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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一回家，开口就问：“冯云山在哪里？”家人都回说：“我们以为他和你在一起呀！”事情弄得一团糟，就算能说得清楚，也实在是说不过去。洪秀全在桂平县城找到南门掌塘张考水，问他冯云山人在哪里，张回说冯云山与张的一个侄子说是要回广东官禄<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U426452.jpg"/>。洪秀全信了张的话，没再细查便回家了。冯家人为此责备洪秀全，云山先是入了教，之后又随洪秀全远游，如今洪秀全却丢下冯云山不管。<small>1</small>
洪秀全也束手无策。他既无盘缠，也无气力或意愿再循原路回广西。而且，官禄<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U426142.jpg"/>的父老再次提议让他教书。洪秀全接受了。他以教书所得来养家糊口，一面继续发展宗教文章的涵盖面，这是他在广西赐谷村黄家开始动笔的。<small>2</small>
冯云山没有洪秀全在身边，他做了一些对洪冯两人未来影响至深的举动。1844年11月，洪秀全来找冯云山的时候，冯云山其实人和张永秀一起在桂平县城里。洪秀全离开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冯张两人决定离开桂平，但不是顺河而下东去广州，而是北上到桂北山区边沿一带。他们先在古林社，张家在此地薄有家产。1845年初，他们沿着发源于紫荆山区的河谷向西北前进，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张家在那里也有些田地。<small>3</small>
这一次，冯云山始终没有打算与家人或是回官禄<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U42J15.jpg"/>的洪秀全联系——或许他也没这个机会。他不断宣讲从洪秀全那里学到的救世赎罪之道，述说洪秀全如何与兄长耶稣及独一真神的天父见面，而且把这梦境讲得越来越详细。一些人跟冯云山信了教，冯云山用他从洪秀全那里学来的方式给他们行洗礼，于是形成了一小撮宗教团体。冯云山名之为“拜上帝会”。当地一个曾姓人家信了他的教义，且极为热忱。1846年，冯云山住进曾家，这地方还更北些，深入紫荆山山区。冯在此待到1847年。<small>4</small>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冯云山越往山里走，离官府就越远，远离儒家教义和势力，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市集，远离良田与有权有势的地主，远离最早开发此地的汉人家族——这些人如今自称是“本地人”。冯云山也是客家人，他轻易就与住在丘陵地带的客家人打成一片，甚至和四周土著交往。他们或许信的是偶像，但他们的心思变动不居，弹性较大。他们的歌谣、传说、情爱游戏——就像六洞庙那对男女的故事——也许会招致卫道人士挞伐；但这些人靠着一门手艺或做苦工挣口饭吃，有许多人即使不是无立锥之地，也是仅得温饱而已。梁发在书中曾忠实转译了耶稣登山宝训的内容，登山宝训就像是说给这些人听的一样。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在银坑（如今仍在紫荆山中可见）或在零星分布的煤矿里劳作，有木匠、铁匠、磨坊工人、居无定所的剃头师傅和算命先生，兜售药品、盐巴、鸦片或豆腐的商贩、船民、柴夫、烧炭工人、牧人、挑夫，还有那些逐活而生的零工<small>5</small>。一位早年的拜上帝会的人后来谈到他早年在这个地区的生活：“吾家困窘，食不果腹，以耕田为生，耕种山坡梯田或外出作雇工，聊以度日，知命认穷。吾八至十岁随伯父读书，然因家贫而辍学。但吾在多所书塾作仆役，故颇认得此等书塾。”这人又说，此种困状，“实是度日如月，而度月如年，苦不堪言”<small>6</small>。广西这一带素有贫瘠之名，此时又饱受干旱之苦，饥荒四起，灾民欲求饱食不可得，竟至吞食煤土<small>7</small>。
匪患时有所闻，让日子更加艰难。广西紫荆山这类地方有如17世纪洪氏家族迁徙的花县，适合亡命之徒栖身；盗贼下山来抢劫较富裕的农夫和镇民，官府若是派兵前来追剿，他们就窜回山上贼窝。洪秀全开始在赐谷村传教，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继续传教时，又出现了一股窜入桂南、桂东谷地的匪徒，让问题更形复杂棘手。
怪的是，盗匪在桂省流窜，却是英国人种下的因。英国人对清廷的战事虽短，但为祸甚烈，结束了限制重重的“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并为传教士争得独立设教堂、传福音的权利；英国人开始以蒸汽船和装备精良的船舰，扫荡了数代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杀人越货的海盗<small>8</small>。1805年，七大海盗首领曾结盟，将南中国海沿岸水域划分势力范围，自有一套不为人知的招募体系、信号、行为规范和活动区域。各个首领借着把家中姐妹女儿或劫掠来的女子嫁给其他海盗，以巩固势力范围，或是将可能成为首领的海盗收为义子，透过“家族效忠”来建立“义养血统”；男性首领与俘虏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如果发展良好，俘虏也有可能被升为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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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海盗帮派由一个名叫史洋的女人统管，她曾在广州附近卖笑为生，后来做了一个海盗首领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丈夫死后，她又嫁给了丈夫以前的面首，也同他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丈夫死于1843年，享年六十八，此后她算是不再过问江湖是非，但还是在城里开了一家赌场，生意兴隆。她孀居广州附近，颇富赀财。<small>10</small>
香港在1842年之后发展迅速；英国人以香港为中心来廓清英国的贸易路，这贸易有合法的茶叶、生丝交易，也有非法的、与日俱增的鸦片买卖。英国人想利用海事法中的反海盗条款，在香港周围清理出一条没有海盗的海域，英国人有时独立行动，有时与广州官府联手（但合作并不顺遂）。海盗若在香港周围三英里内被抓，将在英国的殖民法庭上受审，被判死刑或流放。在三英里以外被捕的海盗则由英国人审理，或是交由官府处置<small>11</small>。1843年，新的香港警察署助理监督到任，这个英格兰人曾任汉语翻译多年，大力拓展了英国的行事方式，因为他懂得怎么利用当地的告密者，讯问从香港水域舢板上抓来的水手，获取海盗动向。殖民政府也施行了新的户籍登记法令，要稽查住在香港的华人居民，也要稽查在港口游弋的驳船和渡船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并在其船只画上清晰的编号。英国当局有权进入领地“全部或部分由华人居住或驾驶的”房舍及附近水域的船只<small>12</small>；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英国人能不能这么做还大可置疑。
英国人慢慢开始将海盗赶出海域，但海盗却沿着河道往内地避难，尤其是沿着西江，从广州城深入广西。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不能进入广西追剿海盗，而清廷及地方官府的水师数量零星，缺乏训练且装备拙劣，对这些海盗也无力处置。广西东部的大小河川只有四艘较大的舰船负责管辖，每船配有十四名兵丁、水手，另外再加上十八艘只配备两个兵丁和两个水手的小巡艇。<small>13</small>
海盗装备精良，久经风浪，这点水师根本起不了作用，水师甚至闻之丧胆。海盗抓到官兵之后，手段是出名的残酷：海盗在俘虏的朋友面前伤害俘虏，好迫使家人出钱来赎身；海盗挖坟盗骨，等族人付了钱才交还；若是官府的巡哨官佐落到海盗手里，会割下官佐的耳朵或将其活活烧死<small>14</small>。海盗若遭包围，困兽之斗更是残忍。水师或英国水手若攀上海盗船，曾有海盗抓起点着的引线奔向火药舱，宁愿同归于尽，也不愿被俘。激战之后，落水的海盗若是发现水中有清兵或洋水兵，还会予以痛殴，欲取其性命，或死死抱住他们，一起沉入水中，葬身海底<small>15</small>。
尽管英国人想方设法剿灭海盗，但香港也为海盗提供各种军火器械等给养。许多海盗乔装成寻常商人和渔民，利用香港设备良好的船坞来修理船只。香港有个剃头匠叫崔阿朴，英国人在清剿海盗时也利用这种人来做密探，此人从英国当局获得制造火药的执照，暗地将火药卖给与他接头的海盗<small>16</small>。崔阿朴有一些同党，其中有个穆斯林逃兵尤阿禾，他是一个出生在马来亚的混血，父亲是中国移民，母亲是马来人，他参加了锡兰步兵团（Ceylon Rifles）<small>17</small>，但在驻香港时做了逃兵，躲到村庄里，卖掉了以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名义发给他的来复枪，还出卖专门知识和他的人脉。葡萄牙人和华人通婚或私通在澳门很普遍，生下的混血有很多做了海盗，其中最出名的是“大头羊”张钊，此人父亲是华人，母为西洋人，大头羊的匪帮后来转进内陆，盘踞桂平一带<small>18</small>。
一个叫阿九的女人做的生意更是复杂，她向华人和洋人掮客或租或买船只，不但糖、食油和棉花买卖做得有声有色，也把鸦片和火药卖给海盗；她的情夫恩迪科特（J. B. Endicott）船长拥有一艘买卖鸦片的美国船“鲁帕雷尔”（Ruparell）号<small>19</small>，阿九从他那儿得到不少鸦片和火药。1840年代，她在澳门以每年一百五十美元，向葡萄牙人租了一栋房子，好抚养她和恩迪科特所生的孩子。她以每对一百三十美元的价格，向英国船长赊账买了六响枪，用低价买了失事的船只上泡了海水的鸦片。阿九能讲几句英语，她还有一具伦敦考克斯（Cox）公司制的望远镜、一只吉瑙·布雷内（Guinaud Brenet）制的银表、两架称钱的天平、一管英式单筒猎枪<small>20</small>。有次阿九在香港港口遇到英国巡捕，说要以走私及唆使抢劫的罪名逮捕她，她便从船上跳到一只等在一旁的舢板，安全脱逃。但若中国人要讹她的话——有人曾扣过两艘她的船——那她就会威胁说她的“洋朋友”会来报复云云，最后那些人只好赔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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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未解决鸦片贸易的地位问题。在名义上，买卖鸦片仍是非法的，但交易数量却扶摇直上，并沿河道向广州以外的内地扩散。昔日海盗，今为河匪；1844年洪秀全第一次在广西传教时，就可能已有匪徒进入桂平一带，“保护”鸦片买卖，到了1846年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时，这情形已是确实发生了。大多数盗匪对这地方还不熟，所以便以当地的山匪，或胁迫当地村民充作向导。<small>22</small>
郁江和黔江在桂平县城交汇，之后入浔江，而桂平自然就成了这类活动的中心。每年有几千人沿浔江回家，洪秀全也是其中之一。从桂平逆流而上，多奇岩激流，小溪曲折通幽。自桂平顺流而下，则是百舸争游，生意兴隆。货物集散繁忙，自然引起匪徒觊觎，而沿江多岛屿水湾，又为水生水长的劫匪提供了藏匿栖身之所。广西人对于从贩卖鸦片、绑票和收取保护费能得多少钱财心知肚明，所以也会窝藏河匪，提供食物。到了1840年代中期，一些自称“米饭主”的人成立合股商号，做起收保护费的生意，也来分一杯羹。<small>23</small>
许多河匪在当年干海盗时也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他们把这一套也带到内河。这些会社其实颇为松散，其中最有势力的是所谓的三合会或天地会，其发端要追溯到1760年代，有一群长于福建东南和广东的人不满时局，里头有云游僧道、拳师、赌徒、糕饼制作匠、江湖郎中等。他们签了一份血盟，尊其中一人为“师傅”，其余则按序齿结为“兄弟”，并喝下掺香灰的酒以表“同心合一”。他们的计划时有变更，但总是包括开设堂口招募新血，劫掠富户官仓和县廪，积聚资金以“举大义”。<small>24</small>
朝廷难以用武力压制天地会的扩散，因为它不光是反贼，也不光是宗教团体，它更是一个根深基广的“会社”，在动乱年头保民安良。有个天地会成员被抓，便向官府解释：
<blockquote>天地会之名源于天地乃万民生存之本，其意只求尊天敬地而已。初起之时，众人各愿入会乃因如遇红白喜丧可得会众资助，或如与人争殴亦可得人相帮。如道遇劫徒，彼等一听本会切口即不再纠缠；如向会外人显露己之会民身份，彼等亦将示“敬”。故此，欲入会者为数极多。<small>25</small></blockquote>
这种互助和“保民”的活动很容易变相为“勒索保护费”，从广东一个姓徐的供词便可清楚看出这一点。此人贩卖酒酵，他从福建一名赖姓店主买了酒酵，然后运回家乡贩售。一天，有五个人抢了他所有的银两，他气急败坏，赶到姓赖的店铺。赖直截回以：“你如入天地会，便能免得日后在路上被劫，而我也可去讨回你被抢走的银子。”徐同意加入天地会，很快就拿回钱财；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以后在这地方行走要做些什么。如果再遇上拦路抢劫，他应马上竖起大拇指——这个暗号代表“天”，抢劫者会伸出小指，以表示“地”，这样他就能畅行无阻了。<small>26</small>
在华东华南一带，这类暗号很常见，不过也用其他的记号。会上兄弟在茶馆喝茶或抽烟袋，会把三根手指并在一起，或是外衣的第二粒纽扣不扣，或把辫子盘在头上，辫梢扣于发盘中心<small>27</small>。他们还会选些暗语来确认身份，这些话在旁人听来并不觉冒昧，但会中兄弟一听就明白，如“往日无缘相会，今日得以识荆”等等。若在路上有劫匪或生人问他们去哪里，就要说“从东部来，要去西边”。若是问到从哪里来，就回以“我从桥下过来”，指的是入会仪式上穿过刀剑架起的排阵<small>28</small>。南方各省的会众入会时便知“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好教会众终身难忘。说“开口不离本”时伸手，说“出手不离三”时并拢手指<small>29</small>。
他们永世不忘的“本”就是“洪”。“洪”一字意兼指硕大或洪水，亦做姓氏，在天地会之前存在已久，但对成千上万的天地会会众来说，“洪”却有特殊的召唤含意。在1760年代到1840年代之间，天地会规模扩大，影响日增，也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并使其完备。“洪”这个字其实是1760年代天地会创始人的诸多化名之一，它也是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的第一个字，代表天地企盼“反清复明”，天地会还杜撰了一套谱系，溯及17世纪清兵灭明之时。除此之外，“洪”也见于古代佛教典籍和占卦相书中，并经常与“太平”年月并用。<small>30</small>
但永不忘本并不是要大声呼号：天地会会众反将“洪”字拆成几个数字。左边三点水即为“三”，右半的“共”为“廿一”和“八”组成，故会众在说话或相互引见时便用“三八廿一”，或将“八”作“两点”，与“三点水”相加成“五”，而为“五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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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传教之时，天地会已深入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天地会在珠江三角洲曾强迫当地农民入会（或以威胁，或杀害不服者），在广西也是如此，少有人敢不从<small>32</small>。天地会透过在香港等地的关系，也拿到了西洋火器，以船运进内地。比如，香港有个天地会头目就跟那个锡兰步兵团的逃兵买了步枪，有会众以广州城东门外书院旁一座归本会会员的房子，作为与香港联系的窝点<small>33</small>。他们经常在广西的大小河川设立“关卡”，向过往货船行人收买路钱。广州一带的赌场曾红极一时，也有会众将之迁到桂平附近的城镇，公然炫耀其势力<small>34</small>。洪秀全或因此将禁赌博列为第六诫条，与酗酒和吸鸦片并列，而冯云山宣讲反赌博教义时，也发现听众颇有同感。
对于那些痛恨河匪势力而又不愿加入的人来说，一种办法就是组织团练，这种地方武装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三元里事件”中，士绅农民群起对抗占领广州城外山头英军，中外皆知，但是不只是此地有团练，其他地方聚落也都有团练。到了1846年，团练的数目剧增；团练由汉族地主控制，按村庄从当地居民中招募团丁，团丁可获取些许报酬，往往是用全村的税金来支付，这些税金中有一部分抽自客家人。<small>35</small>
客家人从广州城之东北持续向桂平一带迁徙，已有五十多年，远早于海盗侵入内地。因社会秩序动荡，迁徙不绝，以致在某些地区，客家人比土著还多，尤其又以山区为甚。由于客家人多为天地会成员，故在1840年代，桂东一带为了争夺居住地和耕地，纷扰层出不穷，族群摩擦不断。“找说客家话的人寻仇”成为当地汉人时兴的口号之一<small>36</small>。客家人不论男女，到山坡田里劳作时都带着器械，若是一有警报，便能聚集上百个肩扛锄头、手持长矛的人。土著壮族、瑶族的首领受客汉两方的压迫，本身又往往颓废腐败或负债累累，因此便对客汉之争作壁上观<small>37</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