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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还能活十分钟的人正在开怀大笑。
使他开心的原因，是他的私人助手莫妮克・杰明给他讲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莫妮克正驱车把他从办公室送回家去。故事的主人公是他们在斯塔尔街的空间研究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公认的荡妇、花痴，结果却是个同性恋。这种笑料似乎正好符合他低俗的趣味。
地点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七点差十分时，他们两人离开位于乌可郊区的办公室，由莫妮克驾驶一辆雷诺21型汽车。她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卖掉了她雇主的大众汽车，因为他开车技术很糟糕，她担心他会因车祸而死于非命。
他的住宅位于福黎街旁边切里德鲁三栋公寓楼的中间那一栋。从办公室到住宅只有十分钟车程，但半路上他们在一家面包房停了下来。两人都走了进去，他买了一只他最喜欢吃的乡间面包。风中夹着雨丝，他们缩着头，没有注意到跟在他们后面的那辆轿车。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没接受过特工训练。那辆没有标志的轿车里面坐着两个脸颊黝黑的人，已经在科学家后面跟踪了几个星期，从来没有跟丢过，也从来没有接近过他，只是注视着。而他却没见过他们。其他人见过，但他不知道。
从公墓前面的那家面包店出来后，他把面包扔进了汽车后座，然后钻进汽车继续回家的旅程。七点十分，莫妮克在离街边十五米的公寓楼玻璃门前面停住了汽车。她提议要陪他上楼，看着他走进家里，但被婉言谢绝了。她知道他要等他的女朋友海伦，不愿让女同事看到。这是他的虚荣心之一，他的女助手们也纵容了他这种虚荣。海伦仅仅是一个好朋友，是他在布鲁塞尔期间的伴儿，而他的妻子在加拿大。
他钻出汽车，与往常一样，那件有腰带的风雨衣领子向上翻着。他提起那只与他形影不离的黑色大帆布包，背到了肩上。帆布包重量超过十五公斤，里面装满了纸：科技资料、项目书和各种数据。这位科学家不相信保险箱，不合逻辑地认为把他所有的最新项目资料背在肩上更为保险。
莫妮克最后看到她雇主时，他正站在玻璃门前，一边肩膀上背着包，另一边手臂下夹着面包，在掏钥匙。她注视着他走进门内，自动上锁的玻璃门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然后她就驾车离开了。
科学家住在这座八层公寓大厦的六楼。大楼后部装有两部电梯，楼梯环绕电梯盘旋而上，每一层楼道都有一扇消防门。他走进其中一部电梯，到达六楼时走了出来。楼道门厅里的小功率灯泡在他步出电梯时自动亮了起来。他的一只手拎着叮当作响的钥匙串，另一只手抓着面包，身体因为背包的重量而向一边倾斜。他向左转弯，接着又是左转走过黄褐色的地毯，走到自己的住宅前，把钥匙朝门锁插了进去。
杀手一直等候在灯光昏暗的电梯井另一边。他静静地从电梯井旁转过身来，手里握着一把装着消音器的7.65毫米贝雷塔自动手枪。枪外面套了一只塑料袋，以防止跳出来的弹壳落到地毯上。
一共五枪，从不到一米的距离射入了后脑和后颈，这已经绰绰有余了。科学家那高大、粗壮的身体向前一冲，倚在了门上，然后慢慢地下滑，倒在了地毯上。枪手甚至不想去作检查，没有这个必要。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在囚犯身上练习过，现在他明白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轻盈地跑下六层楼梯，从后门出去，穿过栽着树木的花园，上了等候在那里的轿车。一小时内，他已经在自己国家的大使馆里了，随后当天就离开了比利时。
五分钟后，海伦来了。起先，她还以为她的情人心脏病发作了。她慌忙进入房内打电话给急救人员。然后她记起来他的医生就住在同一幢楼里，于是也给医生打了电话。急救人员先到了。
其中一个急救员试图去挪动仍然俯卧在地上的沉重身躯。当他把手抽出来时，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几分钟后，他和医生宣告受害人已经死亡。这层楼四套公寓中唯一的住户走到自己的门边，这是一位老太太，刚才一直在听古典音乐，隔着厚厚的实木门根本没有听到外面发生了什么。在切里德鲁这种小区，邻里之间总是保持距离。
躺在地上的人是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博士，一位任性的天才、世界著名的大炮设计师，也是最近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服务的武器设计制造商。
自格里[1]・布尔博士遭谋杀之后，欧洲大地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在布鲁塞尔，比利时反间谍机构承认，几个月以来布尔差不多每天都被一系列没有标志的轿车所跟踪，车内是两个黝黑的、东地中海人长相的男人。
四月十一日，英国海关在米德尔斯布勒码头截获了八段巨型钢管。这些钢管铸造、加工得很精美，两头装有庞大的法兰，可用大号螺栓和螺帽拼接组装起来。大获全胜的海关官员宣称，这些钢管并不是用于石油化工厂的（提单和出口证明上是这么写的），而是由格里・布尔设计的大炮炮筒的部件，目的地是伊拉克。超级大炮的笑剧由此诞生了，并将继续演下去，抖露出一些两面派的伎俩、几个情报机构的卑鄙行动、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和政治上的奸诈手段。
几个星期内，超级大炮的零部件开始在欧洲各地露面。四月二十三日，土耳其宣布拦下了一辆匈牙利卡车，车上装有运往伊拉克的一根十米长钢管，土方认为那根钢管是超级大炮的部件。同一天，希腊官员声称截获了另一辆装载钢铁部件的卡车，并以同谋的罪名把那个倒霉的英国司机拘留了几个星期。五月份，意大利方面查获了七十五吨部件，另有十五吨在罗马附近的富齐尼工厂被没收。后者是用于超级大炮炮尾的钛钢合金部件。在意大利北方布雷西亚的一个仓库里查出了更多的零配件，也是同样用途。
接下来是德国人，他们在法兰克福和不来梅港查获的东西，据证实也是现在已经世人皆知的超级大炮的部件。
事实上，格里・布尔为他的设计所做的订单是很高明的。组成炮筒的钢管确实是由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即伯明翰的瓦尔特・索玛斯和谢菲尔德铸造厂。但一九九〇年四月遭截获的那八段钢管，只是五十二段中的最后一批。这些部件齐全后，可以组装成两条一百五十六米长的炮筒，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米口径，可以发射电话亭那么大的物体。
撑脚也就是支架，来自希腊；组成反冲机构的管路、泵和阀门，来自瑞士和意大利；炮尾和炮闩来自奥地利和德国；推进剂来自比利时。总之，共有七个国家充当了承包商，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生产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媒体兴奋得如获至宝，兴高采烈的海关官员和英国司法机关也是如此，他们开始急切地起诉无辜的涉嫌者。没人指出，真正的大鱼已经漏网了。被截获的只是构成2、3、4号超级大炮的部件。
至于格里・布尔遭暗杀，媒体抛出了一些荒唐的理论。可想而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被扣上了“应对一切负责”的帽子。这是一个谬论。尽管在过去，在特定的情况下，兰利（中情局所在地和代名词）也曾实施过一些暗杀，但目标都属于同一类型：变节的情报官、叛徒和双重间谍。那种中情局头儿指使下、被同事枪杀的前中情局特工的尸体堆满了兰利门厅的说法听起来很有趣，但毫无真实性可言。
再者，格里・布尔不是黑社会人物。他是著名的科学家，大炮设计师和承包人，设计制造传统和非传统大炮；他也是一位美国公民，曾为美国工作过几年，并曾多次向他的美国军方朋友谈起过他的打算。如果说，军火业中每一位曾为敌对国工作过的设计师和实业家都要被“消灭”的话，那么南北美洲和欧洲约有五百个人符合这个条件，何况伊拉克早前并没有被视作美国的敌人。
最后，在最近的十年里，兰利受到了监督委员会这种官僚主义体制的制约。没有书面签署的命令，任何情报官不得下达杀人的指令。对于像格里・布尔那样的人，实施暗杀的命令必须来自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
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是威廉・韦伯斯特，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本本主义的前法官。要想从威廉・韦伯斯特那里得到一份杀人手谕，难度如同用一把茶匙从马里奥监狱越狱。
但是毫无疑问，在谁杀了格里・布尔这个谜团中，以色列的摩萨德脱不了干系。整个新闻界和布尔的大多数亲友都得出了这个结论。布尔曾为伊拉克工作过，而伊拉克是以色列的敌人。一加一等于二。但国际政治错综复杂，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世界上主要情报机构中，摩萨德是最小、最冷酷无情和最雄心勃勃的。毫无疑问，它过去执行过许多暗杀任务，它的三个“基顿”队就是干这个的——基顿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刺刀的意思。基顿队员来自摩萨德的战斗部，都是些隐蔽的、身手不凡的外勤特工队员。但即使摩萨德也有其做事的规矩，虽然完全是他们自己定的。
摩萨德杀人有两种范畴。一种是“行动的需要”，我方或对我方有益的人处于危险中时，挡道的那个人必须被消灭，而且要快，要永久性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特工队长有权消灭使整个行动陷入危险境地的对手，事后再从特拉维夫的上司那里得到认可。
另一种是那些已经被列上处决名单的人。这份黑名单存放在两个地点：总理的私人保险箱和摩萨德局长的保险箱内。按规定，每一位新上任的总理都要看这份名单，该名单上可能列有三十至八十个名字。他可以在某个名字旁签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也就是授权摩萨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时间、方式去执行处决，或者他会坚持在处决某人前必须要再跟他协商一下。但无论何种情况，他必须签发处决命令。
广义说来，黑名单上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残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将领，尽管这一类人很少还活在世上。多年前，以色列开展过绑架和公审阿道夫・艾希曼的一次重大行动，因为以色列要搞一个国际性的杀鸡儆猴的例子。而其他纳粹战犯则被悄悄地清除了。第二类差不多都是现代的恐怖分子，主要是像艾哈迈德・贾布里勒和阿布・尼达尔那样的，对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欠下血债的阿拉伯人，也有几个非阿拉伯人。第三类有可能包括格里・布尔的名字，是那些为以色列的敌人工作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如果继续下去，会对以色列和她的公民带来极大的危险。
共同点是，目标必须双手沾满鲜血，要么是事实的，要么是预期的。
如果要实施处决，总理会把案件交给一名司法调查官去办理。该调查官鲜为人知，只有极少数以色列司法人员听说过，广大老百姓根本闻所未闻。调查官将组成一个“法庭”，宣读罪名，出庭的会有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被告律师。摩萨德的指控一旦被证实，案子就回到了总理那里，由总理签发命令。余下的事就由基顿队去执行。
“摩萨德杀了布尔”这个理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漏洞百出。确实，布尔是在为伊拉克工作，设计新的传统型大炮（其射程打不到以色列）、一个火箭项目（有一天也许能打到以色列）和一门巨炮（以色列一点儿都不担心）。但另有几百名科学家也在为伊拉克工作。有六家德国公司是伊拉克秘密毒气工厂的幕后策划者，其产品已经威胁到了以色列。德国人和巴西人在全力以赴研制萨德16火箭。而法国人是伊拉克原子弹研究的提议人和供应商。
布尔其人、其想法、其设计及其工作进展，引起了以色列的极大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死后，许多事实显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有人秘密进入他的公寓，而他也一直备受困扰。东西倒是没被拿走，但留下了外人进来过的痕迹。玻璃杯被动过了，窗户被打开了，录像机中的录像带被倒带又被取出。他不知道，这是在向他发出警告吗？是摩萨德干的吗？他确实是在受警告，而且确实是由摩萨德发出的——但不是为了杀他。
事后，那两个在布鲁塞尔到处跟着他的、操浓重喉音的黑脸颊陌生人，被媒体说成是正在等待时机下手的以色列刺客。这个理论的瑕疵在于，摩萨德特工并不那样高调地到处转悠。没错，摩萨德特工是在那里，但没人见过他们，布尔没见过，他的亲友没见过，比利时警方也没见过。摩萨德在布鲁塞尔的特工队员长相酷似欧洲人，都能混同于欧洲人。而且正是他们向比利时人透露情报说，布尔被另一拨人跟踪着。
而且，格里・布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经不起挑战。他以前曾为以色列工作过，喜欢那个国家及其人民，在以色列军中有许多朋友，但他老是管不住他那张嘴。如果有人用激将法对他说“格里，我敢打赌你肯定搞不出萨德16火箭”，布尔准会跳起来，滔滔不绝地讲上三个小时：他现在正在做什么，项目进度到了什么阶段，还有什么困难，以及他会如何解决——和盘托出。对情报机构来说，他是他们梦想的对手。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还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位以色列将军，向他们讲解了所有的细节。这一切全被将军们手提箱内的录音设备给录了下来。以色列为什么要除掉一个如此丰富的内部情报源呢？
最后，摩萨德在对付科学家和实业家时还有另一个习惯：向对方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当然，这个习惯决不会用于恐怖分子。这种警告不是进入房间，移动玻璃杯或把录像带倒带，而是实质的口头警告。即使是对于雅西亚・阿尔梅沙德博士——为伊拉克建造第一台核反应堆、后来在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三日被杀死在巴黎美丽殿宾馆房间里的埃及核物理学家——也是按照这程序来的。一名会说阿拉伯语的特工队长走进他的房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他再不撒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埃及人告诉站在门口的陌生人马上滚蛋。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两个小时之后，梅沙德就死了。但他曾经有过机会。一年后，全套由法国人提供的奥西拉克1号和2号核设施毁于以色列的一次空袭。
布尔就不同了，他是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公民，是一位热情和蔼、平易近人、喜欢喝威士忌的天才科学家。以色列人可以像朋友一样与他谈话，而且也确实时常与他这样交谈。派一位朋友去直接告诉他，他必须止步，要不然行刑队就会来追杀他，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这不是个人的事情，格里，公事公办。
布尔并没有在从事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事业。而且他已经告诉过以色列人和他在亚洲国家的一位朋友，他想退出伊拉克，彻底退出。他已经受够了。格里・布尔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