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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抡起铁锹，狠劈菲利普·马瑟斯的下巴，要了他的老命，这事并不是谁都知道。算了，还是先说说我跟约翰·迪夫尼的交情吧，因为是他先动的手，用很特别的自行车打气筒猛砸马瑟斯的脖子，一下子把老家伙打翻在地。打气筒是约翰自制的，原本是一截空心铁管。迪夫尼身强力壮，很有礼貌，可就是懒惰、散漫。要说杀人这事，就是他起的头。让带铁锹的是他，指挥杀人的是他，解释说明的也是他。
我出生在很久以前。父亲务农，母亲是开酒馆的。我们一家人就住在店里。不过，这房子非常老旧，白天多半关着门。因为白天父亲得下田，母亲又一直围着锅台转，所以酒客总在你快睡觉的时候才来，临到圣诞或别的节日，更是要到半夜才出现。我从没见母亲离开过厨房半步，也从没在白天见过一个顾客，就是晚上，也只有稀稀拉拉两三个人。可话又说回来，有时我已经上床，说不定夜深以后，店里又是另一番景象。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身体很强壮，平时话很少，只有到了星期六，才会跟客人聊聊巴涅尔[2]，还说爱尔兰是个奇怪的国家。母亲的样子我倒记得挺清楚：红通通的脸，一副苦相，因为她总在弯腰烧火。母亲煮了一辈子的茶，一边煮茶，一边哼哼老歌，以此消磨时间。我跟母亲很亲，跟父亲却像陌生人似的，聊不上几句。记得那时我晚上在厨房学习，隔着薄薄的门板，常听他坐在油灯下，对着牧羊犬米克唠叨，一说就好几个钟头。所以，我听到的总是嗡嗡的说话声，而不是清楚的一字一句。父亲了解各种狗的习性，把狗当人看待。母亲养过猫，可那猫成天野在外面，影子都见不着，而母亲却根本不在乎。就这样，一家人虽然有些疏离，倒也各得其乐。
然后，有一年圣诞，快年底的时候，父母亲先后去世了。父亲走了以后，米克无精打采，整天闷闷不乐，牧羊的活也没心思干了。来年，它也走了。我那会儿还小，不懂事，不明白这些人怎么都离开了我，招呼都不打。母亲是最先走的。记得有个大胖子，红脸膛，黑西装，他跟父亲说，他知道母亲去了哪儿，“泪之谷”[3]里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可是，他也没说究竟去了哪儿。我心想这事也不好明说，况且，也许她星期三就回来了，所以也就没再往下问。后来，父亲也走了，我想他一定是驾车去接母亲了，可左等右等也没把他们盼回来。我很伤心，很失望。穿黑西装那人又来了。他在我家住了两晚，一直翻着书，在卧室里不停地洗手。另外还有两个男的，一高一矮，矮的白净脸，高的黑脸膛，裹着绑腿。两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硬币，每次我问这问那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一便士。我至今还记得那裹绑腿的高个子对矮个子说：
“这可怜倒霉的小杂种。”
我那时还听不懂这句话，以为他们在说另一个穿黑衣服的家伙，那人始终没离开过卧室的洗脸台。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天后，我也被马车带走了，被送进一所外地的学校。这是个寄宿学校，有新生，有老生，可我谁也不认识。很快，我就知道这是所好学校，学费很贵，但我一分钱都没付，因为我身无分文。这件事，还有很多别的事，我都是后来才明白的。
我的学校生活很平淡，就一件事值得说道。正是在这里，我初次接触到了德塞尔比。有一天，我在自然老师的办公室，随手拿起本很破的旧书，往兜里一塞，心想隔天早上可以躺床上随便翻翻，因为当时我刚获得了赖床的特权。那年我大概十六岁，那一天是三月七号。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比我自己的生日记得还清楚。那本书叫《金色时光》，初版，缺了最后两页。等我十九岁快毕业的时候，终于明白这书有多么珍贵。我知道借而不还等于偷，可还是心安理得把书塞进了包里。而且，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还会这么做。在我讲故事以前，请您千万记住，我第一次犯罪就是为了德塞尔比。而我后来犯下滔天大罪，同样也是为了他。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人海茫茫，究竟哪里才是我的归处。现在亲人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叫迪夫尼的人守着家里的几亩田，等着我回去。那块田没有迪夫尼的份，他只是每周从很远的城里的律师事务所领到一张支票。我从没见过那些律师，也没见过迪夫尼，只知道他们都在帮我忙，父亲过世前已经付过他们现金，安排好这一切。小时候，我觉得父亲这么做真是慷慨，因为他跟我其实并不亲。
离校以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在外面游荡了几个月，长了见识，知道一套德塞尔比全集要多少钱，评论他的那些书里面有些次要的是否可以借阅。就在游历的过程中，有天晚上，我遭遇了一场意外。我把左腿弄断了（或者说，我的左腿断了），留下六处伤口。等伤口愈合，又能走路了，我就把左腿换成了木腿。我知道自己兜里没几个钱，家里也只剩下几亩薄田，将来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可那时我已认定，就算别无选择，种田也不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我知道，要想流芳百世，就一定得和德塞尔比扯上关系。
有一天傍晚，我两手拎着行李回到老家，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年我二十岁；正是怡人的夏日傍晚，酒馆的门开着。约翰·迪夫尼站在柜台后，手握餐叉，靠在低档黑啤的搁板上，优雅地抱着胳膊，正低头读着摊在柜台上的报纸。他那一头棕发，梳得很整齐，像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因为常干农活，所以肩膀特别宽，胳膊有碗口那么粗。长相很文静，两眼跟牛似的，棕褐色，深沉，若有所思。他知道有人进门，可还是继续看报纸，与此同时，随意伸出左手，抓了块抹布，开始慢慢擦拭柜台。他眼睛盯着报纸，双手交叠，就像在奋力拉着六角手风琴，一边问道：
“帆船杯？”
所谓帆船杯，是指一品脱的科尔雷恩[4]大酒杯。那是全世界最低档的黑啤。我说我要一份晚餐，然后提了下我的名字和来历。说完，我们便关上店门，走进厨房，边吃边聊，喝威士忌，在那儿差不多待了个通宵。
第二天是星期四。约翰·迪夫尼说他的活都干完了，他准备星期六回老家。可这完全是说谎，因为地里乱七八糟的，一年里多半的农活都还没开始。可到了星期六，他却说还有些事没办完，礼拜天又不能干活，所以星期二晚上才能把这地方转交给我。星期一，有头猪病了，他得照顾，这又耽误了一天。总之，一到周末，他反而比平时还忙。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他手头的农活似乎一点都没减少。我倒是没那么在意，因为就算他干活吊儿郎当，最起码还能给我做伴，更何况他从没开口要过工钱。我自己很少干活，整天就顾着整理材料，然后把德塞尔比的文章仔细地一读再读。
一年的工夫还不到，我发现迪夫尼就开始跟我称兄道弟了。他说我家的田还有开发的潜力，得再雇个帮手。我当然不同意，所以明确跟他说，就这么一小块田，两个人足够了，再说，我们已经穷成这样，哪还有闲钱。打那以后，我跟他说这家产全是我的，他就再也听不进去。我开始告诉自己，就算家产全归了我，但我这个人却归了他。
就这样，四年过去了，两人倒也过得挺好，良田美宅，应有尽有，可就是攒不下钱。我把工夫几乎全花在了研究上，用自己的一点积蓄，买了两位评论大家哈奇乔和巴西特的全集，又购置了一套德塞尔比的手抄影印本。此外，我还认真学起了法文和德文，为的是能读懂用这两种语言写的评论文章。至于迪夫尼，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酒馆招待客人，跟他们高谈阔论。有一回，我问他酒馆情况如何，他说每天都在亏钱。这就让人搞不懂了，我隔着薄门板，明明听见有不少顾客，而且，他买回一套又一套新衣服，还有漂亮的领带夹。可我并没多说什么。这样倒也清净，因为我的工作比我个人更重要。
初冬的某一天，迪夫尼跟我说：
“我不能再往里贴钱了。顾客说这黑啤不好。这是事实，我只偶尔陪他们喝点儿，都把身体给喝坏了。我想请两天假，出去走走，看还有没有好一点的黑啤。”
第二天一早，他骑上自行车消失了。三天后，他又带着满脸的倦容，风尘仆仆地回到家。迪夫尼告诉我，他全安排好了，周五会有四桶好酒运到。果然，那天货物准时到达。当天晚上，尝鲜的顾客还真不少。这黑啤是南方产的，名叫“饮君子”。你只要喝个三四品脱，保证爱不释手。顾客对这酒评价很高，才几杯下肚就又唱又跳，有时干脆躺在地上，倒在门外马路上，不省人事。后来有人抱怨，说他们昏睡的时候被掳去了财物，隔天晚上又在店里气呼呼地谈起他们被偷的钱财，还有那些挣断链子、不翼而飞的金表。客人一聊到这话题，迪夫尼总是变得话很少，在我面前更是只字不提。他找来一张卡纸，在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小心扒手”，然后把它挂在酒架背面，一张有关支票付款的公告旁边。不过，尽管如此，每周还是有顾客投诉“饮君子”。这事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时间一久，迪夫尼对他所谓的“酒吧”越来越灰心。他说只要不亏本，自己就很满意了，可是，就连这都很让人怀疑。事情弄成这样，政府也有责任，谁让他们收这么重的税。迪夫尼觉得，除非有人出钱，否则这店再也撑不下去。我说，我父亲靠着他的老办法苦心经营，倒能叫这酒馆盈利，而眼下一直这么亏下去，还不如关门算了。迪夫尼一听这话，忙说缴回执照后果会很严重。
差不多就在这期间，我快三十岁的时候，迪夫尼和我开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至友。这之前，我有好几年一直窝在家里，因为忙于研究工作，根本没工夫出去；再说，拖着一条木腿，行动也不太方便。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彻底改变了一切。打那以后，从早到晚，迪夫尼和我几乎形影不离。白天他下地，我也跟着去；晚上，我就坐在酒馆角落父亲坐过的老位子，在灯下读文章、做研究。酒客们喝了“饮君子”总是又吵又闹，而我就权当听不见。赶上礼拜天，迪夫尼到邻居家串门，我就陪他同去同回，一刻都不分离。他要是骑车去镇上采购酒水和种薯，甚至“去看望某某人”，我也一样骑车跟着去。我把我的床搬到他屋里。夜里，等他睡着了我才敢闭眼；早上，他还没起床，我就已经醒了。有一回，我放松了警惕。那天半夜里，我突然惊醒，发现迪夫尼正悄悄地摸黑穿衣服。我问他上哪儿，他说他睡不着，想出去走走。我说，我也一样。于是，两人便一起出门，走进了最寒冷、最潮湿的夜里。散步回来，两人身上都湿透了。我说，天寒地冻的，咱们干吗分床睡呢，说完就钻进了他的被窝。迪夫尼当下并没说什么，之后也很少提起。打那以后，我便一直跟他睡同一张床。我们见面时彼此微笑，很友好，可又觉得有些奇怪，有些不对劲。街坊邻居最近才知道我俩有多么分不开，其实，我们这样如胶似漆都快三年了。大伙儿都夸我们是全爱尔兰最好的基督徒。他们说，友情是很美好的东西，我和迪夫尼正是古往今来最崇高的典范。每次有人吵架、斗殴或者闹别扭，我们就会被搬出来，作为学习的榜样。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总是形影不离，要不然，每个人都会觉得惊讶。也因此，我和迪夫尼越来越仇视对方，虽然表面上仍然很友好，很有礼貌。
话说从头，几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今天这奇怪的现状。迪夫尼每个月都去看望的那个“某某人”，其实是个姑娘，名叫佩姬·米尔斯。而我呢，已经完成《德塞尔比资料索引》的定稿，把所有已知评论家的所有评论一一做了校订。换句话说，我们俩都有大事要做。有一天，迪夫尼对我说：
“这绝对是一部大作。”
“的确很有用，”我附和道，“也很必要。”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大量全新的材料，同时它也证明，许多关于德塞尔比及其理论的普遍看法都是误读所致。
“说不定，你就此一举成名，还能赚到一大笔版税？”
“也许吧。”
“那怎么还不快出呢？”
我解释说，“出”这类书需要钱，除非作者已经很有名气。他难得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这年头钱不好赚哪，”他说，“开酒馆已经快不行了，地里缺肥料，眼看也要荒了。堆肥哪有免费的，可你花钱买吧，又怕上了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当。”
我知道，堆肥的事是他胡诌的。他先前就骗我说，他不敢得罪犹太人和共济会，所以买不到肥料。过了片刻，他又说：
“咱们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弄些钱来，帮你把书给出了。而我呢，手头也很紧，总不能让人姑娘家等你一辈子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中了哪家的姑娘，打算把她娶过门。要是他真这么干，我可拦不住，那我就得离开这儿。要是他婚后搬出去住，那就再好没有了。
没过几天，迪夫尼又提起了钱的事。他说：
“你看马瑟斯那老头儿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没见过马瑟斯，可他的事我都知道。老头儿是做牛买卖的，一干就是五十年，现在退休在家，住在三里路以外的大宅里。他现在通过代理还在做大生意。有人说，他每回一瘸一拐来村里存钱，身上带的金额都不少于三千英镑。我虽然不太懂社会上的规矩，可怎么也不会想到找他帮忙。
“这家伙值一包马铃薯粉的钱。”迪夫尼说。
“咱们不该求别人施舍。”我回道。
“说得对。”他说。我感觉迪夫尼是个要面子的人，所以当时也就没再往下说。可是，打那以后，他像是养成了习惯，不管谈什么话题，总爱扯到钱上面去，说我们怎么怎么缺钱，说马瑟斯的黑匣子里藏了多少钱。有时，说着说着就开始骂人，说那老头儿是“肥霸”，说他做生意不规矩。有一次，他还提到了“社会正义”，可我一听就知道，这家伙根本不知其所谓。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又是怎么才明白的，原来迪夫尼并不是要马瑟斯的救济，他是想打劫这老头儿。又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明白，为了不暴露身份，他还打算把老头儿给杀了。总之，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残忍的计划就成了我们的日常话题，而我居然已经习以为常。三个月以后，我开始接受这项提议；又过了三个月，我终于向迪夫尼表示，我已彻底打消顾虑。我不知道，迪夫尼究竟用了多少诡计才把我拉上了贼船。这么说吧，他读过一点（也许是骗人的）我编的《德塞尔比资料索引》，过后还跟我说，谁要是仅凭个人的好恶拒绝出版这本《索引》，那他就得承担严重的后果。
马瑟斯是个独居老人。他哪天傍晚出现在家附近的哪条路上，路上有没有行人，他身上带没带钱匣，这些迪夫尼全都了如指掌。那是冬天的一个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我和迪夫尼一边吃晚饭，一边讨论着我们的计划。迪夫尼说，我们得把铁锹绑在自行车的横档上，这么一来，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出去打兔子的。另外，他还会带上自制的打气筒，万一轮胎扎破了，到时就能派上用场。
关于杀人过程，其实没什么可说的。那天天公作美，云层压得特别低。一整片昏暗的雾气垂下来，笼住了潮湿的路面。我们在路边守着，四周鸦雀无声，就听见树上雨滴的声音。自行车已经藏好。我战战兢兢地倚着铁锹，迪夫尼腋下夹着打气筒，悠闲地抽着烟斗。一不留神，老头儿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光线太暗，看不清人的模样，就见他穿一件很厚的黑大衣，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憔悴、苍白的脸。迪夫尼见状立刻走上前，指着老头儿背后说：
“路上那包裹是您的吗？”
马瑟斯扭头往回看，这时，迪夫尼立刻掏出打气筒，猛砸老头儿的脖子。马瑟斯当即应声倒下，颈椎骨很可能已经摔断。他全身倒在泥泞中，并没有呼救。我只听他很随意地轻声说着什么——像是“我不爱吃芹菜”，或者“我把玻璃杯忘在餐室了”之类的。说完，他就躺那儿不动了。我倚着铁锹柄，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迪夫尼在老头儿身上胡乱翻找了一阵，然后站起身。他手握一只黑色的钱匣，用力挥舞着，一边冲我大吼：
“喂，醒醒！快拿铁锹砸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