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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义也知道,大宋立国时间短,老百姓说话随便惯了,还没有真正地领教到皇权的威严,遇事总会胡言乱语或者造谣生事。自己刚刚坐上皇位,一时半会儿还改变不了社会上的这种不良习惯。
所以,一定要在适当场合委婉地做一些说明,如今汴京城里已经猜疑声四起,唯一要做的,就是让议论的人越来越少,时间越短范围越窄最好。
对于朝廷大臣来说,暴崩两字可以理解,也能够接受。因为说是暴崩,那也属于正常死亡,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毕竟皇上也是人呐。今天自己顺利地登上皇位就是证明。
难的是世人,人们肯定不会满意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他们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否则只会瞎猜疑,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多多少少要做些解释,可怎么解释怎么说明,却是个难题。
完全不作解释行不行?赵光义立刻否定了自己,那样做很愚蠢,行不通,那会让人说是贼人胆虚,因为全天下人都已经知道自己与兄长一起喝酒的事实,搁谁都得往坏的方面想,不想才怪。
那就装作不心虚,不理不睬,索性什么都不说?反正自己做了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还怕你们反吗?恐怕这样也不行,朕怕的不是眼前有人闹事,没人敢,没人有这能耐。自己坐镇开封府这么多年,心里有数。
他在慢慢地理着思路,先是这样几个事实已被臣民接受。一是昨晚皇上和我在一起喝酒,喝酒时皇上还好好的呐;二是我在下半夜出宫回了我的晋王府;三是皇上是在凌晨暴崩。
我必须承认暴崩这个事实,因为宫里宫外都已经用这两个字定性了皇上的意外死亡。同时,我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兄长暴崩明明是在我走了以后。我离开时好好的嘛,宫里生了什么事,我怎么知道?我也想不到会出这样的大事呀,我也不愿意呀,可是人们能理解吗?自己真能理直气壮吗?他也拿不准。
接下来,肯定会跟着一连串的问题抛给他。
人们会问,皇上过去有没有什么大病,这些天有没有什么症状;太医是干什么吃的,最近有没有召太医检查过身体;饮酒当夜有没有什么不适和异常,等等等等,一开了头,那就会问个没完没了。
特别是问到饮酒当夜的情景,这个问题更难回答,矛头肯定指到自己身上。如果解释说我兄弟二人一起饮酒,气氛很和谐,是酒喝多了引了旧病。
那样人们就会问了,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喝多了喝醉了,可是都喝成这个样子了,你做兄弟的怎么照顾怎么安排的,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这是兄弟应该干的事吗?你这做兄弟、臣子的没尽到义务,就算你要回家,总该叮嘱宫人悉心照料吧。
人们接下来就会问,酒席散了皇上就驾崩了,显然是喝酒引了旧病,可是直到现在都没见到要追究哪个医官的责任,说明医官平日里是尽职尽责的。同时也说明皇上平时的身体状况良好,所谓旧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话说回来,既然没什么要命的病,怎么好端端地就暴崩了呢?
这个问题谁能回答?世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推来推去还得推到赵光义身上,也许连他也不清楚兄长的健康状况,你让他说什么?毕竟皇宫和王府等级森严,做臣子的怎能随意打听宫中的消息。如今出了事了,就往我身上推,赵光义顿时觉得自己挺委屈。
自然而然地最怕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没大毛病,为什么喝酒能致命?会不会这酒有什么问题,难道皇上喝的是劣酒、假酒?
再深一步,怀疑者该借题挥了,要真地是酒本身有问题,那应该追究御膳房的责任。可是兄弟二人一起喝酒,为什么一个死了一个没事,又不像是酒的问题呀?
他怕就怕人们的目光集中到这一点上,酒是不是有问题。兄弟一起饮酒出了事,肯定是酒里下了毒,一个死了,另一个肯定是下毒的人。一旦有人不知好歹地提出这个疑问,弑兄篡位的罪名就会扣到自己的头上。
既然无论如何人们都要往这方面猜,那还是得说点什么?与其让他们信口开河,到处打探细节,甚至会揪住宫女宦官套话,那些人一旦吓坏了慌了神,或者吞吞吐吐,或者东一句西一句,就该引起人们起疑了。倒不如加以引导,这样反而好控制。
但是怎么引导呢?自己去说去解释肯定不行,他就是再怎么赌咒誓,也会让人说欲盖弥彰。赵光义思前想后也拿不定主意,因为他既是悲剧的参与者、见证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他怎样解释也不合适,怎样辩白也不能打消所有臣民的猜疑,总之,由自己去解释,说与不说都不会让人满意。
其实他还有一个撇清自己的更好理由,天气骤变是上天示警吧,太祖应该斋戒沐浴、修身养性才对,而不应该花酒放纵,因而遭到天谴。天变,总不能说是我操纵的吧,我又不会呼风唤雨,嗯,这个解释说得通,在理。只是如此一来,容易激民众的想象力,搞不好会把朕塑造成通神近妖的形象,那就适得其反了。
在空荡荡的大殿里,赵光义不停地思前想后,不停地踱步,有时站在炭火前烤烤火。怎样引导人们不要总是纠缠在这四个字上,引导人们往别处想想行不行?
思来想去,他觉得还是不保险,他又想到年初在晋王府里的那场谈话。算了,实在不行,还是按程德玄最先提出的方案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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