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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4月，洪仁玕抵南京，拜见了自1849年之后便未曾谋面的堂兄——天王洪秀全，此时额尔金探访南京未久，而太平天国的政局正处于踌躇犹豫之中。天王又惊又喜，因为仁玕既是族人，且关系亲近。洪仁玕长于邻村，认识天王的亲戚。在洪秀全的族人中，他是最早信教的，且与冯云山有深交。洪仁玕了解香港，熟知洋人及其处事之道。他熟读《圣经》，对天王的启示、堂兄与上帝及耶稣的亲缘关系深信不疑。所以，洪仁玕到了没几天工夫，洪秀全便封这位堂弟以“主将”的尊号，统领太平军，又兼以“精忠军师”、“文衡正总裁”以及“总理朝政”、“外国事务总管”等衔。1859年5月中，天王对他的信任无以复加，敕封洪仁玕为“干王”，取代那些已升天的建国元勋。<small>1</small>
洪仁玕自上次与堂兄分手后，过的是奇特且往往充满危险的生活。当年洪秀全在紫荆山发展会众，洪仁玕累试不第，考了五次都落榜。1850年，官军至花县搜捕会众和洪秀全的族人时，供仁到广西投奔堂兄，但他通不过官军防线，且战事飘忽不定，变动颇速，所以他一直无法与堂兄会合。洪仁玕有家归不得，于是坐船到了香港，开始替外国传教士工作。<small>2</small>
洪仁玕听到太平军攻陷南京，建都于此的消息之后，也像罗孝全一样北上上海，但也无法通过官军阵地，到太平军本营，就连上海的三合会也帮不了他。于是，洪仁玕在上海的一间洋学堂里学习天文和天文计测——可能师从1847年就到中国的天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韦烈亚力。1854年冬，洪仁玕决定再回香港，想办法在教会里找一份长期差事。洪仁玕乘的是蒸汽船，只花了四天，这对他是一大启发，形之为诗：
<blockquote>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blockquote><blockquote>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small>3</small></blockquote>
洪仁玕在香港住了四年，继续学天文学，跟传教士工作，慢慢和挤在这块小殖民地上的洋人建立交情，其中包括最早翻译儒家典籍的理雅各（James Legge），梁阿发启蒙师之子、亦是马礼逊和郭士立《圣经》译本的修订者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班扬（John Bunyan）《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的译者柏恩斯（William Burns），传教士医师霍布森（Benjamin Hobson），他以中文写过外科、妇科的书籍。洪仁玕又遇到了罗孝全和其他几个美国新教传教士，其中包括裨治文（E. C. Bridgman），他曾以翻译的身份与麦莲（McLane）公使共乘“色斯奎哈那”号到过南京。他还认识了一些来自日耳曼和北欧的巴塞尔传教会（Basel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包括瑞典出生的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他善于讲道，精通客家话，还与郭士立创立了汉会。韩山文与洪仁玕简述了太平天国的形成，洪仁玕又向他口述了太平天国的发展与兴盛。洪仁玕也常与容闳往来，容闳是最早留学美国并获学位的中国人，此时正想办法以他对中西的了解在政商方面谋发展。<small>4</small>
洪仁玕在香港所结交的朋友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苏格兰人理雅各。理雅各是亚伯丁郡的商人之子，在七个孩子中排行最小，他最初教数学，后来被委任为公理会的牧师，1843年秋派往香港任新教神学院院长，这所学院以“培养中国本地牧师”为目的。洪仁玕在1854年回香港时，理雅各正在编纂一部“被西方各国认为最齐全而重要的十九世纪汉学文献集”<small>5</small>。洪仁玕为理雅各工作，既解教义，助其他中国人改信基督，也做理雅各的助手。洪仁玕有幸与理雅各结交，因为理雅各信任中国人，在他们身上看见许多优点，不断利用传教之便，尽量学习，用理雅各自己的话：“每天花几个小时挨家挨店地拜访信徒，无所不谈，让他们就某一话题与我交换想法。”<small>6</small>
洪仁玕去世多年之后，理雅各想起洪仁玕，说他是“我所知中国人中最友善、最多才多艺的。一想起他，我就心怀敬意和遗憾”。理雅各还说洪仁玕“是唯一一个与我走路时勾肩搭背的中国人”。有时他们在同一个礼拜一起传道，而当洪仁玕说起想到天京见堂兄，理雅各力劝他“就留在香港做牧师吧”<small>7</small>。
1857年夏天，额尔金勋爵抵达香港，理雅各此时或许正与洪仁玕一同散步，他告诉洪仁玕他对未来的看法：
<blockquote>7月2日下午，我正与一个朋友在凯恩路上散步，看到一艘汽船正穿过撒弗海峡（Sulphur Channel）。起先我们以为是邮船，后来看清楚了是“香农”号，额尔金爵士就在船上。船进港时，“香农”号与“海军上将”号相互致意，炮声如雷鸣，在山间回荡，四周景物尽陷雾中，我对同伴说：“这就是清朝的丧钟。它对这些巨兽（leviathan）是莫之奈何的。”
<small>8</small></blockquote>
理雅各的中文功底扎实，在神学上识见广博，新教传教会已委托他与翻译名家麦都思（Walter Medhurst）一起“推敲怎样把上帝（Deity）之名译成汉语”。这让他与洪仁玕关系更近。理雅各一生著述颇丰，他始终主张用“上帝”一词，这与太平天国的用法一样。太平天国最初便是由“拜上帝会”而来<small>9</small>。圣徒保罗在给希伯来人的信使书中说明了祭司国王麦基洗德（Melchizedek）［译注：麦基洗德是古耶路撒冷的祭司国王，他向亚伯拉罕提供圣餐而从亚伯拉罕处收取什一税。圣保罗试图以此为例，向希伯来人证明上帝的普遍性］的典故，理雅各布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学立场。在理雅各看来，这种早期基督教的传道方法似乎是一个完备的范例，后世的评注家可依此对《圣经》的内容“存精华，补不足”。按照这个逻辑，儒家并不完全反对基督教义，因为“上帝”一词可散见于古籍之中。因此，理雅各认为：“《圣经》经文所累积的启示证明了，上帝在世上其他地方有可能也留下见证，即使这些见证随即为其他堕落的影响所歪曲。”<small>10</small>
理雅各与郭士立等几位传教士都对《以赛亚书》第49章11节、12节中的预言，另有一番解释：
<blockquote>我将使我诸山为途，我之大路将为高。视哉，斯人将自远方来，视哉，斯人将自北方西方而来，斯人将自秦之地而来。</blockquote>
在这些传教士眼里，“秦”（Sinim）指的就是中国，意指上帝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预言中国人也是上帝国度的子民。理雅各在1850年代后半正是以此为传教布道的主题。<small>11</small>
香港自1841年建埠以来，就弥漫着悲观气氛，洋人和军队罹患热病而丧生亦时有所闻，但是洪仁玕所处的1850年代的香港已日渐繁荣，尤其是维多利亚湾一带。理雅各把这繁荣归于太平天国以及广州一带秘密结社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于是，1852年到1853年成了“香港繁荣的转捩点”。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逃往香港避乱；房屋需求紧俏，租金上扬；原本稀落的街道，如今摩肩接踵；华人开了新的商行，为本地商业注入活力；英国皇家工程协会修建了规划完善的道路、排水道和港口设施，英国人还种了灌木丛和竹子以改善空气质量；加上路灯和路灯夫、壮观的邮局以及从孟买来的园丁与邮递员、新建教堂和坚固的房屋，种种变化让这块殖民地有了新风貌，只是外地人抱怨这儿的房租和唯一一家好旅馆的价格过高。<small>12</small>
这块小殖民地呈现了西方和中国最好的一面，也呈现了最坏的一面，它混合了这两种文化。对于中国人和洋人来说，香港是一个大赌场。这里有非法的鸦片贸易，诈骗绑架，以及帮派之间的残酷搏杀。胆大的强盗利用新建的下水道作秘密通道，躲过地上的哨兵。香港的妓院数量曾比正当人家的房子还多。犯罪和暴力盛行意味着“经常使用绞架”，不管中国人、英国人，都是当众绞死。<small>13</small>不过，华商也开始在贸易、地产和航运崭露头角。中国人研习英国法律。年轻的中国姑娘在特别的学校里受训，英语造诣颇高。虽然有些女孩后来和洋人私通，但其他的女孩仍可仿效卡德威尔（Daniel Caldwell）之妻——卡德威尔曾是香港探长，负责缉捕海盗，令人闻之丧胆，后来被升为登记注册的主管官员，他公开迎娶了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女子为妻。满心困惑的理雅各如此说道：“有时，我会想象不列颠女神站在山顶，自豪地俯视着这座由她的儿子所建造的罪恶大城。”<small>14</small>
1857年1月，洪仁玕有机会目睹这块殖民地所发生的一件较复杂的案件，有人投毒意欲谋害洋人性命，案子很快查到面包坊一个叫阿朗的华人身上，理雅各吃过两次有毒的面包——清早及中餐时——但他大难不死，吃了毒面包之后大吐不止。舆情哗然，复仇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多人认为阿朗会被处以私刑，但结果并未如此。最后，阿朗在英国法庭上公开受审，最后无罪释放，毒药是面包坊里两个伙计放在面团里，他们可能是受了那些痛恨英国人强行入城居住的广州人所煽动。阿朗在审判期间（以及审判刚结束时）受到保护性监禁，他在监狱里维持秩序，负责礼拜日教会礼拜流程，预先准备祷告书，让“所有的参加者保持良好的秩序”。<small>15</small>
洪仁玕有了传教士给他川资，于1858年夏天离开香港前往南京。他之所以在这时出发，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在那年夏天过世，此后便无牵挂。不过因为此去凶吉未卜，所以他把妻儿和弟弟托理雅各家里照看，直到他能派人来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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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安置家人之后，便冒险由广州北上，经东江到江西境内，再下赣江到华中，数百年来都是这个走法。此时已是1858年秋天，洪仁玕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部将联系上。官军大败，但洪仁玕却无法越界与太平军会合，反而丢了行李，不得不逃向西北，到达湖北黄梅一带。洪仁玕机巧应变，替一个地方官的儿子看病——这或许是用霍布森（Benjamin Hobson）教给他的医术，暂时得以栖身，筹些盘缠。洪仁玕听说额尔金的舰队到过武昌，正沿江而下，便托了一艘靠岸的英国船只带信给香港的朋友，告诉近况。1859年初，他用刚攒下的钱买了一批货物，扮成商人绕过官军防线，于1859年4月底到达天京。<small>17</small>
洪仁玕在香港住了这么久，有很多事要禀告天王。1859年5月，他写成一份洋洋洒洒的奏章，上呈天王，奏请设立邮亭网络，以期邮件及时送达，邮件应打成捆，按其缓急付邮资，邮件用火轮或蒸汽车派送，中途不停，直抵目的地<small>18</small>。旧房子可维持原样，但新房要建得又高又牢，成行排列。成立银行，印发银纸，收取百分之三的手续费，提高办事速度，以保护行商不受强盗打劫，因为商人身边不带银两，便没人会想到他们身上带了钱财。拓宽开直大路，疏浚河道，加快运输速度。制作精巧之物则授予五至十年专利权，发明用处越大，时限越长，对发明“无益之物”者，则严厉惩罚。西洋番国已有保障人身财产之制度，亦可在天国实施，只要给房屋、船只、商品、人身安全支付少许保险费，便可抵付水灾、火灾造成之损失<small>19</small>。
由天王在干王奏章的空白处批示看来，他都表同意，不过有关何时或如何实施的细节尚未确定。洪秀全也赞同洪仁玕的其他建议，诸如实行医生考核，废除奴隶，禁杀婴儿，禁止赌博演戏，不许偷懒等。<small>20</small>
洪仁玕有两条奏请，天王以其不可行而没有接受。一是在各地建立讯息网络，由天王派人管理，确保从各地送来的各类消息能迅速送到天王手中，且未经修饰。洪秀全在奏章的空白处写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等扫除妖魔之后，才可付诸实行<small>21</small>。干王也建议死罪应归上帝圣决，而非由人裁决，如此一来，人方可遵行第六条戒律“不可杀人”。天王批注：“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small>22</small>虽然天王显然支持其他改革，但当时都没有落实。大军压境，将领多不在京城，洪仁玕曾对造访南京之人言道，各路统领再集天京方可有所作为，“故必俟协定，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也”<small>23</small>。
洪仁玕观念务实，但他也对洪秀全由衷钦佩，两者取舍不定，在前来拜见的外国传教士面前，他也流露出这种矛盾情绪。当他从软椅站起，向来客致意，以英语说“你好”并与他们握手时，他是个和蔼的主人。但他穿的却是龙纹花缎长袍，头戴镶珠镀金冠，童子簇拥身旁，打着屏扇。下属身着绿黄袍，头发飘垂，以丝帕束之，列队在他面前敬候。<small>24</small>洪仁玕告诉西洋教士，天王的信条他不尽同意。“如何理解”天王在1837年和1848年的两次启示，他完全不清楚，但那极有可能是“真”的<small>25</small>。不过他不相信东王杨秀清的幻觉，虽然洪秀全“不许他人对此有所怀疑”。基于“基督是上帝最伟大的信使，洪秀全仅次于基督，排位第二”，洪秀全自认为基督之弟、上帝之子。<small>26</small>
洪仁玕解释，太平天国信众向上帝祷告时虽然会献上供品——米、菜或肉之类——但应将之视为“纯粹感恩，而非祭品”。同理，吟唱祷告之后，将祷词烧去只适用于新入教者，之后便不会这么做了。在太平天国治下并没有圣餐仪式，礼拜也从不喝酒。只要是虔诚信徒，都可主持浸礼——先洒清水，再洗濯胸膛。若是人们宣讲天王“降凡”时，应视之以“自然诞生，但赋有神圣使命”。天王不接受上帝不赋形体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有形的，他“不能容忍与之相左的观点”。而且，洪秀全也不会改变他在著作中所使用的上帝称呼。洪仁玕认为不应用“真上帝”一词，因为上帝没有真假之分，但天王予以严厉训斥。世间一切事物，天王都可圣裁，“但对于无关宗教之事物，天王蔑视之，认为这是“现世之物”，而非“天堂之物”。<small>27</small>
洪仁玕曾让一个英国访客进入他在南京的书房，这间书房清楚反映了他以前在香港的生活和目前在天京的生活之间的文化交融。这个英国人对干王的住所状况虽然颇有讥讽，但他还是捕捉到干王的心境与其多样面貌：
<blockquote>穿过一扇小门左转即为干王之私室，其中陈列甚富，有如博物馆，这是一间很开阔光亮的屋子，对着一个花圃。主要家具是一张苏州大床，镶满玉器等装饰，上盖黄帐。干王常来此小憩。几张桌子沿墙放着，桌上陈列各式物品甚多。有一座望远镜（破了），一个枪盒（枪丢了），三支手枪（均已生锈），一箱炮盖，两盏玻璃灯（点不着），一块来路货肥皂，一本《渥尔威治的炮垒防御法》（Woolwich Manual of Fortification），一本《战争学》，一本《圣经》，好些中国书，外国传教士所著皆在其中，一刀黄纸，五六块表，一座中国钟，一个坏掉的风雨表，好些文告，几块石砚，多支金笔，几块污脏的烂布。其他桌上则有被虫蛀的书，一只帽盒，其中有龙冠，银镶的扇子，玉杯玉碟，金杯银杯，大浅盆，筷子、吃西餐的叉子，三只英国葡萄酒瓶，另有一瓶来路货杂酸菜。在其他各处则有英国海军剑一把，龙帽几顶，日本刀两把，法国碟两套，又有一件洋雕刻品，床上则有几块银元宝锭，用布包着。室中有圆云母石桌，围以中嵌云母石的木椅。有一穿着白袍蓝褂的仆人在那里扯风扇，让人凉快舒适。在此干王请你吃一顿好饭，他恳求特许，谓非有酒不能吃饭，即蒙允许。<small>28</small></blockquote>
在天京那种气氛底下喝酒或许已让人惊讶，而干王对洋人的开放与五年之前天王和杨秀清对“赫尔墨斯”号、“加西尼”号和“色斯奎哈那”号的冷漠或敌视态度却大不相同。洪仁玕在奏章里试着表明他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建议对待洋人的明智之道：
<blockquote>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实因人类虽下，而志不愿下，即或愿下，亦势迫之耳，非忠诚献曝也。如必欲他归诚献曝，非权力所能致之，必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斯为得尔。<small>29</small></blockquote>
洪仁玕在这份奏章里，欲以寥寥数言，勾勒各国特征，以增广天王对西洋的认识。英国人智巧，但“骄傲成性”，以制度与王室之稳固，而博得“最强之邦”的名声。他们与人交往之言语文书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small>30</small>美利坚合众国正直、富有、强大，且不侵害邻邦。令人吃惊的是，如果在美国发现金矿银矿，也允许外国人去挖掘。这个国家没有乞丐，足证其优越。所谓“邦长”服务五年，离职后则“养尊处优”，由各组成州决定所选之人，将其名投入大箱，共推新领袖。美国人认为，如此所选之领袖应是“贤能”之人，并“以多议是者为公也”。<small>31</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