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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洪秀全入南京之时，上海外滩停着三艘外国大船：英国船“赫尔墨斯”号（Hermes）、法国船“加西尼”号（Cassini）、美国船“色斯奎哈那”号（Susquehanna）。在南京失守前后几周，清廷地方官员一直在请求洋人进行干涉，协助维持长江流域的治安，或至少派些可靠的兵力来守卫上海城门，镇压长江上的掳掠行径。这几艘船的船长由于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指令，只得自行决定是否进行干涉，如果出面干涉，又该到什么程度<small>1</small>。正如“加西尼”号船长在航海日志中所写，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真能提供协助，但也可能犯下愚蠢的错误”<small>2</small>。
这几位船长彼此互邀，共进晚餐，他们同这三国公使经常商谈到深夜，揣摩自己的国家打什么算盘，有何可行方案，是否应从其他城镇将本国传教士召到上海，受其枪炮所庇护<small>3</small>。种种有关南京城所发生暴行的谣言四处流传，把上海的居民吓得心惊胆跳——一处附近集镇出现了四个“长毛贼”，便把人吓得狂奔乱窜，混乱之中有二十七名中国人被踩死<small>4</small>。英国人和美国人保证组建一支自卫团，在居住区四周的有利位置开挖战壕并修筑枪炮阵地，不过他们对于如何应付这场危机有所歧见：4月初，英国人派了七十名士兵登岸，将之安置在苏州河边一座加固的房舍中；而美国人则决定若有事端发生才派兵上岸，不过船上的乐队却是例外——乐队上岸在剧院里演奏了欢快的《年轻的士兵》（The Young Reefer）和《金莲丑角》（Harlequin Golden Lily）；法国船长则决定，若是法国领事的生命受到威胁，再派兵上岸<small>5</small>。
1853年4月底，英国全权公使乔治·文翰爵士（Sir George Bonham）下令“赫尔墨斯”号向南京进发，这令美国船长懊恼不已，因“色斯奎哈那”号才出师就搁浅<small>6</small>。文翰此举受了一些最有影响的驻沪英国商人的怂恿，他担心贸易全告中断，但也受好奇心所驱使<small>7</small>。洋人在这两年间搜集到关于太平军的资讯寥寥无几，而且还是太平军攻占永安时期的情况，不但模糊，也自相矛盾，没把拜上帝教和秘密社会组织分清楚，太平军首领的名字也搞混了，连他们究竟是不是基督徒也不清楚<small>8</small>。在广州，罗孝全受洪秀全的胜利所鼓舞，绝口不提他拒绝为洪秀全行洗礼之事，还在一份当地报纸上撰文，称他们一起研习《圣经》期间，洪秀全举止“纯洁无瑕”。罗孝全对洪秀全的描述极为清晰，是洋人第一次形容天王外貌：“他外表平凡，身高约五英尺四、五英寸许，脸庞圆润，身强力壮，体形匀称，颇为英俊，中等年纪，举止优雅。”罗孝全说洪秀全原本会以“破除偶像”而留名，但现在看来他“以先知之能行事”，且似乎在“争取宗教自由”<small>9</small>。
眼前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是否比清廷更能维持时局的稳定以及日后商贸往来的扩大，这对英国人尤其重要，因为英国在上海的房舍、码头和商贸投资总额，据估计已达两千五百万英镑之多<small>10</small>。在洪秀全入南京城之际，文翰从上海致函英国外相，称他眼下决定“不以任何偏袒中国政府的形式进行干涉，因为我确信，我方任何此等干涉只会延长争斗”。<small>11</small>至少已有一名美国富商把一艘船租给官军，还有几个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把船租给官军，而上海道台也自作主张，收购他能找到的洋船。对文翰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借着亲自访问天京，让太平军确切知道英国政府的中立立场。<small>12</small>
文翰的随身翻译密迪乐（T. T. Meadows）想尽办法搜集各种太平军的消息和流言，他也认为外国势力站在清廷这一边出面干涉“只会收无限期延长战乱和无政府状态之效”，如果英国袖手旁观，则太平军“极有可能”一统南方各省及长江流域，建立“一个全由汉人统治内聚力强的国家”<small>13</small>。同时，密迪乐还亲自深入乡间，到长江岸边进行实地侦察，把观察所得与他派的“中国密探”以及汉语教习的报告加以汇整得出结论：太平军中有三四万人是最初的“长毛贼”，八万至十万人是后来投效的和“被裹胁来的人”。太平军皆有“清教徒色彩，甚至走火入魔”，强奸、通奸、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男女别营，而且“全军餐前从事祈祷”。<small>14</small>
各式报告难断实情，文翰觉得他非得弄清楚“反贼对待洋人之意向”，才能“罢休”。这项任务很困难，也很危险，因为清朝官员擅自散发布告，称“夷人之船”皆支持朝廷，英人“对反贼同仇敌忾”，且自愿承担“剿灭”太平军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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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4月22日，英国蒸汽战船“赫尔墨斯”号开往南京，只能算是刺探情势，还很难说会不会成为制定政策的基础。但是，这趟行动很快就成了尊严之争。文翰爵士身兼数职，头衔众多：他是英国在华商务监督、香港总督、英王特命全权驻华公使，而洪秀全是治理天京的天王。地位权力对等的分寸如何拿捏颇需费思量：密迪乐甚至“赫尔墨斯”号船长费煦班（E. G. Fishbourne）会见太平天国低阶官员并无问题，但是文翰就必须与洪秀全本人或其他诸“王”之一会晤才不失地位。4月28日，太平天国对文翰爵士请求会晤高层的答复令人气馁：
<blockquote>为通晓礼制，令仰远方兄弟知照事：</blockquote><blockquote>天父皇上帝派遣吾主临凡，即为天下万国之真主。天下臣民有愿来朝者，对于礼制必须严格遵守。彼等必须具文奏明，自为何人，所操何业，来自何处，先行具奏，始终朝见，此谕。<small>16</small></blockquote>
文翰捎了口信给太平军，其内容可想而知：（太平军的）这份文书“语气不当”，“措词荒谬”，无法接受，“更向其申明，此种性质之公文为英国方面所断然不能容忍”<small>17</small>。正如密迪乐在谈话中对天王妻舅赖汉英详加说明：
<blockquote>……英国人拜上帝即彼之所谓天父者已九百年，但在地上只能尽忠大英帝国君王一人而已；抑且英国人虽然准备承认中国人自择或服从之任何人为中国之君主，但他们无论如何决不对任何其他人尽忠。<small>18</small></blockquote>
文翰借口长江天气“恶劣”而留在“赫尔墨斯”号上，他虽说愿意在船上接见任何太平天国的封王，其实担心某些“礼仪方面的困难”会引发与太平天国首领的争执。当洪秀全的妻舅赖汉英被派来时，文翰留在船上，只以书面与他沟通，重申英国在冲突中的中立立场，也提醒太平天国首领勿忘1842年《南京条约》的条款，因为英国也打算遵守。他还重申，如果太平军攻打上海，英国将决意保护在上海的财产。在这过程中，文翰始终没踏上南京一步。
不过，密迪乐和费煦班船长却上了岸，而且受到盛情款待，可进城走动走动。他们还蒙北王和翼王召见长谈，地点在城北的一处宅邸，距“赫尔墨斯”号停泊处不远。太平军想先给这两个洋人来个下马威——太平军侍从夹道罗列，两人穿过其间，被喝令下跪、解下佩剑，然后站着听训（而两位王爷则端坐不动），看着带他们至此的人当众受杖。北王问及他们是否敬拜“天父皇上帝”，密迪乐反复答以“英人行之于兹已八九百年矣”，气氛立时为之一变<small>19</small>。密迪乐后来记下他与北王交谈的内容：
<blockquote>彼言吾等均是同拜一上帝，同一为上帝之儿女，大家都是兄弟。彼继闻吾言，吾等向来怀抱同一观念，乃问我知有“天条”否？吾答大概熟悉，虽因名称不同而未明彼所指为何，但稍加思索后，即问其所言者是否系“十条”？彼欣然回答确系如此。吾遂将十条圣诫中第一条之原文背述之。背述无多，彼急蔼然以手加吾肩上而言曰：“同我们的一样，同我们的一样！”此时两人面面相觑，似极满意，而翼王全神窥察之态度亦已消失矣。至于以前吾所发于彼等对英国人之感情态度之问题，彼始答云：“吾等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且可成为亲密之友。”<small>20</small></blockquote>
在费煦班船长眼里，他碰到的太平军看似“精明、坚定、果断”，且“有礼而幽默”。船长诚心赠以《圣经》（中、英文版本兼备），他们也就收下了，而且认真翻阅了船长给他们的几本《伦敦新闻画刊》（Illustrated London News）。他说可将画刊拿去，他们十分高兴。费煦班船长有几次带太平军登上“赫尔墨斯”号，告诉他们如何使用望远镜，他们看得啧啧称奇，还攀爬船上的帆缆，或仔细察看船上的蒸汽炉和发动机。太平军看到这些洋人和他们一样留着长发，很是高兴，有个胆大的年轻人还摘下文翰爵士的高顶礼帽，看看这位全权公使与其他洋人的发式是否一样。非正式的贸易很热络，太平军用翡翠和银子与船员交换双刃剑，还想拿银子换八音盒。<small>21</small>
虽然太平天国的文书视英国为臣属，但这些英国人碰到的太平军将士表现出真诚坦率，似乎让英国人觉得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他们把时间花在琢磨外交声明和搜集太平天国刊印的各类书籍上——总共搜了十二种书籍<small>22</small>。5月2日，天王的妻舅赖汉英亲自将回复送到“赫尔墨斯”号上，这些英国人瞠目结舌，不知何以应对。这封信函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名义签署（洋人还不知道西王已在八个月前的长沙之战中阵亡），杨秀清还写上封号全衔。密迪乐马上将此信译出，呈给文翰：
<blockquote>谕尔远来英人知悉：尔等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特颁谕抚慰，使各安心，请除疑虑。</blockquote><blockquote>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造天地、海陆、人物于六日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自人类受魔鬼之试诱，深入人心，忘却天父上帝给予生命，维持生命之恩惠，忽视天兄耶稣代人赎罪之无极功德；将泥土木石为神，淫昏颠倒。胡人满洲窃取天朝（中国），其祸尤烈。所幸天父天兄降福与尔英人，使尔知奉天父上帝，知敬天兄耶稣，真理赖以宣传，福音赖以保全……</blockquote><blockquote>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当亦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神之深恩。为此用特示以吾主太平诏命，告谕尔等英人，使凡人皆识崇拜天父天兄，而且得知吾主天王所在之处，凡人合心朝拜其受命自天也。<small>23</small></blockquote>
文翰在给“革命军首领”所作的简短答复中驳回了这封信函，如他所言，“其中有为吾所不能明白者，尤其是暗指英人隶属于贵君主一层”。他又写道，假若太平军或任何人“在任何形式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附近各城占据”（其实英国人在1842年并未占领南京，只以大炮施以威胁，但此处不拟穷究历史细节）<small>24</small>。文翰命令费煦班起锚升火，全速向上海进发，只用了三十三个小时就靠岸。数日之前，文翰在前往南京途中，太平军误信官军宣传，曾向“赫尔墨斯”号开火，文翰克制不予回击。但是返航途中旧事重演，他命令“赫尔墨斯”号开炮还击。<small>25</small>
文翰此时决心已定。学养丰厚的传教士翻译麦都思（W. H. Medhurst）仔细读了从南京搜集来的十二本太平天国书刊，然后向文翰汇报，说太平军似乎“在某些方面优于”欧洲人，文翰置之不理。正如他向伦敦的报告所称，在他看来，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伪造的启示”，它虽然以《旧约》为基础，但“掺入迷信及谬误成分于其中”。<small>26</small>
“赫尔墨斯”号带回上海的这些报告和书刊吹皱一池春水，令洋人大感兴趣，又引起新的揣测、备战和迷惑不解。有个英国富人好像当洪秀全已推翻清朝似的，把他的赛马重新命名为“匪首新皇帝”（Rebel Chief Emperor），此驹参加5月的赛事还夺了冠军<small>27</small>。清朝官员也对文翰到过南京“与太平军共餐”的报告烦恼不已，但文翰致函再三保证，情形并非如此<small>28</small>。在上海颇有势力的法国很想学英国人赴天京，却发现难以成行，因为这一带只有一艘法国蒸汽战船“加西尼”号。该船船长德·普拉斯（François de Plas）不仅是个经验丰富的军人，而且刚改信天主教，他向法国政府请愿成功，获拨一艘船，他便可乘船“到天涯海角，遍访尽心传播上帝福音的虔诚传教士”<small>29</small>。1851年，德·普拉斯在法国慢慢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军官和军校生，并亲赴罗马获教皇祝福。“加西尼”号是一艘两百马力引擎驱动的双轮机桨船，配备六门火炮，还特别建了一座小教堂，船上共有一百二十名船员；在德·普拉斯看来，它确是一艘上帝之船<small>30</small>。
德·普拉斯分身乏术，既想实践心中夙愿，又得保护在上海和宁波湾沿岸的天主教民，到澳门、香港等地巡逻或修船，还要接受法国驻上海领事自相矛盾的指令和要求<small>31</small>。1853年9月，秘密结社的成员［译按：指小刀会］占领了大部上海老城区——这完全没和太平军讲好——致使朝廷官员逃离上海或与洋人一起躲到租界，情势更是复杂。洋人虽然已经开始为这种突发事件预做准备，训练自卫团队，挖凿沟壕，修筑联外道路，但贸易中断却使他们心急如焚<small>32</small>。对于法国人来讲，还有几个因素让情势更为复杂：第一，法国租界区与秘密社会所占据的老城区毗邻，免不了会有紧张冲突发生，而和英国人之间也免不了因路障和桥梁防卫设施事宜的管辖而起纠纷；第二，自1842年条约签订以来，法国人就以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护者自居，因此，太平军在南京等地虐待、屠杀皈依的华人天主教徒的消息频传，让德·普拉斯更急于赶赴天京，看看他能不能在宗教宽容方面取得比文翰更有效的正式外交协定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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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普拉斯船长想把“加西尼”号停在上海外滩也有困难，他想把新建的天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同时置于炮火保护之下，问题是这两处相隔甚远，而且中间还有秘密社会船只与官军水师不时放个冷枪暗箭<small>34</small>。秘密社会成员向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居民强索巨额赎金——向某些虔诚的富裕人家竟然开价一万两银子——这让德·普拉斯船长何时、如何介入保护这些教徒的问题变得更复杂。而且，德·普拉斯心里还有一个盘算，想让刚丧妻的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改信天主教，照德·普拉斯看来，阿礼国这位“高尚正直”的人高声“公开宣布放弃他目前信仰的新教教义为期不远矣”<small>35</small>。
1853年9月，德·普拉斯才获准前往南京进行了解，并协助法国外交官会见太平军首领，此时距英国人返回上海已有半年。同行的不是领事或什么外交人员，因为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 de Bourboulon）决定亲自前往，且带妻子随行，这让德·普拉斯心里有所警觉。公使夫人是信奉新教的英国女子，喜欢否认耶稣的神性，坚持耶稣只不过是个大哲学家而已。这么一来，一趟本来只是单纯、略有风险的旅程就有了微妙的外交与个人因素了。公使安抚德·普拉斯，称此行的目的仅在于“将法国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扩展”到南京而已。<small>36</small>
1853年11月30日，“加西尼”号离开上海，没几个小时就在吴淞口陷入浓雾，被迫下锚。即使天气转晴之后，这趟路程也需小心从事，因为“加西尼”号吃水较深，官员和船员又不熟悉江中的沙洲暗流，而江中又挤满平底小舟组成的大船队——一支船队约有两百艘小船，另一支船队有将近三百艘船——向天京或拜上帝会控制的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城镇运送货物，无视于数量甚夥的官军巡艇就在一旁。这些法国人到1853年12月6日才抵达南京，在城外江面下锚<small>37</small>。“加西尼”号上挤满了太平天国信使，身着红黄布袍，裹着赤红头巾，头发散在脸旁，也有人把头发塞进挂在颈子上的布兜里。法国耶稣会士葛必达（Stanislas Clavelin）也在“加西尼”号上协助翻译，他觉得太平军“诚实有礼”。太平军得知法国人有意会见太平天国首领，花了一天的时间做决定，但在日落之前送来肯定的答复<small>38</small>。
翌日清晨，太平军向道牵马候在岸边。布尔布隆的秘书、葛必达、协助翻译的汉语教习以及两名船上的军官跟着太平军上了路。太平军的旌旗猎猎作响，他们在旌旗簇拥下，骑马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沿途有锣声开道，行经南京外城墙，最后经西门入城，又沿着宽阔的大道走了好几里路。许多房屋毁于大火，间杂其中的店铺也关了门，悄无声息。妇女三五成群，有些人穿着华丽，背着从河岸边圣库中领来的大米前往女营。在葛必达眼里，她们流露出“平静的隐忍，无疑有些忧伤，但以她们必须做的各种牺牲而言，她们的不悦之色要比料想轻得多”。<small>39</small>一队三十人的少年衣着鲜亮，骑着骏马拥着这些法国人，他们是太平天国首领的孩子。路上还有一个男子靠近葛必达神父，把掌中的念珠向他一亮，迅速划了个十字，证明了在南京城拜上帝会会众里头还有天主教徒。<small>40</small>
其他一些彰显太平天国秩序之事也让这些法国人印象深刻：抽鸦片的人被枭首，挂在城墙上的笼子里；不断刊印《旧约圣经》前五卷和《马太福音》，并以这些经文和其他宗教典籍举行新式考试；妇女在寒冬索求衣物，并从圣库领取；女营中灯火通宵达旦。在南京城里根本不可能买到太平军服饰，因为没人会拿银两买卖这类货物，说明了太平天国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天王洪秀全每日祷告两次，各放炮十响。太平天国信众在祷告礼拜时也都面露诚意，让这座城市弥漫着一种神圣的气氛。<small>41</small>这些法国人终被传唤进入会客大厅，拜见太平天国官员。外头街道颓败凄凉，屋内则截然不同，其间的反差让他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以对：
<blockquote>火炬照亮大厅，借着火光，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大厅两边站着观看；在我们面前，大厅另一端是要接见我们的两位大臣。他们身着蓝缎长袍，袍子上（尤其是胸）绣着华丽的图案，色彩绚丽。两人脚蹬大红锦靴，头戴镂金冠冕，表情严肃而高贵，在他们身后还有大批侍从排成一列。总而言之，这些阵势都使这场会见显得富丽堂皇……<small>42</small></blockquote>
会谈的气氛让人乐观，太平天国的官员谈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天王及其涤荡偶像崇拜的使命，并称法国人为“朋友”、“弟兄”。他们答应，布尔布隆不但可与他们最高阶的大臣会面，如果他确有“谈判诚意”的话，还可以觐见天王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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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布隆于12月10日入南京城，他碰到与文翰一样的外交困境：太平天国的代表是太平军主将、洪秀全亲信秦日纲，他高坐台上，示意法国使团成员坐到底下的一排椅子上。这种轻慢实不可忍。布尔布隆要求台上摆一张与秦日纲所坐一样的椅子，但为秦日纲所拒。这场会见眼看就要取消，双方各让一步——两人和各自的随从在隔壁进行“非正式”晤谈。布尔布隆详细问了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寻求让在太平天国治下的中国天主教徒得到善待的承诺，并提醒秦日纲，法国在目前冲突中保持中立，且法国与清廷先前订立的条约对咸丰皇帝仍具效力。他没有明确提出要与太平天国缔结新的正式协定。<small>44</small>
法国人的含蓄，加上称咸丰为“皇帝”，令太平军将领勃然大怒——太平天国只以“皇帝”之称敬奉上帝。狂怒落到葛必达身上，他被召去和太平军官员进行一场特殊会见，饱受嘲讽谩骂，布尔布隆则逃过一劫。太平军的道理难以辩驳：既然这些法国人如此尊敬咸丰，他们必定是其友；既然他们是咸丰之友，则必定把太平军当成逆贼；既然他们视太平军为逆贼，那他们就与太平军为敌；由此可推而断之，“为助汝友，前来探查，探吾之虚实”<small>45</small>。
经过几日杳无音讯，“加西尼”号在12月13日收到一封北王亲笔书信，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个更强硬的新立场似的，“命令”法国人拜谒官邸，接受北王“口训”。布尔布隆不接受太平军这种用语和口气，承认此行使命失败，遂于1853年12月14日起锚返回上海。<small>46</small>
但是布尔布隆在给法国外交部的最后报告中，他比之前的文翰心情来得轻松。布尔布隆承认在宗教、外交两方面，他不算达到他期望的成果，但却仍然认为他搜集到的新情报足以弥补那些挫折：
<blockquote>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看到这次革命运动的力量，它许诺要在这个依循传统习俗、一成不变的庞大帝国中，完成一场毕宗教、社会和政治之功于一役的彻底改变。不论对它的成功有何疑问，不论民众的漠不关心和满清的力量将给这场叛乱的取胜设下什么障碍，我心里很清楚，这场动乱性格与规模之宏伟。其领导人可能狂热或野心勃勃，但他们深信事业必成，他们不仅敢作敢为，而且信念坚定，组织强固，且精通韬略。总之，他们具有一种胜过对手的道德力量……<small>47</small></blockquote>
至于德·普拉斯，他一回到上海就得知将有另一艘战船来取代“加西尼”号，他本人则被召回法国：他觉得自己支持天主信仰的使命已完成，而且他也盼望见母亲一面，他在一路上几乎每周都写家书给母亲，令他高兴的是，母亲的回信也都能尾随其后，送到他手里：
<blockquote>（1853年）12月27日于上海“加西尼”号上</blockquote><blockquote>母亲大人膝下：</blockquote><blockquote>“加西尼”号的返航因故略有耽搁，但看来我们在这国度的使命已告完成。我刚刚陪同布尔布隆公使去了趟南京，公使本人与那儿的官员作了一次会面。那座曾经繁荣一时的城市令我有一种参观庞贝城（Pompeii）废墟才会有的伤感之情。城墙所圈的范围非常广，但是我怀疑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人居住。防御工事仍然状况完好，四周的山上长满树木，不见一丝人烟；这些树木至少有四五十英尺高，它们在中国人眼里或许相当高，但欧洲人不见得这么认为……</blockquote><blockquote>无可否认，这些广西人之间的关系中有一种家庭般的气氛，这显得他们相互以“弟兄”相称很贴切。因此，他们共享家舍，衣服食物储存在“圣库”中，金银珠宝也放在“圣库”。任何人都不得买卖东西。照看属下各种不同的需要由首领决定。他们的城市在内战中面对敌军重重围困，而上百万人竟能如此获得吃穿，这难道不令人肃然起敬吗？</blockquote><blockquote>但现在，人们能利用这种形势获得些什么呢？中国会改朝换代，改变宗教吗？谁也否认不了这些广西人的反叛是一场极为重大的事件。你可以像别人一样称他们为“反贼”或“土匪”，他们已成这个帝国的心腹之患……只有上帝知道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这个国度的天主教徒将会怎样。<small>48</small></blockquote>
德·普拉斯在离开上海时颇有脸面的一件事是布尔布隆夫人放弃新教信仰，郑重皈依了天主教。然而阿礼国却未改宗。<small>49</small>
德·普拉斯船长在1853年3月刚到上海，曾见过文翰爵士和美国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他发现马沙利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喜欢“直截了当、行事果断”，美国船“色斯奎哈那”号打算前往南京一探究竟，马沙利问德·普拉斯，“加西尼”号能否一同前往，德·普拉斯很是感动。但德·普拉斯考虑到上海防务空虚，觉得他无权做此决定。
<small>50</small>“色斯奎哈那”号上虽有两名中国向导，但它还是在上海附近搁浅，被迫取消此行。德·普拉斯记载马沙利对英国人率先前往南京的做法很生气，发誓只要他有一艘吃水比“色斯奎哈那”号浅的船供他指挥，他就要再想办法去南京<small>51</small>。但美国海军准将培理（Perry）随即要求所有在远东水域的船只协助他作著名的日本之行，而且他还选了“色斯奎哈那”号作为临时旗舰，马沙利的愿望于是破灭。1853年8月，培理从日本返回后与德·普拉斯共进晚餐，详细描述了这次美国叩关日本的经过。12月，德·普拉斯记载培理率“色斯奎哈那”号、“密西西比”号（Mississippi）和“鲍哈顿”号（Powhatan）三艘战船作第二次航行<small>52</small>。
马沙利尽管行事“直率果断”，但也颇拘泥于美国在1840年代各条约中承诺保持“中立”的条文，因此他在1853年春天就只搜集了太平天国刊印的书刊，并将之送回美国国务院供其参考<small>53</small>。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在广州收到洪秀全邀他访问南京，他立刻向驻上海的马沙利请求准许；罗孝全称这个机会可与《使徒行传》第11章第9节中所载保罗的机会相媲美——“夜晚，有灵向保罗显现，那里站着一位马其顿人，向他祈求说‘来马其顿，来救我们。’”但是马沙利表示不赞成，理由是此行违反美国与清廷之间签订的协定条款。罗孝全并未放弃，他从一位同情他的广州商人那儿筹了盘缠，和已故南王冯云山的一个儿子和侄子一同来到上海，这两个孩子之前一直躲在南方<small>54</small>。
罗孝全一到上海，就向马沙利公使提出同样的请求，马沙利拿更重的话来吓他，说他若敢去，就绞死他。但是马沙利私底下与一位美国朋友交谈时却表示：“这头蠢驴干吗不就自己去了呢？何必来问我？我当然得对他说‘不’。我的地位使我不得不依条约办事，他要能去带回一些我能信得过的反贼报告，我会很高兴的。”<small>55</small>罗孝全得到费煦班船长和若干当地商人的鼓励，还是决定冒险，便与通医道的传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前往。他们已（出黄浦江）进入长江，但却被官军巡艇拦住，令之返回上海。<small>56</small>
麦莲（Robert Mclane）继任马沙利为美国驻华公使，他于1854年春抵达南京，是最早一批到南京的美国人。麦莲接任后便宣布他打算乘“色斯奎哈那”号前往南京“革命军”总部。罗孝全立刻问麦莲能否要带他去，这位新任公使虽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却带了另两名新教传教士。麦莲仔细研究了此前文翰和布尔布隆使团的各个细节，之后于1854年5月22日离开上海，5月27日到达南京。<small>57</small>
美国人与太平军之间的正式文件往来大多以“色斯奎哈那”号船长布嘉南（Frank Buchanan）的名义送呈。像他们碰到“赫尔墨斯”号和“加西尼”号一样的问题，太平军沿江要塞驻军不熟悉洋船的标志和国旗，总是疑心官军可能尾随洋船或在其保护下前来偷袭，因此当“色斯奎哈那”号驶近时，太平军便开炮示警。虽然麦莲称他已经记取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训，虽然太平军说他们不曾看过星条旗，但布嘉南却无意与太平军在小事上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