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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尔斯基很倒霉，周三早上没有电话要打；如果有，他肯定不会登上他的航班。给普瓦捷先生的信还等在格子里。他取了五封信，锁进钢匣子里，急忙赶回酒店。九点半的时候，罗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没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下一班是从晚上七点开始，他要在屋顶值勤。
他在房间里停了一下，只是为了拿那把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枪出门）。他把枪塞进肩膀的枪套里。如果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上衣，那么枪和枪套的突起在一百码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脚，所以尽管鼓出了一大块，枪和枪套挂在他身上，也只是像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他拿了一卷橡皮膏，与他前天买的贝雷帽一起塞进上衣。他还把过去六个月攒的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口袋，然后关上门，走了。
电梯口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抬头看着他。
“他们让我去打个电话。”科瓦尔斯基说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楼。值班警卫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电梯到的时候看了看他。科瓦尔斯基步入电梯，几秒钟后他就在街上了，戴着大号的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有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份《今日周刊》。波兰人前后张望着找出租车的时候，他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墨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科瓦尔斯基见没车过来，便向街角走去。拿杂志的男人离开咖啡馆的露台，走到街边。一辆小菲亚特从一排顺着人行道停放着的车中开出，停在他对面。他钻进车，菲亚特车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尔斯基的后面。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招手将其拦了下来。“去菲乌米奇诺。”他对司机说。
科瓦尔斯基来到机场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安全局的人悄悄地跟着他。科瓦尔斯基用现金买了票，他向柜台服务小姐表示，他没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他被告知，一小时零五分钟后会广播通知十一点十五分飞往马赛的航班旅客登机。
为了打发时间，这位前外籍军团士兵信步走进机场的自助餐馆。他买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着往来的飞机。虽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不过他喜欢机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飞机的引擎声就意味着德国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苏式强击机或是美国的“空中堡垒”；后来在越南，它们意味着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尔及利亚的山区，它们意味着法国的“神秘”战斗机或是“富加”教练机。但在民用机场，他喜欢看着飞机像银色的大鸟一样从天而降。引擎停止轰鸣，飞机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线挂在空中一样。虽说他在社交方面很胆小，但他喜欢看机场无休止的喧闹。也许，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现在不同的话，他很可能会在机场工作。但他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西尔维身上。他那棒槌一样的眉毛紧拧起来，显得愈发浓黑。这是不对的，他严肃地告诉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混蛋们却活得好好的，这不公平。罗丹上校告诉过他那些人的事，他们是如何使法国沦落，如何出卖了军队，摧毁了军团，抛弃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把他们扔给恐怖分子。罗丹上校从来都没错过。
广播通知他的航班开始登机了，他跟着大家鱼贯穿过玻璃门，在炎热似火的停机坪的白色水泥地上走了约一百码，来到飞机前。在瞭望台上，两名罗兰上校的特工看着他一步步爬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黑色的贝雷帽，脸颊一侧贴着橡皮膏。其中一个特工转向同伴，疲惫地扬了扬眉毛。一看到飞往马赛的那架喷气式飞机起飞，两个人便离开栏杆。穿越大厅的途中，他们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停了下来，其中一个拨了个罗马本地号码。他对电话那头的人报上一个基督教徒的名字，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坐的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四五一号航班。十二点十分抵达马里尼亚讷机场。再见。”
十分钟后，这条消息就到了巴黎，又过了十分钟，马赛方面也知道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子爵号飞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海湾，即将抵达马里尼亚讷机场。漂亮的罗马空姐微笑着穿过座位间的通道，检查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飞机后部角落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乘客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舷窗外罗纳河三角洲的一片白色荒地，就像从未见过一样。
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不会说意大利语，说的法语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黑色的贝雷帽扣在他黑色的短发上，一身乱糟糟的黑色西服；戴着一副墨镜，从不摘下来；一大块橡皮膏遮了一半的脸。他的脸肯定被刮破得厉害，她想。
飞机准时着陆，离机场大楼很近。旅客们穿过海关大厅，顺序穿过玻璃门。这时，一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站在检查护照的警察旁边，轻轻踢了踢他的脚踝。
“大个子，戴黑色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然漫步离开，对另外一个警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旅客分成两列通过检查窗口。窗格后面，两个警察遥遥相对地坐着，相距十英尺。乘客从他们两个中间次第通过。每位乘客都递上护照和入境证。这些警官是安全警察，隶属边境检查处，负责法国国内的安全，查验入境的外国人和回国的法国人。
当科瓦尔斯基出现时，栏杆后面穿深蓝色制服的人几乎连眼皮都没抬。他在黄色入境证上盖了个章，对着递过来的身份证扫了一眼，便点点头，挥手让大个子继续往前走。
科瓦尔斯基放心了，朝海关人员走去。
那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对几位海关人员低语了几句，便悄无声息地走进他们身后办公室的玻璃门里。一名高级海关警察叫住科瓦尔斯基。
“先生，您的行李？”
他指着其他旅客，他们正在阳光下行李车停放的地方，在传送带旁等待自己的行李。科瓦尔斯基迈步走向海关警察。
“我没行李。”他笨拙地说。
海关警察扬起眉毛。
“没行李？喔，很好，您有什么需要报关的物品吗？”
“没有东西要报关。”科瓦尔斯基回答。
海关的人友善地微笑着，笑容几乎和他唱歌一般的马赛口音一样明朗。
“噢，好的，过去吧，先生。”他朝出租车排队的那个出口指了指，科瓦尔斯基点点头，走进外面的阳光里。他不习惯乱花钱，前后看了看，发现了机场大巴，就登了上去。
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其他海关人员围拢在为首的海关员周围。
“真不懂他们抓他做什么。”其中一个说道。
“他看起来脾气不大好。”
“那些混蛋收拾完他，他就不会那样了。”第三个人把头朝后面的办公室晃了一下。
“来吧，干活了，”年纪稍大的一位插话道，“今天我们已经为法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了。”
“你是说为了伟大的夏尔吧。”他们即将散去的时候，第一个人回了一句，低声咕哝着，“真他妈的。”
巴士最终停在市中心的法国航空公司办事处时，正是午餐时间。这里的天气比罗马还要热。八月的马赛很有特点，但努力工作决不在此列。笼罩着城市的酷暑像一种病菌，它爬进人们身体的每个组织里，吮吸着人们的精力。除了拉上百叶窗，把电风扇开到最大，躺在凉爽的房间里，其他什么都不想做。
即使在马赛最繁忙拥堵的中心商业区，闪亮着大灯、拥挤不堪的车流消失后，街上也变得死气沉沉。少数在街上的人和车看起来就像身陷于齐腰深的糖浆里一样，缓慢挪动着。大多数司机都在公园找了个荫凉的地方午睡去了，科瓦尔斯基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出租车。
约约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在由城区通往郊区的主干道上。他让司机把他放在了解放大道，剩下的路他走着过去。“听您的。”司机没多想，他觉得这些外国人肯定在什么地方还有辆车，所以要自己走两步。
科瓦尔斯基目送着出租车掉头驶向市区，直到看不见为止。他向一家路边咖啡馆露台上的服务员问清了纸条上的支路位置。这个街区的房子看上去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想，约约一家的车站小吃摊一定赚了不少。他们也许已经有了固定的摊位了吧，约约的老婆多年来一直指望着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售货亭。那样的话，怎么说都能解释他们现在的“富有”了。小西尔维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肯定要比在码头区强多了。一想到女儿，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荒唐念头，科瓦尔斯基在公寓前的台阶前停了下来。约约在电话里怎么说的来着？一个礼拜？也许两个礼拜？不会的。
他跑上台阶。旁边的一面墙上有两排信箱，他在信箱前停了下来。“格日博夫斯基，二十三号。”他找到了。房间就在二楼，他决定走上去。
二十三号房的房门在走廊的尽头，两侧是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的门。和其他房间一样，门上有个门铃，门旁有个卡槽，里面白色的纸片上印着格日博夫斯基的名字。他按下门铃，面前的门开了。一根棍子猛扫出来，砸向他的前额。
棍子打破了他的头皮，“砰”的一声被头骨弹起，声音闷闷的。两侧的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门也猛地从内拉开，里面的人蜂拥而出。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到半秒钟之内发生。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狂暴起来。尽管这个波兰人在大多数方面思维迟缓，但他对一种技术却熟稔于胸，那就是格斗。
在狭窄的走廊里，他的魁梧身材和力量对他没什么用处。由于个子高的缘故，棍子击中他前额的时候没能挥到最大半径。透过头上流下的血，他分辨出有两个人在他面前的门里，在他两侧还各有两个人。他迫切地需要空间展开手脚，于是他向前冲进了二十三号房间。
直接面对他的那个人被撞得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科瓦尔斯基背后的人紧跟着进了房间，揪住他的领子和上衣。一进房间，他立刻从腋下抽出科尔特枪，转身向后朝门口开了一枪。这时他的手腕又被另一根棍子砸到，枪口随之向下倾斜。
子弹打碎了一个袭击者的膝盖，那人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手里的枪也被打掉了，手指因为手腕上的又一次重击而失去了知觉。一秒钟后，他被五个人一起扑倒。格斗持续了三分钟。后来一位医生估计，在最终晕倒之前，他的脑袋至少被包着皮革的木棒重击了十二下。一只耳朵被打掉了一部分，鼻子被打碎了，满脸是血，像戴了一个深红色的面具。他格斗时大多是出于本能作出反应。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了他的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枪踢到卧室的另一头去了。他最后脸朝下扑倒的时候，攻击他的人中，只剩下三个还在用脚踢他。
当他们搞定了这一切，这个巨大的身躯倒在地板上，毫无知觉。只有绽开的头皮上流下的血表明他还活着。那三个幸存者站在他身后，汗如雨下，胸口不停起伏。至于其他人，被打中腿的那个蜷缩着靠在门边的墙上，脸色煞白，他双手摁着自己的膝盖，满是鲜血，他因疼痛而灰白的嘴唇间不断骂着一长串脏话；另一个人跪在那儿，慢慢地前后晃着，双手向下紧捂着被打穿的腹股沟；最后一个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高高肿起，科瓦尔斯基全力一击正中那里，他直接被撂倒了。
这组人的头儿把科瓦尔斯基翻过来，背朝下，拨开他一只眼的眼皮看了看，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的电话旁，拨了一个本地的号码，等待电话接通。
他仍然喘得厉害。有人答话时，他告诉对方：
“我们抓到他了……动武了吗？当然，他可真玩命……他开了枪，圭里尼的一个膝盖骨碎了；卡尔佩提的睾丸挨了一枪；维萨特晕过去了，浑身发凉……什么？是的，那个波兰人还活着，这不是命令吗？不然我们能让他打得那么惨……嗯，他受伤了，好的。不知道，他晕过去了……喂，我们不是要盛沙拉的篮子（警用面包车），我们要两辆救护车。让他们快点儿。”
他掼掉电话，嘟囔了一句：“妈的！”屋子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被劈过的柴一样，它们最多也只能当柴烧了。他们原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走廊上，所以没把家具挪到隔壁房间，结果碍手碍脚。他自己就用胸口接下了科瓦尔斯基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疼得要命。见鬼的波兰人，他想着，总部办公室的那帮混蛋可没交代过这家伙是怎样一个人。
十五分钟后，两辆雪铁龙救护车开进这条马路，停在公寓楼外。医生上了楼，花了五分钟检查科瓦尔斯基。最后他卷起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给他打了一针。两个担架员抬起波兰人，跌跌撞撞地走进电梯。医生转向受伤的科西嘉人，从他旁边墙上的大片血迹来看，他伤得很重。
他抬起那人扶在膝盖上的手，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