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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克·麦克唐纳在其他工作人员上班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通宵未眠,但没有人会察觉。他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已经在一楼的员工洗手间里洗漱并刮了脸,随后换上了放在办公桌里的一件干净衬衫。
他的副手布鲁斯·“格雷西”·菲尔兹还在公寓里睡觉,一个电话把他叫醒,他被要求九点钟抵达办公室。现在正躺在床上的雨果·格雷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通知。八点钟,麦克唐纳通知两名以前是部队老军士的警卫人员把泡沫会议室准备好,九点十五分召开会议。
“情况是这样的,”会议准时开始后,麦克唐纳就对他的两名同事解释说,“昨天我得到一份文件。它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们了。可以这样说,假如它是伪造的,或是一场骗局,那么我们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可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也无从判断——那么它有可能是一桩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请你把背景情况给格雷西讲一讲,好吗?”
格雷把他所知道的,把西莉亚·斯通告诉他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最理想的状况是,”麦克唐纳用了他最爱说的其中一句话,两个年轻人都收起了微笑,“我们能搞清楚那个老头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得到这份有可能是绝密级别的文件,以及他为什么要选择那辆汽车和那个地点投递文件。他以前是否认识西莉亚·斯通?他是否知道那是使馆的汽车?如果知道,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此外,使馆里有人能画画吗?”
“画画?”菲尔兹问道。
“画一张图画,一张肖像画。”
“我记得有一位家属开办了一个美术班,”菲尔兹说,“她以前是伦敦儿童图书的插画师,嫁给了档案馆的某个管理员。”
“去查清楚。如果她能画像,就让她与西莉亚·斯通一起去琢磨。此外,我也要亲自与西莉亚谈一下。另外还有两件事情:首先,老人很可能会再次出现,试图接近我们,在我们大楼附近徘徊。我会让梅多斯下士和雷诺兹中士注意我们的大门,如果发现了,他们会来告诉你们,尽可能让他进来,坐下来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去别处尝试其他办法,搞不好会被抓起来。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没有熟人?”
菲尔兹点点头。他们三个人中,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时间最长,刚来的时候,他接手了莫斯科的一些低级别警官线人,后来他自己也发展了几个。
“诺维科夫巡官在彼得罗夫卡总部大楼里的刑侦处工作,偶尔会提供一些帮助。”
“请他关照一下。”麦克唐纳说,“别提起扔进汽车的文件,就说有个怪老头在街上缠住我们的人,要求面见大使。我们不想对此小题大做,但请他不要缠着我们。等有肖像画了,就给他看,但别留给他。下次你们什么时候见面?”
“没计划过,”菲尔兹说,“我是在电话亭打电话找他的。”
“好吧,看他是否能提供帮助。我要去伦敦几天,格雷西,你看家。”
西莉亚·斯通来上班时在大堂被截住了。她吃了一惊,被告知要去麦克唐纳那里,不是去他的办公室,而是去A会议室。她不知道这个房间是带防窃听功能的。
麦克唐纳很耐心,和她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记下了每一处细节。她则接受了他的说法,相信那个老头还纠缠过其他工作人员,要求面见大使。他问她是否同意协助画出流浪汉的肖像,她当然同意尽力相帮。
午饭时间,她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指导档案室副主任的夫人用炭画笔和蜡笔画成了一张流浪汉的草图,三颗钢牙用银色的记号笔突出显示了出来。画完后,西莉亚点点头说:“就是他。”
午饭后,乔克·麦克唐纳让梅多斯下士佩戴好武器,护送他去了谢列梅捷沃机场。他并不是担心会在途中遭到拦截,他只是不知道,公文箱里那份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想夺回他们的财产。作为额外的防范措施,他用铁链把公文箱铐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后盖上了一件夏季的轻便风雨衣。
当使馆的捷豹汽车驶出大门时,这些细节都是看不到的。他注意到索菲亚码头那边停着一辆黑色海鸥轿车,但它并没有来跟随捷豹,因此也没去在意。事实上,海鸥轿车在等待一辆小型的红色路虎汽车。
在机场,梅多斯下士陪同他来到检票口,他在那里出示了外交护照,免去一切检查手续。在候机室等了一会儿后,他登上了英国航空公司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航班。飞机起飞后,他慢慢地松了一口气,要了一杯金汤力。
美国,华盛顿
1985年4月
要是天使长加百利降临华盛顿,询问苏联使馆内克格勃驻勤特工组长:在所有中情局情报官里面,他们最想策反谁,来为苏联效劳?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上校是不会多做犹豫的。
他会这样回答:“我要选择行动部苏联处反间谍科科长。”
世界各国的所有情报机构都在其内部配有反间谍部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像其他同事那么受人欢迎,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审查每一个人。这工作分为三种职能。
反间谍人员会参加对另一方投诚者的审问,在这个环节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要努力确认该投诚者是真诚叛变,还是被精心安插进来的。一个假装投诚的人或许也能带来一些真实情报,但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假情报,让他的新主人深信他们内部没有叛徒——实际上是有的;或者,设法把这位新主人引入迷宫和死胡同。一个老练的“安插者”可以使对手浪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
反间谍人员还要验证对方阵营里的某些人,他们人虽然没有过来,但愿意被招募,这样的人有可能是双重间谍。双重间谍会佯装投降,佯装被招募,实际依然忠于他自己的组织并执行组织的命令。他会提供少量真实情报以骗取信任,然后布置一个真正的骗局,在他应该为之效劳的团体中大搞破坏活动。
最后,反间谍部门还必须确保己方没有遭到敌人的渗透,在自己的内部没有潜伏着的叛徒。
要完成这些任务,反间谍部门必须了解全部行动。他们可以调阅所有投诚者的历史档案以及多年前对他们进行盘问时的材料。他们可以深入敌国,实地考察当前所有线人的工作经历和招募情况,有没有遭暴露和变节的危险。他们可以查阅己方每位情报官的人事档案,为的是检查员工的忠诚度和真实性。
按照严格的职能划分和“需者方知”原则,管理一两个行动的情报官有可能变节,出卖自己所掌握的行动,但他们通常无法得知同事在进行什么行动。只有反间谍人员了解全部行动。所以假如天使长来询问,安德罗索夫上校就会回答,他要选择中情局苏联处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反间谍人员是忠诚者中最忠诚的人。
1983年7月,奥尔德里奇·哈森·埃姆斯被任命为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反苏联间谍科的负责人。由此,他可以完全了解两个下属小组的情况:一是苏联组,负责所有为美国工作,但留在苏联国内的线人;二是外勤行动组,负责当时在苏联境外的所有线人。
1985年4月16日,因囊中羞涩,埃姆斯走进位于华盛顿第十六大街的苏联使馆,要求见安德罗索夫上校。他自愿充当苏联间谍,要价是五万美元。
他带去了一些小礼物:透露了三个苏联叛徒的名字,他们已与中情局有了接触,愿意为之效劳。事后他会解释说,他们很可能是双重间谍,不是真正的投诚人员。不管怎么样,这三个人从此销声匿迹了。他还拿去一份中情局的员工名单,将自己的职位高亮标出,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小人物。然后他就离开了,第二次经过了对准使馆前院的联邦调查局摄像头。但是,这段视频从来没有播放过。
他在两天后得到五万美元。那只是个开始,这个叛徒在美国历史上造成的损失,比历史人物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更为严重,他如今开始行动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会产生两个疑问。其一,这样一个品行不正、业绩低下、经常酗酒的人,为何能够一路晋升到对忠诚度要求极高的职位上?其二,那年的12月份,高层领导已经知道内部隐藏着一个叛徒,但他怎么还能够继续潜伏长达八年时间,以至于给中情局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个问题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回答。中情局内部的无能、懒散和自满,还有叛徒的运气,以及克格勃为保护其特工而精心透露的假情报;兰利内部更深层的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和故意误导,以及叛徒额外的好运;最后,还有詹姆斯·安格尔顿造成的阴影。
安格尔顿曾经是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一度成为传奇人物,最后因偏执导致精神错乱收场。这样一个没有私生活及幽默感的怪人,逐渐相信兰利内部有个克格勃间谍,代号为“沙夏”。在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追查中,他毁了一个又一个忠诚情报官的仕途,直至把行动部搅得天翻地覆。那些幸存下来并在1985年已经升到高级职务的人,一想起要再次清查卧底,便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毛骨悚然。
至于第一个问题,其答案是一个人名:肯·马尔格卢。
变节之前,埃姆斯已经在中情局工作了二十年,他在兰利以外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完全是浪费空间,资深情报官杜威·克拉里奇从一开始就讨厌他蔑视他。
不过,他在纽约办事处交了好运,有所成就,并因此获得了赞誉。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科在埃姆斯赴任之前就已经在为中情局工作了,他最终在另一名情报官的精心安排下,于1978年4月投靠美国,埃姆斯只是从中接手了这个苏联外交官。并且,那时候起,他就已经经常酗酒了。
他的第三次赴外任职是在墨西哥,那次的业绩一塌糊涂。他经常喝醉,侮辱同事和外国人,还曾经醉卧街头,由墨西哥警察送他回家。他违反了情报工作的所有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到。
埃姆斯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都很糟糕。在一次大范围的业绩评估中,在受测评考核的两百名情报官里,他名列第一百九十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