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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医学院地下停尸所的检验室里,库兹明教授刚刚做完尸检前的消毒。他即将面对今天待解剖的第三具尸体,心里不太高兴。
“下一个是几号?”他一边用质量低劣的纸巾擦干手,一边问他的助手。
“一五八号。”助手说。
“详细情况?”
“白种男子,中老年人。死因不详,身份不明。”
库兹明哼了一声,心想,我才不在乎呢。他也许是流浪汉、无业游民或无家可归者。这具遗体在他解剖之后,或许还可以帮助上面三层楼里的医学院学生理解,暴力殴打会对内脏器官产生什么伤害,其骨骼甚至还可用来上一堂生动的解剖课。
莫斯科是一座大城市,每月、每周、每天都会出现大批尸体。不过,幸亏只有一小部分需要解剖,不然的话,教授和他的法医科同事就忙不过来了。
城市里发生的死亡,大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年老死在家中或医院里的,或是因为能够预测到的原因而死去的,医院和当地医生可以为之签署死亡证明。
接着就是“预料之外的自然原因”死亡,通常是由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去世的医院也可以例行公事地开具死亡证明。
此外是意外事故,那些发生在家庭、工厂工地,或者道路车祸导致的意外死亡。近年来,莫斯科还有两类死亡在大幅增加,即冬天冻死的和自杀身亡的,多达几千人。
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不管身份是否明确,都可以分为三类:衣着整齐,体内没有酒精,是投河自杀;衣着整齐,但饮酒过量,是意外落水溺亡;身着泳装的是游泳时意外淹死的。
然后就是凶杀死亡。这些尸体会交给警方的刑警部门,再送到库兹明教授这里来。即使这样,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与其他城市一样,其中的大多数是“家庭内部”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家庭凶杀,或者罪犯是家庭成员。警方通常在案子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就拿到了尸体。尸检只是为了证明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伊凡刺死了他老婆,尸检只是帮助法庭尽快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酒吧斗殴和黑社会争斗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他知道警方的侦破率仅为百分之三。查清死亡原因并不难,颅脑中弹就是颅脑中弹,一目了然。警察能否找到凶手(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则不是教授关心的问题。
在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局知道死者是谁。他们偶尔也会遇到身份不明的人,第一五八号尸体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助手揭开盖布的时候,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兴味索然地走了过去。
哦,他想道,奇怪,颇有意思。那种普通人闻到马上会感到窒息的恶臭,并没有对他起到什么作用。他早就习惯了。他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走了一圈,眼睛盯着这具破损的尸体。很奇怪。
头部看上去比较完整,只是眼眶内空空如也,不过,他明白,眼睛是被鸟儿叼走的。这尸体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躺了大约六天才被人发现。骨盆以下,双腿似乎已经脱色,还因时间过久而开始腐败,但没有受损。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青肿,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
他放下解剖刀,把尸身翻过来,背部也是伤痕累累。他又把尸体翻回去,开始动手解剖,并把他的发现口述给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他要根据录音内容整理一份尸检报告,交给彼得罗夫卡大厦的民警局刑警。他的录音从日期开始:1999年8月2日。
美国,华盛顿
1986年2月
中旬的时候,杰森·蒙克很高兴,他的苏联东欧处领导则略微吃惊——比奥特尔·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没去接触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更没有联系美国使馆。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柏林地址写了一封信。
提供这个地址,风险很大,但也经过了精心安排。如果索洛明向克格勃举报这个地址,那他就说不清了。审讯官知道,除非他已经同意为中情局效劳,否则是不会得到这个地址的。如果他争辩说,他只是假装为中情局效劳,那就更糟糕了。
审讯官会这样问他:为什么你没在第一时间向亚丁的军情局上校报告?为什么你让那个美国人逃走?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对整个事情只字不提,要么加入。来信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来往国外的邮件都要经过审查,所有电话、电报、传真和电传也一样。但苏联内部的信件数量庞大,不可能全部检查,除非发件人或收件人已被列为可疑分子。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集团内部,包括东德。
东柏林的地址属于一个地铁司机。他为中情局当邮递员,获得了不菲的报酬。他的公寓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一栋破败的楼房里,寄给他的信件总是以法兰茨·韦伯作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确实是这套公寓的房客,但已经过世了。如果地铁司机受到盘问,那么他会辩解说,是来过两封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信是寄给韦伯的,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信都扔掉了。他是清白无辜的。
来信从来没有回信的地址或姓氏。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腔滥调:希望你过得不错,我这里一切都很好,你的俄语学习进展如何,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重逢叙旧。祝一切顺利,你的笔友伊凡。
即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即国家安全局,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测,韦伯在某次文化交流活动时遇到一个苏联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还是受鼓励的。
即使国安局破译了在字里行间用显影墨水写下的信息,那也只能表明,死去了的韦伯曾经是间谍,他逃过了惩罚。
在莫斯科那边,信件一旦投进邮筒,寄信人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收到苏联的来信后,地铁司机海因里希便将它送到柏林墙对面的西德。他传递信件的方法很奇特,不过,冷战期间,在被分隔的柏林市发生过许多更为奇特的事情。实际上,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从来没被抓到过。冷战结束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希退休后过上了舒适的晚年生活。
1961年,为阻止东德人外逃而建立柏林墙之前,柏林有一个全城的地铁系统。柏林墙建起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许多隧道被堵住了。但东德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线路,地铁列车隆隆响着穿过西柏林的一小块地面。
这条线路从东柏林出来,驶过一小片西柏林地面后又返回东柏林。列车行驶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会被封闭起来。东柏林的乘客可以坐在车厢里俯视很小的一片西柏林土地,但是他们无法踏上那片土地。
海因里希在高架铁轨上的列车司机室里独自驾驶着。他会打开车窗,在列车经过某一地点时,用弹射器把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物体,抛到外面一个废弃的炸弹坑里。那里总有一个中年男子在遛狗,他知道海因里希的工作班次时间。当列车哐当哐当响着从视线里消失后,他会捡起这个高尔夫球,带回去交给中情局阵容强大的西柏林情报站。球体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都是好消息。他回国后,先是详细地汇报了工作,接着是一周的假期。他已经返回国防部报到,等待新的工作分配。在大楼的门厅里,国防部副部长发现了他,就是三年前曾要索洛明帮助修建夏季度假别墅的那位副部长,现在已晋升为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戴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他其实是通过政治手段爬上来的。他很高兴地看到,他的随从人员中,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经验丰富的战士。对于那栋夏季度假别墅能按计划完工,他也很满意。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刚刚退休,于是,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并让他担任了副官的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假如克格勃截获并破译了这封信,那他肯定完蛋。但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使馆,所以他告知了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因为也门内战的阻碍,在离开亚丁之前,他没能领到更为先进的通讯用具包。
十天后,他接到一份关于交通违章的处罚通知,信封上印有交通总局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不会受到检审。信件和信封伪造得相当逼真,他差一点要给交通局打电话提出异议:他从未闯过红灯。然后,他看到了从信封里漏出的沙子。
他与要送孩子去上学的妻子吻别,等到独自一人时,找到从亚丁带回来的洗漱用具包,取出偷偷放在里面的一瓶增强液,涂在通知上面。信息的内容很简单:下星期天半晌午时,在列宁大街的一家咖啡馆。
在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一个陌生人从他旁边经过,边走边穿上大衣,以抵御外面的寒冷。那人空荡荡的袖管里面掉出一包苏联产的万宝路香烟,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他用手中的报纸遮住香烟。穿大衣的人离开了咖啡馆,没有回头观望。
烟盒里似乎塞满了香烟,但二十个过滤嘴被粘在一起,下面没有纸烟。空隙处有一架微型照相机、十个胶卷和一张卷烟纸,描述了三个死信箱,还有如何去找到它们的说明,还有六种类型的粉笔记号及其位置,表示信箱已经空了,或需要去提取。此外,里面还有蒙克个人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开头部分是这样的:“嗯,猎手朋友,我们将要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月后,“猎户座”第一次投递了情报,并提取了更多的胶卷。他的情报来自苏联绝密的军工部门,其价值无法估量。
库兹明教授检查第一五八号尸检报告的稿件,动笔做了几处注释。他不想请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安排重新打印,就让刑侦处的刑警们自己去推理吧。
他确信,这份报告肯定会被送到刑侦处去。他同情每天超负荷工作的侦探,只要没什么疑问,他会尽可能签署“意外死亡”或“自然死亡”的证书,然后死者亲属就可以领走尸体,按照他们的意愿料理后事。如果是身份不明的尸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里,则要留在停尸间里。他会通知“失踪人员”部门去核对,但如果他们也给不出对应的身份,则将由莫斯科民政部门做出安排,把尸体最终送去贫民墓地,或是医学院的解剖课堂。
但第一五八号尸体是被谋杀的,这基本上可以肯定。除了行人遭遇高速行驶的卡车撞击,他很少见到这么严重的内伤。一次重击,即使是遭到卡车的碰撞,也不会有那么多创伤。他假设遭受一群水牛的践踏也会出现那样的后果,但莫斯科周边很少有什么水牛,而且牛群也应该会同时踩踏头部和腿部。一五八号尸体的颈部与臀部之间,前后都遭到过钝器的多次重击。
做完注释后,他在报告结尾处签名,写下了尸检日期:8月3日,然后放在了“待寄发”的盘子里。
“是谋杀吗?”女秘书问道。
“是谋杀,但身份不明。”他确认说。女秘书在牛皮纸信封上打字后,把报告塞进去,放在了身边。晚上下班时,她会把报告交给住在底层小房间里的门卫,门卫会及时转交给面包车司机,司机会将它递送到莫斯科市内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