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其人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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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近代中国史，绕不开康有为，因为康有为的成长史，既是一部清末中国的发展史又是演变史。
康有为（1858-1927年），名、号很多，因是广东南海人（现佛山市南海区），所以多称其为“康南海”。
康有为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家庭，少年聪颖，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4岁时就会识字，5岁能够背诵几百首唐诗，6岁入私塾，师从番禺简凤仪，当年就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孝经》，据说有人出“柳成絮”为题让他作对，康有为应声而答“鱼化龙”，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觉得“此子非池中之物”，于是得“神童”之名。
由于其祖父悉心教之以诗书礼仪，督其以古代圣贤为榜样，导致少年康有为不知不觉中一言一行刻意模仿，不但不苟言笑，而且言必称“圣人”，同乡人都笑称他“圣人为”，康有为欣然接受，常以圣人自居。自记，“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258这种少年才情是李鸿章、洪秀全，更是曾国藩所不能比的。
1876年，19岁的康有为拜南海著名学者朱次琦为师，求学于礼山草堂。在朱次琦独立思考精神的影响下，青年康有为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各家学说，大胆质疑，认为韩愈学问浅薄，浪得虚名，甚至不把宋明时期的大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根本没什么学问。这让同学们惊骇不已，认为他目无尊长，言语放肆，逐渐疏远他，老师朱次琦也“笑责其狂”。
郁闷的康有为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259“哭歌无常”的康有为实在让同学们有点受不了，都认为他得了“心疾”。落寞的康有为只得告别书院，此后，竟然过了一段栖息山林的隐士生活。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读了李圭的《环球地球新录》后，专门游了一次香港，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260
1882年，康有为“高考移民”到北京参加乡试，返乡时路过上海，逛了这个外国人控制下的花花世界，对“西人”治理社会的印象更加深刻，于是他开始认真思考外国人治理国家比中国人先进的原因。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康有为疯狂购买“西书”，“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261，即使是“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类书籍。
后来的一件事情更是推动了他对西学的热爱。1885年3月，康有为突然头痛，很严重，“几乎死去”，在遍请中医毫无效果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西医，于是自行钻研，自行配制西药，给自己治病，居然治好了，这次经历使康有为更加信服西学。262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乡试（考举人），思想不太正统而又醉心于西学的康有为在正统的八股科举中要想取得好成绩是很困难的。很显然，他后来的发展不如曾国藩和李鸿章顺利。
当时，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刚结束不久，他痛感民族危机和朝廷贪污腐败的风气，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八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263。
但是一个普通“秀才”的上书几乎是不可能上到光绪的桌子上的，这跟“上书”本身的思想性并没有关系。心灰意冷的康有为甚至产生了“浮海居夷”的念头，但是最终还是返回了老家。
1890年，33岁的秀才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的墙壁上贴出了广告，准备招学生，开馆讲学。但是招生广告贴出半个月，也没有一个学生光顾。然而不久，转机出现了。有一天，广州五大书院之一的学海堂先生石星巢因事外出，仓促之间，没有替手，忽然想到康有为，便请他暂代一课。讲堂之上，“学贯中西”的康有为口若悬河，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们“无不骇愕”。每天为科举而忙碌那几本教科书的学生们根本没听过这些东西。就这样引来了大弟子陈千秋，陈千秋又拽来了最著名的弟子梁启超。但是梁启超一开始根本看不上康有为，虽然康有为比梁启超大15岁，但此时18岁的梁启超已经考上了举人，而康有为的学历呢？只是个监生264。然而，初次见面，“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康有为就把自以为已经精通上下五千年“旧学”的梁启超打蒙了，感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265举人拜监生为师，其示范效应可想而知。一日之间，康有为声誉鹊起，优秀学子，摩肩接踵，联翩而来，康有为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教书生涯。一年后讲堂搬到邝氏祠，又过半年，驻定文昌后殿，始称“万木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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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像
秀才也没考上的中年康有为，在吸引喜新求异的十八九岁青年学生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讲学的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所以学生夸他“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266在这里，他经常向学生们讲解时事，介绍中外政治制度的利弊，一起讨论拯救中国的方法，其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都是当时社会中较为少有的，梁启超常用“大海潮音”、“狮子吼”来形容康有为的讲课效果。他回忆说，每当康有为“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激动时“联臂高歌，声震林木”。在康有为的引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267。就这样，一个学术团体悄然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治团体，在这里，他成就了一支具有近代西学思想的维新变法队伍。
在广东的这段时间内，康有为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从廖平的《知圣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启迪，相继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268，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人们历来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细节问题我们后面会谈到）。
知识只有和权力相结合，才能发挥它改造世界的功用。一腔热血的康有为要想使自己的理想作用于现实社会，必须要拥有权力。而在那个时代，想拥有权力，对于他来讲，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行。
1894年，刚考上举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但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次结伴北上，来到京城，会试结束，等待发榜。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声讨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深感“士气可贵”，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上清帝第二书》）然而这次上书仍未能上达光绪。269
经过多次折腾，康有为名气大增，许多官员都知道了这个反动的“狂生”。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895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记住了康有为的名字，他就是“守旧，恶西学如仇”的大学士徐桐270。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把康有为挡住。他跟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真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两句俏皮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然而谁知道这份被认定是康有为的试卷，竟是梁启超的。康有为在这次考试中，一反常态，突然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没被考官们查出来。发榜的时间到了，竟然是第五名。事前的幕后操作没操作成，成绩公布了就没办法了，必须按规矩给进士授官。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郁闷的不仅仅是徐桐，康有为也很郁闷，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工部主事，这个小官对他实行变法、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清帝国给他的这个台阶不够高。
为实现理想抱负，康有为仍以文字为武器，以“上书”为敲门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十一日，康有为又上书光绪帝《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三书》。有志者事竟成，《第三书》终于送达光绪帝，并且深深打动了光緒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命令军机处王公大臣对其内容详加讨论，并下令将《上书》抄写4份，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军机处，分发各省督抚将军阅读，一份存乾清宫光绪寝处，一份存勤政殿备览。
收效显著，趁热打铁，康有为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初八日，写了《上清帝第四书》，正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却又被荣禄拒绝。第四书终究没有上达光绪帝，但康有为却因此对袁世凯有了好感。
上书的门路被堵，康有为的倾诉对象开始转向士大夫，于是创办《万国公报》271，于1895年8月17日创刊，“遍送士夫党人”，使其“渐知新法之益”。11月中旬，成立强学会。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1896年1月20日停刊。
1895年11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个强学分会，组织发行了《强学报》，宣传维新变法，派送赠阅，并不收费，但仅发行5天，出版第二期时又被查禁了。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康有为在广州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赶往北京。12月，呈《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史称《上清帝第五书》。因为这个折子情词激烈，刺激人，工部堂官认为他危言耸听，不为代递，心灰意冷的康有为决定移民巴西272。行李都装上车了，却逢翁同龢273来访。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实是：一、康有为留了下来；二、光绪皇帝收到了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的奏折，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三、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工作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但奕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274于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的西花厅进行了一次“论文答辩”，参加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