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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枪杀地点不远处的一家饭店里,有人听到妇女的尖叫声后张望窗外,然后用饭店经理的电话拨打03,呼叫救护车。
救护人员原以为是要抢救一名心脏病患者,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穿双排扣蓝色西服的人,胸前有弹孔,身下则是一摊鲜血。他们报了警,然后救护车朝着最近的医院疾驰而去。
一小时后,波特金医院的创伤科里,刑侦处凶杀科瓦西里·洛帕京警官阴郁地盯着推车上的尸体,夜间值班的外科医生在一旁摘下了乳胶手套。
“没希望了。”大夫说,“一颗子弹直接穿透心脏,是近距离射击的。子弹还留在体内,尸体解剖时会找到的。”
洛帕京点点头,出人命了。莫斯科枪支泛滥到足以装备起一支部队。他知道,要找到发射子弹的那支手枪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枪主了。他已经在基赛尔尼大街上确认,目睹枪杀案的那位妇女已经走了,她似乎看到了两个杀手和一辆轿车,但没有其他描述。
在不锈钢轮床上的死者皮肤苍白,满脸雀斑,姜黄色的络腮胡十分醒目,表情略显吃惊。勤杂工把一条绿色的床单盖在尸体上,遮住了照射在尸首身上的灯光。
现在尸体全身赤裸,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衣物,一只铁制的肾形盘子里盛着几件个人物品。刑警走过去拿起外套,看了看衣领内的商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是外国货。
“你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外科医生。
大夫查看西服里镶边的标签。
“兰……道,”他慢慢读出来,然后是该服装商店名字下面的字,“邦德街。”
“这个呢?”洛帕京指向衬衣。
“玛莎百货,”外科医生读了出来,“那是在伦敦,”他补充道,“邦德街应该也在伦敦。”
有关人的排泄物和两性生殖器的骂人词语,在俄语里有二十多个。洛帕京在脑子里把它们全都过了一遍。英国游客,噢,天哪。行凶抢劫搞错了对象,肯定是英国游客。
他翻看了一下个人物品,东西不多。当然,这其中没有硬币,俄罗斯硬币早就毫无价值了。里头有一块叠得很整齐的白手帕、一只透明塑料袋、一枚图章戒指和一块表。他猜测,也许是那个妇女的尖叫声把凶手吓跑了,所以没能来得及把手表从死者的左手腕摘下,也没能把戒指从小指头上脱下来。
但这些东西都证明不了身份。最糟糕的是,没有钱包。他又去翻找衣物。鞋子里面有“教会”的字样,是普通的黑色系带鞋;袜子是铁灰色的,没有商标;内裤出现了同样的“玛莎百货”字样;领带——根据医生的说法,是来自杰明街的滕博阿瑟时装店,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伦敦的。
绝望超过了希望,洛帕京又去看西装。医院的勤杂工忽略了一件物品,在有些男士放眼镜的上口袋里,有个硬东西。他取了出来,是一张穿了孔的硬塑料卡片。
这是酒店的房间钥匙,不是那种老式的,而是电脑的磁卡钥匙。为安全起见,钥匙上没有房间号码,这样可以防止小偷进入房间行窃,但上面有民族大酒店的商标。
“这里有电话吗?”他问道。
假如现在不是8月份,那么这会儿,民族大酒店的本尼·斯文森经理是会待在家里的。但最近游客众多,而且两名员工因患热伤风请了病假,所以他一直在酒店里工作到很晚。这时,酒店总机的电话响了。
“是警方来电,斯文森先生。”
他按下“连接”开关,接通了洛帕京的电话。
“什么事?”
“是经理吗?”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哪位?”
“洛帕京警官,莫斯科民警局刑侦处凶杀科的。”
斯文森的心往下一沉,对方说是凶杀科的。
“你们酒店是不是有一个英国游客?”
“当然有,好几个呢,至少有十二个。怎么啦?”
“我给你描述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想起来:身高一米七,姜黄色短发,姜黄色大胡子,深蓝色双排扣西装,领带上的条纹很怪。”
斯文森闭上眼睛,咽了一下口水。哦,天哪,这只能是杰斐逊先生。晚上还在酒店大堂看到他在等车呢。
“出什么事了?”
“他遭到了抢劫,现在波特金医院。你知道那里吗?在马戏场附近。”
“当然知道。可你刚才说是凶杀科?”
“很抱歉通知您,他已经死了。他的钱包和所有身份证件似乎都被偷了,只剩下一张塑料的房间钥匙卡片,印有你们酒店的标志。”
“请别走开,警官。我马上过来。”
本尼·斯文森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好长时间,内心十分惊恐。他做了二十年的酒店生意,从来没有听说过客人被谋杀的事情。
业余时间,他唯一的爱好是打桥牌。他想起来有个常常一起打牌的搭档,是英国使馆的职员。他查阅了自己的电话本,找到那位外交官的住宅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这时候已经快午夜时分,那人已经睡着了,但听到消息后很快就清醒过来。
“老天爷呀,本尼,是他吗?是为《每日电讯报》写稿的那位记者?我不知道他来这里了啊。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你。”
外交官放下电话。这事闹大了,他心里想。英国公民一旦在国外遇到麻烦,不管是死是活,都是领事部的职责范围,但他认为应该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某个人。于是,他拨打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
苏联,莫斯科
1988年6月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回家已经有十个月了。在国外招募的线人,回国后总是会有改变主意或不来联络的风险,会销毁已经得到的密码、隐形墨水和特殊纸张。
对此,招募间谍的情报机关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谴责那个间谍,但这样做也没有意义,而且残忍,也没有好处。在敌人内部从事反对暴政的工作,是需要头脑冷静的,但有些人并不具备这一点。
与兰利的每一个人一样,蒙克从来不把反对莫斯科政权的人与美国的叛徒相提并论。后者是背叛了全体美国人民及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如果被捕,他会得到人道的待遇和公正的审判,他可以找最好的律师。
苏联人反对的,则是一个只代表了全国不超过十分之一人口的利益,却控制着其余百分之九十国民的野蛮专制政府。一旦被抓,他会遭受毒打,不经审判就会被处决,或者被送去劳改营。
但克鲁格洛夫信守了诺言。他已经三次通过死信箱,投递了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有价值的内部文件。经过适当的编辑并对信息来源进行捏造后,美国国务院得以在坐到谈判桌之前,就已经了解苏联人的谈判定位。在1987年到1988年间,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叛。波兰已经离去了,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闹得沸沸扬扬。关键是要了解苏联想采取的对策,重点是要知道莫斯科本身是不是已经力不从心、人心涣散。克鲁格洛夫披露了这些信息。
但5月份的时候,“德尔斐”表示想见个面。他有重要的事情,想见见朋友杰森·蒙克。哈利·冈特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