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 (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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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想委任邓汉祥为他的参谋长，邓汉祥回答：“既蒙不弃，当尽绵薄之力，但我与你的部队一无历史渊源，参谋长一职实难从命。”

见邓汉祥答应入幕，刘湘已经喜不自禁，正在考虑其他可以借重的职位，邓汉祥忽然冒出一句：“敢问今后志趣何在？”

那个时候的刘湘，和鼎盛时期的刘文辉差不多，西装革履之下都藏着一颗闷骚的心，他毫不犹豫地答道：“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固所愿也。”

邓汉祥略一沉吟，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公既具此雄心壮志，应宜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近攻之事，君自权衡，远交方面，我愿略效微劳。”

君臣一拍即合，此后邓汉祥便受命驻外，成为刘湘在京沪两地的“驻外使节”。

邓汉祥虽未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但凭着非党派身份和在幕僚界的清誉，他与蒋介石座下的主要谋士杨永泰、张群，以及大将何应钦，均素有深交，这三人在蒋介石面前又都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重臣，因此也被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

有了这三把钥匙，加上游幕经历丰富，邓汉祥基本可以做到“使于四方，不辱使命”。

到了中原大战，别说是刘湘叔侄，就连蒋介石都难以预测自己的命运成败，因为角力的双方势均力敌，就看东北的张学良肯支持哪一方。

张群衔蒋之命，去沈阳拉拢张学良，可是张学良却吞吞吐吐，词语暧昧，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把个张群急得团团乱转。

正好邓汉祥也代表刘湘来沈阳打探内情。在段祺瑞幕中时，邓汉祥曾数次赴东北，与张学良有旧，当他以“与楚抑或与汉”相询时，张学良明确答复：助蒋。

张群转而询问邓汉祥，邓汉祥要为张学良保密，不便明言，只说：“看来你的使命一定是能够完成的。”

张群心领神会，急电蒋介石，谓已大功告成。这边邓汉祥也在第一时间给刘湘发去电报，使得刘湘没有像他的叔叔刘文辉那样一步失算，走出大败招。

为确保刘蒋会谈取得成功，邓汉祥已代表刘湘谒见蒋介石，并与张群、杨永泰多次协商，给刘湘铺足了路，现在见“主公”相召，他又急忙从上海赶到汉口。

刘湘问邓汉祥：“你看蒋介石这回约我去，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已知端倪，他一语道破天机：“蒋会提高你的地位，利用你来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但同时也免不了要以防堵红军为由，派重兵入川。”

早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邓汉祥的实话实说，还是使刘湘愈加忐忑不安，可他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只得解缆行船，边走边想。

到了武穴，刘湘终于想通了，他对邓汉祥说：“我主意已定，阻止中央红军北上，防其入川，本来就是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能放蒋介石派兵进来。”

刘湘分析，假使红军只是路过，那就是虚惊一场，大家井水犯不了河水。退一步说，如果中央红军的目的真是要拿下四川，川军出于保卫桑梓之情，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

反之，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川，固然可以增强对抗红军的实力，可那样的话，胜败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到最后，收局的将是老蒋，而不是他刘湘。

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船到南京。

南京方面的接待规格很是隆重，除蒋介石外，其他文武大臣均至下关恭候。

稍事休息之后，刘湘便由杨永泰陪同，前去面见蒋介石。

进“宫”之后，刘湘忽然变得笨拙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蒋介石颇为诧异，以为刘湘是奔波劳苦所致，只好让他先下去休息。

下来后，杨永泰笑着对邓汉祥说：“你这位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

虽是劝谑之词，二人私下又是老友，但邓汉祥听到之后，仍立刻板起脸，正色道：“你不要把人认错了。”

刘湘不过装傻而已，他是害怕蒋介石提出派兵入川，无法当面回绝。蒋介石没有谈成，只得临时安排杨永泰等人与邓汉祥进行磋商。

南京方面开出的价码，是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以下简称剿总），授权打破防区，统一军政，今后川军军费和军火全部由南京政府负责发放。除此之外，四川可独立发行巨额公债，以偿还近年来所积债务，缓和财政困境。

这些都是预期好的，接下来才是最关键最棘手的。

鉴于举国红军都将涌往四川，以四川一省之力来抗衡红军，恐难有把握，因此蒋介石的意思是，拟派十个师的“中央军”从川东和川北两路入川，以协助作战。

邓汉祥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是客套几句，表示这种布置很周密，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还应特别考虑四川军民的心理。”

邓汉祥开宗明义：“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及北洋军几次入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

此话一说，对面几位马上不乐意了。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怎么能跟滇军、黔军、北洋军相提并论呢？”

邓汉祥点点头：“中央军固然跟他们不同，但一般川民不会这么看这么想，他们还会认为你们是客军。”

邓汉祥又说：“四川全省军队尚有五十万，不难和红军一拼，如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而使五十万川军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反而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刘湘）个人纵然肯负责，亦恐无济于事。”

杨永泰等人都听出来了，不就是不想让“中央军”入川吗，还找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双方各为其主，免不了又是一场口舌之争。

邓汉祥回去跟刘湘一汇报，刘湘便在第二轮会谈时拿出了杀手锏：“中央军”一定要入川，我就不当这个“剿总”了！

几番往返，蒋介石摸到了刘湘的底线，便打消了派兵入川之意，另外建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进驻四川。

在性质上，参谋团属于“行营”派出的临时性幕僚机构，并不具备统辖军事和民政的权力，参谋团主任又是刘湘的速成同学贺国光，这些都让刘湘难以回绝，当下就点头应允了下来。

1934年12月8日，刘湘谒蒋辞行，搭轮回川，贺国光随行身边。

刚刚回到重庆，刘湘就得知，长征的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他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群，来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在长江以南，则取攻势，沿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发起攻击。

知道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来，谁也搞不清。加上中央红军里还有刘湘的熟人，比如朱德、刘伯承，此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出来的宿将，又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胸，这就使谜底变得更加难解了。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五条入川路线。

问题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攻势，刘湘不敢把那里的川军主力调过来，但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路上都守着，他又哪里派得出这么多兵。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随时作出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