“玛吉，我的爱，你说的是成为律师。”
我用双手埋住脸：“我是个笨蛋，陆夫斯肯定会开除我。”
“为什么？因为你说了没人敢说的话？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相信人可以改变。顺着事情本来的样子去做，要比承认自己一开始可能错了来得容易。”
她转向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芳香美味的汤。我可以闻出迷迭香、胡椒和芹菜的味道。
“我替你做了点汤。真材实料。”
“你为我用新鲜材料煮汤？”
我妈眼睛骨碌碌地转一转：“好啦，我买了一些某人用真材实料做好的汤。”
我面露微笑，她摸摸我的脸颊。
“玛吉，”她说，“快吃。”
那天下午稍晚，当我妈在洗碗收拾厨房，奥利佛蜷缩在一旁时，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我梦见自己穿着最喜欢的高跟鞋，走在一片漆黑之中，鞋子弄得我好痛。一低头，才发现自己不是走在草地上，而是一片看起来如沙漠一般的碎玻璃。我的高跟鞋不停地被裂缝卡住，最后我被迫停下来，拔出其中一只鞋。
就在我这么做的时候，一块泥土翻了过来，发出光芒。那是最纯净、最清澈的熔岩。我用高跟鞋敲另一块泥土，更多光芒向外流泻。我刺了好几个洞，熔岩闪闪发光。我开始跳舞，世界变得光明耀眼，亮到我必须遮住自己的眼睛，亮到我不自觉地泪水决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