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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粪 池</h4>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随着《代顿协定》的签署，和平终于来到了波黑。但五年之后，战争的创伤甚至还没有遮掩起来，更不用说治愈了。
波黑从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共和国。它没有达尔马提亚海岸可以吸引游客，也没有矿产资源，只有山区和林地之间的有限耕地上的低技术农业。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但对社会的破坏更为严重。只有不到一两代人的时间，很难想象塞族人、克族人和波黑穆斯林还会接受相邻地生活在一起。即使相隔几英里也不行，除非用武力强行把他们圈在一个院子里。
一些国际机构又在妄言重新统一，恢复相互间的信任，由此开始了要把已经损坏、无法修补的东西重新拼凑起来的无效努力。
管理这个破碎国家的任务，落到了一位联合国高级代表的肩头上。这位副领事在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维和部队的支持下，拥有几近绝对的权力。不过，那些不太愉快的任务，都是一些默默无闻做实事的人承担，其中，最没有吸引力的工作交给了国际寻找失踪人员委员会，缩写为ICMP。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戈登・培根，前英国警官，他们工作效率很高。ICMP的一项任务就是，倾听成千上万的“失踪人员”家属的口述，并作记录；第二项任务就是去追踪和挖掘自一九九二年起，各种小规模杀戮中死去的几百个受害者；第三件工作是，尽力让找到的遗体与记录的陈述相符合，把头盖和遗骨转交给亲属，按当地的习俗进行埋葬。
如果没有DNA技术，确定死者身份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项新技术意味着，只要亲属提供一滴血液，对比尸体的一块骨头碎片，就能毫无疑问地确认死者身份。到二〇〇〇年时，欧洲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DNA实验室，不是在富裕的西方首都，而是在萨拉热窝，由戈登・培根用少量的基金设立起来并维持运作。为了去见培根，私家侦探格雷西在米兰・拉耶克签署那份指证书两天之后，驱车进入了这个波黑城市。
他用不着带上那位塞族人的资料。拉耶克已经说过，波黑的援助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在死去之前告诉过他的谋杀者，那个农场就是他家的。戈登・培根颇感兴趣地阅读了一遍拉耶克的陈述。
这种陈述他以前读到过几百份，但一般由幸存者陈述，从来没有出自迫害者的，也从来没有涉及美国人的。他明白，他所风闻的科伦索案子也许已经结案了。他联络了ICMP在特拉夫尼克地区的一位专员，请他给予格雷西先生全面合作。那天晚上，私家侦探在他这位英国同胞的空卧室里过了夜，并于第二天上午驱车北上。
去特拉夫尼克的路途花了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他于中午时分抵达。他已经与史蒂夫・埃德蒙联系过，外公的血样正从加拿大运送过来。
四月十一日，在一位当地向导的协助下，挖掘小组离开特拉夫尼克奔赴山区。在清真寺询问之后，很快就找到了两个认识法蒂尔・苏勒耶曼的人，而且其中一个人知道山上的苏勒耶曼家的农场。他坐在了领头的一辆越野车上。
挖掘小组带来了防护衣物、呼吸器具、铁锹、软刷子、格筛和盛放物证的塑料袋，以及为完成他们这项可怕工作的其他必需工具。
这个农场与六年之前基本相同，只不过青草更加茂盛了一些。没人来认领过它；苏勒耶曼一家显然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很容易地找到了那个粪池。今年的雨量要比一九九五年小，池内的粪便已经结成了硬块。挖掘人员穿上了渔民作业的全套防护服和防水靴。
拉耶克已经指证，在谋杀的那天，粪池的液面满到了沿口。但如果里基・科伦索的双脚碰到池底，那么它肯定有大约两米深。水分蒸发后，液面已经下降了半米。
在近一米的粘块被铲出去之后，ICMP的那位专员命令他的部下扔掉铁锹，改用泥刀继续铲掘。一小时之后，第一批骸骨开始露了出来，又经过一个小时的刮铲，用驼毛刷子清洁，这个屠杀场地显露出来了。
由于空气不能渗入到池底，所以下面没有蛆虫活动——它们依赖于空气。尸体的腐败完全是由于酶和芽孢杆菌的作用。
每一片肌肉软组织都已经消失了，在用湿布擦抹之后，第一块头盖骨被擦得干干净净、闪闪发亮。有些皮革碎片，应该是从两个男人的皮靴和皮带上掉下来的；一只绚丽的皮带扣，显然是属于那个美国人的；还有从牛仔裤上脱落的几片金属饰件，和从一件斜纹布工作服上掉下来的几颗纽扣。
跪在下面工作的其中一个人叫了起来，递上来一只手表。七十个月的时间还没有腐蚀表后盖上镌刻的字样：里基，妈妈祝贺你毕业，一九九四。
那些孩子在被扔进去之前已经死了，他们沉下去之后落在最上面。时间的推移和腐败的作用，使得这六具尸体的遗骨聚成了一大堆，但骨骼的尺寸表明了他们曾经是什么人。
苏勒耶曼也是死后被扔进去的。他的骨架呈俯卧状态，像一只展翅的老鹰，是尸体沉下去时的姿势。他的朋友站在旁边俯视着粪坑，向真主祈祷。他确认说他这个同学生前大约有一米七二左右。
第八具尸骨比较大，高度有一米八以上。它靠在一侧，似乎是因为这个临死的小伙子曾经试图在黑暗中爬向粪池的侧壁。骨架侧身躺着，蜷缩成胎儿般的姿势。手表就是来自于那一堆骨骼里，还有那只皮带扣。当头盖骨被递上来时，门牙是脱落的，与拉耶克的证词相符。
当最后一批细小的骨片被捡起来装进塑料袋之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了。两个成年人的尸骨分别被装在了各自的袋子里，那些孩子们则合用一只袋子，六具小骨架的拼装要在城里的停尸所完成。
私家侦探驱车去维特茨过夜。英军早就离去了，但他在他以前所知道的一个招待所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回到了特拉夫尼克的ICMP办公室。
戈登・培根从萨拉热窝授权那位当地的专员，把里基・科伦索的遗骨移交给格雷西少校，安排运送到波黑首都。
来自加拿大的血样也抵达了。DNA测试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在两天之内完成。萨拉热窝的ICMP负责人证明，这具尸骨确实是属于美国乔治城的里基・科伦索的。负责人还需要直系亲属的授权，以便把这副遗骨交给英国菲利普・格雷西先生。这又花了两天时间。
这期间，私家侦探根据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指示，从萨拉热窝市内的主殡仪馆置办了一副棺木。停尸所把这副尸骨放进棺材里后，又往里面加了一些其他物品，使得它的重量像是盛放着一具真正的尸体。然后，棺盖永久地合上了。
四月十五日，加拿大富商的格鲁曼IV型私人飞机带着一封接收遗骨的信件抵达。私家侦探与机长在棺木和一叠文件资料上共同签字，完成了交接手续，然后他回到了绿草成茵的英格兰家中。
十六日晚上，加拿大富商的那架私人商务喷气飞机在爱尔兰香农机场加油后，降落在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史蒂夫・埃德蒙在机场迎候着。一辆装饰华丽的灵车把棺木运送到一家殡仪馆去停放两天，以便完成葬礼的最后安排。
十八日，葬礼在乔治城西北R街上的橡树山墓地举行。这是一个小型私人性质的罗马天主教仪式的葬礼。小伙子的母亲，安妮・科伦索夫人靠在丈夫的臂弯里，静静地哭泣着。科伦索教授轻轻擦着眼睛，偶尔去瞟一下他的岳父，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寻求指点。
在坟墓的另一边，八十一岁高龄的加拿大人一身深色衣服站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下面他外孙的棺材。他没有让他女儿和女婿去看私家侦探的报告，更不用说米兰・拉耶克的证词了。
女儿和女婿只知道，后来有一位目击者报告说，曾记得在一条山沟里看见过那辆黑色的越野车，后来两具尸体被发现了。老人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遭谋杀后被掩埋的，否则六年的时间间隔无法做出其他解释。
葬礼仪式结束了，送葬者退到一边让教堂司仪人员工作。科伦索夫人跑到她父亲那里抱住了他，脸贴在他的衬衣上。他俯视着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顶，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受到惊吓后他就是这样安抚她。
“爸爸，不管是谁害死了我儿子，我要把他抓起来。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死去。我要让他在他的余生里，每天早上在监狱里醒来时知道他仍在那里，永远不能获得自由。我还要让他知道，这一切全是因为他冷酷无情地谋杀了我的儿子。”
这位老人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也许会上天堂，”他说，“我也许要下地狱。如果我必须下地狱，我会去的。”
他放开了她，朝着教授点点头，然后大步走向他那辆豪华轿车。当司机驶向去R街的那条上坡路时，他从仪表板上取下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在国会山的某个地方，一名秘书来接听了。
“给我接彼得・卢卡斯参议员。”他说。
当新汉布什尔州的卢卡斯参议员听到埃德蒙先生来电的消息时，他的脸收紧了。在战争白热化时结下的友谊可以延续一辈子。对史蒂夫・埃德蒙和彼得・卢卡斯来说，他们的友谊已经维持了五十六年。自从在一个春天的上午，他们一起坐在英国的一个草坪上，为他们各自国家的永远不能回家的那些年轻战友们哭泣时，他们就结成了兄弟般的友情。
双方都知道，当一方有事相求时，另一方会为他的朋友赴汤蹈火。现在这位加拿大人有事相求了。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个聪明之处是，虽然他自己是一个民主党人，但他时刻准备着可能会在其他党派中发现可用之才。珍珠港事件后，他在一场足球比赛中招募了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并请他组建战略情报局。
他招募的那个人就是威廉・多诺万，人称“狂野比尔”，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西线指挥过第六十九团。此后，多诺万因为有经验丰富的律师背景，成了赫伯特・胡佛手下的司法部副部长，然后又当了多年的华尔街法律顾问。罗斯福看中的并不是他的法律知识，而是他的战斗才智，那是这位政治家要创建美国第一个国外情报机构和第一支特种部队所需求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