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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裹挟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吹打着斯拉维扬斯基广场,每年的11月下旬都会下雪,预示着寒冬即将来临。
胖神父弓着头迎着寒风匆匆穿过外边的大门,跨过小院子,进入了库利斯基的全圣教堂,里面很温暖,还有一股湿衣服和熏香的气味。
他再次受到了停在外面的一辆轿车的监视。在确认没人跟踪后,格里辛上校下车跟在他后面进入了教堂。
“你打电话了。”他说。他们并肩站在远离几个祈祷者的地方,装作是在研究墙上的圣像。
“昨天夜晚。有一位客人。是从英国来的。”
“不是美国来的?你确定不是美国的?”
“不是,上校。刚过十点钟,圣座要我去接待一个来自英国的先生,让他进来。他与翻译一起来的,后者比他年轻许多。我让他们进来,陪同他们进了书房。然后,我端去了咖啡。”
“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在房间里时,年长的英国人正在为说不好俄语而道歉。年轻人把所有的话都翻译过来。后来,大主教让我把咖啡放下,打发了我。”
“你在门口偷听了?”
“我是想偷听。但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似乎把围巾挂在门把手上。它挡住了我的视线,大部分的谈话我都没能听到。后来有人过来了,是哥萨克卫兵在巡逻,所以我只得离开了。”
“他说过他叫什么名字吗,那个年长的英国人?”
“没有,我在的时候没有说过。或许我在外面准备咖啡的时候说了。由于那条围巾,我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的也很少。我听到的话也没什么意义。”
“你听到什么了,马克西姆神父?”
“大主教只有一次提高了嗓门。我听到他说:‘请回沙皇?’他似乎很惊奇。然后他们放低了声音。”
格里辛上校站在那里,凝视着圣母玛利亚怀抱婴儿的壁画,他感觉好像挨了一记耳光。他听到的话对于这个愚蠢的教士来说也许没什么意义,但对他来说就意义重大了。
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君主就是国家元首,总统这个职位是没有的。政府的首脑是首相,虽然是组成政府的多数党领袖,但还得听从议会,即国家杜马。这与伊戈尔·科马罗夫一党专制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他的长相?”他平静地问道。
“中等身高,瘦瘦的,一头银发,七十岁出头一点。”
“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
“哦,他与美国年轻人不同。他是坐轿车来的,汽车在外边等候。我送他们出去时,车还停在门口。不是出租车,是豪华轿车。汽车开走时,我记下了车号。”
他递给上校一张纸条。
“你干得很好,马克西姆神父。这事我们会记住的。”
阿纳托利·格里辛的侦探们没花多长时间就搞清楚了。他们给交管局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就得到了汽车的号牌。该汽车是民族大酒店的。
宣传部长库兹涅佐夫去跑腿了。他那几近完美的美国英语,能使俄罗斯职员以为他确实是美国人。刚过午饭时间,他出现在民族大酒店,朝礼宾部的门卫走了过去。
“嗨,对不起,你说英语吗?”
“是的,先生。”
“太好了。你看,昨天晚上我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家饭店吃饭,隔壁一桌有一个英国人。我们聊了起来。他离开的时候,把这个忘在桌子上了。”
他举起一只打火机。是卡地亚,镀金的,很贵重。门卫迷惑了。
“是吗,先生?”
“我去后面追他,但来不及了。他已经坐车离去了……是一辆黑色的大奔驰。但饭店的保安认为那也许是你们的车。我就记下了车号。”
他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
“哦,是的,先生。是我们的车,对不起。”
门卫在本子上查看了一下昨天晚上的记录。
“那肯定是特拉肖先生。要我把打火机转交给他吗?”
“不用了。我会交给服务台的,他们可以把它放在他的房间钥匙存放格子里。”
库兹涅佐夫愉快地挥挥手,信步走向服务台。他把打火机装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
“嗨,你好。能告诉我特拉肖先生的房间号吗?”
服务台后面的俄罗斯女孩皮肤微黑,长得很漂亮,偶尔为外国人做一些兼职工作赚点外快。她绽出了微笑。
“请等一下,先生。”
她把名字输入桌子上的电脑,然后摇了摇头。
“对不起,特拉肖先生和他的同伴今天上午已经离开了。”
“哎哟,真讨厌。我希望能够赶上他。你知不知道他离开了莫斯科没有?”
她输入了更多的数字。
“是的,先生,上午我们确认了他的航班。他坐中午的飞机返回伦敦去了。”
库兹涅佐夫并不知道格里辛为什么让他去查询神秘的特拉肖先生的下落,但他还是把发现的情况作了汇报。他离去后,格里辛动用了他在内务部移民局签证申请处的联系人。申请人的详细资料用传真发给了他,申请表上的照片是从伦敦肯辛顿花园的俄罗斯使馆搞到的,由信使给他送了过来。
“把照片放大到八乘十英寸。”他告诉工作人员。这张英国老头的面孔,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但他认为对某个人来说也许是有意义的。
顺着特维尔大街走三英里,有一条已经两次改名的通往明斯克的公路,附近有一座凯旋门,它的一边是马罗塞卡大街。这里有两栋公寓大楼,专供退休的克格勃高级情报官居住,他们领取国家退休金,在那里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
1999年冬天,公寓的居民中有一位令人敬畏的年老的间谍头子——尤里·德罗兹多夫将军。在冷战的高峰时期,他组织过克格勃在美国东海岸的所有行动,后来被召回莫斯科,出任极为秘密的“非法特工”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