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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委员会的人数仅限五个,其成员有地域政治组组长、战略组组长和经济组组长,加上毛遂自荐的索尔·内桑森和奈杰尔·欧文。欧文差不多担任了主席的角色,回答了其他人的提问。
“我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吧,”经济组组长拉尔夫·布鲁克说,“你是否打算去暗杀这个科马罗夫?”
“不。”
“为什么不?”
“因为成功率很低,而且在这个案子里,即使成功,也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不能成功,奈杰尔?”
“我没说不能,只是非常困难。这个人安保措施极为严密,他的保镖和卫队长都不是饭桶。”
“但即使成功,也不解决问题?”
“是的。这个人会成为烈士,另一个人将踏着他的足迹继续横扫全国。很可能会执行相同的计划,继承先烈的遗志。”
“然后呢?”
“所有的政治家都害怕捣乱。我相信,这是美国人的说法。”
房间里有些人苦笑了一下。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一直想去给外国的几位左翼领导人添乱。
“需要准备些什么?”
“预算资金。”
“没问题,”索尔·内桑森说,“要多少,说吧。”
“谢谢。这个以后再说。”
“还有呢?”
“一些技术保障,大多数都是可以买到的。还需要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一个去俄罗斯干某些工作的人,一个优秀的人。”
“那是你的专长。如果——我说如果,经仔细考虑之后,能使科马罗夫名声扫地,使他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奈杰尔?”
“其实,”欧文说,“这才是主要的问题。科马罗夫不只是一个江湖郎中。他很老练,富有热情和人格魅力。他能够理解并迎合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他是偶像。”
“什么?”
“偶像。不是宗教圣像,而是一种象征。他代表了某种东西。国家是需要某种东西、某个人或某种象征的,人们可以对其效忠,各种不同的人群会因为它而产生认同,由此团结起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象征,人们就会发生内讧。俄罗斯幅员辽阔,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共产党的统治是残忍的,但它达成了团结。南斯拉夫也一样,高压政治下的团结一旦崩溃,我们看到过发生了什么。用意志去达成团结,必须要有这种象征。你们美国有星条旗,我们英国有皇冠。目前,伊戈尔·科马罗夫是他们的偶像,只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破绽百出的偶像。”
“他打着什么主意呢?”
“与所有的煽动家一样,他会利用人们的希望、欲望和爱憎,但主要是利用恐惧。由此他会赢得民心。有了民心,他就会有选票,有了选票,就有了权力。然后他就会利用权力去建立国家机器,去实施《黑色宣言》制定的目标。”
“但如果他被摧毁了呢?那就会回到混乱状态,甚至会引起内战。”
“很有可能。除非能在这个方程式里引入另一个更好的偶像,一个值得俄罗斯人民效忠的偶像。”
“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来没有过。”
“哦,曾经有过,”奈杰尔·欧文说,“很久以前有过。他是全俄人民的沙皇。”
美国,兰利
1990年9月
图尔金上校,也就是代号为“来山得”的间谍,发来了一封急件,是专门发给杰森·蒙克的。那是一张明信片,画面是东柏林的歌剧院咖啡馆露台。信息的内容简单而又无害。“希望再次见到你。祝好,何塞-玛丽亚。”它是寄给在波恩的一个中情局安全信箱的,邮戳说明是在西柏林的一个邮筒投寄的。
在波恩的中情局人员不知道这张明信片是谁寄来的,只知道是寄给兰利的杰森·蒙克。于是他们转寄过来了。邮件在西柏林投寄并不意味着什么。图尔金只是轻抬手腕,把贴足了邮票的信件通过敞开的车窗扔进了一辆路过的轿车,那是一辆挂西柏林牌照的汽车,正返回西部。他只是简单地对吃惊的司机嘀咕了一声“请帮忙”,然后继续向前走去。等到他的尾巴从街角拐过来时,已经错过了这一幕。好心的柏林人把明信片寄出去了。
这种接触后离开的方法是不值得推荐的,但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明信片上潦草写下的日期很奇怪,是错误的。明信片是90年9月8日寄出的,德国人或西班牙人书写日期的习惯是先写日期,再写月份,最后写年份,即:8/9/90。但卡片上的日期似乎是按照美国人的“月/日/年”顺序书写的:9/23/90,即90年9月23日。对杰森·蒙克来说,其意思是:我想在9月23日晚上九点钟会面。签名处的一个西班牙语名字,意为:情况很严重、很紧急。
会面的地点显然是在东柏林歌剧院咖啡馆的露台。
按计划,柏林城市的最后重新统一,以及德国的重新统一,是在10月3日。苏联对东部的法令将会结束。西柏林的警察将会进来接管。克格勃的行动范围将退缩到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苏联使馆内。一些大型行动必须撤回到莫斯科去。图尔金有可能与他们一起撤走。如果他想逃跑,现在正是机会,但他的妻儿还在莫斯科。学校的秋季学期刚刚开始。
他想说点什么,他想亲口对他的朋友诉说。情况紧急。与图尔金不同,蒙克知道“德尔斐”“猎户座”和“飞马星座”的消失。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担心了。
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把《黑色宣言》的全部复印件,除了他本人的以外,都在他的亲自监督下付之一炬,留下的灰烬随风飘散了。
欧文与主人一起离开了,他感谢主人用格鲁曼飞机把他送回华盛顿。在飞机上,他用安全电话与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位老朋友通了话,定下了一起吃午饭。
然后,他在主人对面的高靠背皮椅里放松了。
“我知道我们不该再问下去了,”索尔·内桑森说,他倒了两杯佳酿的霞多丽葡萄酒,“但我可以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我亲爱的朋友,当然可以。可我不能保证答得出来。”
“那我就问了。你来到怀俄明州,是希望委员会能批准某种行动,对吗?”
“嗯,我想是这样的。但你们已经都说出来了,比我说得更好。”
“我们都感到震惊,真的。但与会人员中有七个犹太人。为什么是你呢?”
奈杰尔·欧文俯视着机身下面飘过的云层。在他们身下的某个地方,是广阔的麦田,现在或许正在收割麦子,那是粮食。他眼前又浮现出另一个地方,那是很久以前,路途遥远:英国士兵正在阳光下呕吐,戴着防毒面具的推土机司机在把堆积如山的尸体推到深坑里去,臭烘烘的床铺里伸出了骨瘦如柴的手臂,默默地乞讨食物。
“真不知道为什么。经历过一次,再也不想看到这一切重演。可能是我太老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