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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涛在徐西临半死不活的那段时间试着打过几次电话,徐西临都没接,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听说是毕业以后踏踏实实地当体育老师去了。
说起来也是世事弄人,小时候渴望远方的,长大以后往往会留在本地,小时候娇宠恋家的,反而会越走越远;小时候最能惹是生非的,往往过得朴素踏实,小时候那些学习好、让人省心的……将来也许会变本加厉地找回那些早年没发散出来的叛逆。
反倒是老成长情,锲而不舍地给徐西临留言、打电话,发挥其死不要脸的狗皮膏药精神,成了徐西临毕业以后唯一有联系的高中同学。
那几年,徐西临从来不去高中同学的群,不看他们聊天,也不参加任何聚会。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曾经的同学。
不是徐西临不相信老成和吴涛,那两个人虽然一个二百五,一个混蛋,但都不是会把别人的私事满世界宣扬的,可是他们不宣扬,也不代表不跟别人说,毕竟,上了大学乃至于出了社会之后,知根知底的中学同学就都成了自己人,互相之间说话无遮拦很多,免不了偶尔漏出几句。
世界上哪还有不透风的墙呢?
与其整天或相信、或猜疑别人的嘴严不严实,徐西临干脆也不指望能有人替他保守秘密。
蔡敬被判刑之后,他们曾经辗转打听出了他关在哪,几次有人想去送东西、看他,蔡敬都不肯见,徐西临工作稳定下来以后,突然有一天老成给他打电话,说有同学去看了蔡敬,他好像愿意见人了。
两个人急忙约了个时间,去看了蔡敬一次。
蔡敬剃着薄薄的平头、穿着囚衣,徐西临第一眼几乎没认出他来——停留在他记忆里的蔡敬还是个才华横溢的清秀少年,跟面前这个有些弓背的阴沉男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少年当年有些没长开的骨骼已经被铁窗磨砺出了粗糙的轮廓,跟“清秀”二字全然不沾边了,人也胖了,但是气色并不好,当年安静温文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他身上沉淀出了某种成分复杂的油滑和沉稳。
见了他们,蔡敬只是客气又疏远地笑了一下,说:“差点没认出来。”
徐西临就知道,原来别人眼里的自己也是面目全非。
老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没话找话问:“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蔡敬淡淡地说:“都到这了,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吧。”
他跟个话题终结者似的,一句把对面两位都堵得没话了。
算来老同学见面,无外乎回忆往昔,交流交流各自的生活,可惜哪怕徐西临和老成都觉得自己活得像狗,也不便在蔡敬面前汪汪叫。
他们仨以前坐前后桌,一天到晚混在一起,有时候晚上还要互相打电话,谁也不嫌谁话多,如今大眼瞪小眼地坐在一起,面面相觑,居然有点对面无言。
老成干咳了一声,拿眼神示意徐西临救场。
徐西临搜肠刮肚了片刻,对蔡敬说:“我们攒了点钱,打算开个烤串店,叫‘姥爷’,就在你家附近,将来……”
蔡敬听到这,看了他一眼,徐西临一碰到他的眼神,就知道自己说了句傻话,他看得出来,蔡敬对这个小小的心意不但没有感动,可能还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徐西临转念一想,发现的确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他跟蔡敬易地而处,他也不想提“回家”俩字。家里又没有家人,只有一条王八蛋的怨魂,回去干嘛?
他们小时候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当年的一片赤诚,至今看来,其实也是挺可笑的。
不过蔡敬虽然神色毫无触动,面上却还是接受了他们愚蠢又令人尴尬的好意,客气地点了下头:“叫‘姥爷’吗?行,我以后去看看,就是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
他们仨大眼瞪小眼地强行聊了会天,东西送到了,人也得走了。
徐西临和老成在来时路上其实商量过,见了蔡敬,不要问他当年为什么做那件事。不过老成是个胸无城府坐不住屁的东西,到底没忍住,临走还是多嘴问了蔡敬一句:“老蔡,你当时到底因为什么?”
蔡敬脸上笑容犹在,摇摇头,却说:“过去了,早忘了。”
徐西临一抬手按住老成的后脑勺,按着他的脑袋把他强行掰了回来,冲蔡敬挥挥手,示意他过一阵子还来。
时过境迁,再有一次,你还会不会拔出那把刀?
这种问题就跟“重来一次,你还会不会喜欢某个人”一样,都没意义。
从蔡敬那离开以后,老成郑重其事地对徐西临说:“我想把烤串店开起来了,你帮帮我行吗?”
开烤串店并不容易,主要阻力来自老成家里。
当年老成虽然错过了第一志愿,但大小也上了个重本,毕业以后应他父母的要求,悬梁刺股好几个月,考上了一个公务员,这会刚入职小半年,据说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他家三姑六婆手里的“压轴货”,遇上等闲姑娘都不舍得给介绍,非得条件特别好的才能见一见这位“镇店之宝”。
眼下,镇店之宝居然要辞了公家饭,去当买买提,等于从“压轴货”自贬成“处理货”,他们家四舅三娘二大爷等一干亲朋集体炸了锅,自此对老成和他未来的烤串店展开了孜孜不倦的迫害。
烤串店的前期工作,老成专注对付家里的封建残余,而店面选址、租金砍价、拿执照、装门面等等一大堆琐事,都是徐西临用业余时间帮他跑的。
工作以后,虽然偶尔加班,但徐西临的生活还是安逸了不少。
比起他大学时代的兵荒马乱,工作几乎就跟养老一样,他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干,业余爱好就是回家给外婆做饭,做得越来越像样,淮扬菜、鲁菜、官府菜都会一点,基本具备了撑起一桌台面的能耐。
为了烤串店忙起来,刚开始他还挺有些不习惯。
不过徐西临可能骨子里有点“无事忙”的因子,很快找到了状态。
创业的琐碎事,他是一回生二回熟,手续跑得有条不紊,三个月以后,他们俩联手对付了内忧外患,硬把烤串店开起来了。
开业第一天,宋连元就带着一大帮小弟过来捧场,把小店挤了个满满当当,一帮汉子一边吃串一边看国足,闹腾到了半夜三更。徐西临觉得那天气氛太好,得到了一点灵感,干脆拿球迷烤串店当了噱头,在小店窗户上行挂满了球队标志,一有重要比赛,就发起“一起看球”的活动,把姥爷烤串店包装成了一家球迷俱乐部。
俱乐部果然是棵摇钱树,烤串店年底分红,老成家里的“九九八十一难”们在人民币光芒照耀下,熄火了一大半。
小店走上正轨以后,徐西临就丢给老成,甩手不管了,成了个安静拿分红的股东,不过经此一役,他有点安不下心在平庸的工作岗位里慢慢沉沦了。
他这份“稳当”的工作,一年到头零碎收入加在一起,也就勉强够他们家交物业水电费的。
不过这一回,徐西临没急着辞职下海,他已经吃够了“准备不周”和“冲动决定”的苦头。他一边做着本职工作,把自己每天想辞职的欲望牢牢压制住,一边从业余时间慢慢帮人做商业企划开始有意识地积累经验与人脉。
没有声张也没有显摆,全部是默默思考和铺垫,攒够了经验值再有条不紊地进行下一阶段。
不料世事无常,还没等他稳妥完,“姥爷”烤串店就过了它短暂的辉煌期。
自从“姥爷”烤串红了以后,方圆一公里内接连开了好几家名目不同的“俱乐部”,不可避免地分走了客流的同时,每个月上涨的租金也成了个问题。
那时候正好是房地产热,市区的房价一日千里,临街小店面个个成了香饽饽中的香饽饽,房东被涨价冲昏了头,一天到晚跑来涨房租,经营成本直线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