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党争的发酵：山东巡抚之争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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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跟“日报制”配套的还有另外一项制度——考核制度。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一系列的考核细则制定了，对在防止和平息“拳乱”中表现良好的地方官立即奖，不好的立即罚，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官员立即革职。

当然，袁世凯大人对官场里的各种“小九九”是很清楚的，他太清楚只听取汇报也是不行的，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里有多少弄虚作假和瞒报假报，于是，袁世凯又制定了一个和考核配套的制度——巡视制度。

他派出了多个督导组分赴各地，层层检查、层层督导，责任落实到人，而督导员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就是考核细则，通过制度去管官。

如此一来，各级地方官就不得不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去对付义和拳，县老爷下乡的热情很高，姨太太们也不打麻将了，而是出去打探“拳匪”消息了，加上地主、士绅和团练的力量，拳民们可谓陷入了“官员战争的汪洋大海”。很多事件都消灭在了源头，很多矛盾都化解在了当地，剿拳工作的难题也迎刃而解了。

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以后，武卫军右军才在低调中出场了。

一部分士兵去保护各地教堂，大部分士兵用来对付拳民，而袁世凯给士兵的任务不是直接剿灭拳民，而是阻止拳民聚集。士兵们驻扎在各乡、县之间的交通要道，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同时花点银子收买流氓地痞，让他们提供情报或者搞搞策反工作（老袁的擅长）。如此一来，拳民们被迫分割在一个个的区域，无法串联——没人气，再好的戏它也出不来。

接下来，真正负责“剿拳”的机动部队才出动了，重点清剿规模比较大的拳民组织，追捕影响比较大的拳民头领，以达到杀鸡骇猴、以一儆百的效果。袁世凯在动用武力方面虽然比较低调，但低调中也有高调。他公开告示：凡是聚集拳民数量达到40人以上的拳民头领被捕后不审不问，只有四个字：杀头示众！

1900年2月——在上任不足三个月时，袁世凯在巡抚衙门宣布：原来的“日报制”终止，改为“有情况随时上报”。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山东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袁大人在不动声色间迅速实现了山东的稳定！虽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他手里有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是分不开的（能够破解前几任山东巡抚面临的“军队不够”的难题），但行政领域的创新才是袁世凯的真正厉害之处。为了不给“主抚派”轻易留下把柄，他有意控制武力，又为了把平息“拳乱”的工作落到实处，他创造性地用制度去管官，这个家伙果然有两把刷子。

朝廷在这个月立即将袁世凯的署理山东巡抚之职改为实授，看来对于朝廷来说，稳定压倒一切，事实又胜于雄辩。他老袁又升官了，正式成为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更重要的是军政一把抓，既是山东巡抚，又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巡抚大印加指挥刀，这在所有的封疆大吏里绝无仅有。如果我们还记得袁世凯在朝鲜时想成为军政人物的那个遥远的梦想，从这一天起，袁世凯的梦想算是真正地实现了！

恭喜你啊，大人！

而在1899年12月底，在袁世凯来山东上任的同时，心事重重的毓贤进京了，他见到的第一个人，正是——端王。

端王集团决定利用义和团

端王府，此时应该有两个人在那里面面相觑，惺惺相惜：

“哥们儿，你为什么来啊？”

“巡抚被撤。”

“大人，您为什么愁眉苦脸啊？”

“废立被阻。”

此时的端王是一个被洋人和汉党逼得走投无路、对洋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没地儿撒气的人，而此时的毓贤是一个内心充满着悲愤和委屈，急于想证明自己的人。

在党争激烈的朝廷，想证明自己，就必须先站队。

毓贤当然是有本钱向端王集团站队的，因为他刚从拳民第一线回来，最清楚拳民的情况。而端王集团的权贵们之所以对拳民有兴趣，并不是突然对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和纠纷有了兴趣，突然关心起民间疾苦来，而是洋人一次次妨碍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他们对洋人恨之入骨——“毓贤大人，这些人‘灭洋’灭得怎么样啊？”

一拍即合！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因为一个叫“义和拳”的组织，走到一起来。

当然，在毓贤的嘴里，是不会称“拳民”的，也不会称“拳匪”，而是“义和团民”。

毓贤告诉端王以及他的核心成员：义和团民忠诚可靠，他们绝不是乱民，是真心扶清灭洋的！

王爷您不是恨洋鬼子、恨那些汉官吗，袁世凯入主山东后，一定会对义和团民围追堵截，团民在山东肯定不好容身。王爷您如果能代表朝廷，去暗中支持他们、策应他们，暗中扶植他们和鼓动他们，而且还要将他们引向北京。天子脚下守卫森严，团民如果只是顾眼前利益，烧烧教堂抢抢粮食，绝不会自动去往北京的，但王爷您就有办法。只要团民进京，他们就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帮助您去威胁那些冥顽不化的公使，帮助您去打洋鬼子，帮助您去斗垮那些汉臣，斗垮反对废立的官员，扫平夺权路上的一切阻碍！

这样的话，自然是不用明白说出来的，大家都清楚。接下来就看表演了。

毓贤叫来了一名“大师兄”，让他当众表演起“刀枪不入”——当然，毓贤很清楚这只是表演。在离开山东之前，毓贤下令处死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这两个人反正要死，不能把他们留给袁世凯。连两大头领都被证实了是肉身凡胎，难道毓贤还对其他人的“刀枪不入”抱有幻想？

但表演还是需要的，毓贤需要，端王需要，其他观众也需要。

表演完毕，在场的人士啧啧称赞。

端王当场拍板：如此义和团民，不仅忠勇爱国而且神通广大，值得肯定，应该重用！

就这样了，“义和团”终于成了毓贤投靠的砝码和新的进阶礼物。毓贤的内心原本是积郁着愤怒、委屈和不满的，现在，位高权重的端王竟然跟他“深有同感”，这让毓贤有种莫名的心安。要知道在官场，能够“紧跟”一个上层也是相当不易的，更何况还能去抱紧他的大腿！

之后毓贤在皇宫觐见了慈禧，对于太后大人来说，她只知道袁世凯去了山东，毓贤的去职多少有些委屈，于是她又搬出了“搞平衡”的那一招：按惯例赐毓贤一个“福”字，让他去山西当巡抚。

而端王集团也终于不用把希望寄托在谣言上了，在一次次造谣失败之后，他们找到了新的“外援”，终于不再把目光局限在皇宫内部，而是投向广袤的民间。有了接下来端王集团对团民的暗中扶植、幕后策应和帮助，官方出于党争需要的“灭洋”和民间出于利益诉求的“灭洋”捆绑在了一起；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合流了——这才是“义和团运动”的真相。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他们是否就真的相信了团民的“刀枪不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团民能否真的能够“刀枪不入”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对扫除废立障碍有帮助的生力军，一支对实现政治阴谋有帮助的生力军，也能够让追随者相信，端王集团已经找到了一个对付洋人的好办法，一支对抗洋人的庞大队伍——广大的团民能“刀枪不入”最好，即使不能，也要继续让更多的团民有“刀枪不入”的信念而不惧洋人，那会是多好的靶子啊。

启用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是很小的，比再去组建一支军队的成本小多了。几千年以来，所谓“发动群众”的成本是最小的，因为“群众”可以相互去发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很容易冷静，群体却反而很容易变得疯狂的根源。你需要做的只是要煽动他们原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如果不是对利益入侵的恐惧中迸发出来的恨，那就最好是能够唤起为激情去献身的壮怀激烈的爱——比如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

而义和团竟然可以连这两点都占了，他们是“恨洋人”的，但这种“恨”在骨子里也是对“洋”的恐惧，只要操纵这种恐惧，就能将它转化成可怕的破坏力量，就能形成针对“洋”的群体性恐怖；他们也是“爱大清”的，但这种“爱”并不是他们认为大清值得他们去爱，而正是因为对大清的失望才“扶清”，只要放大他们心中的这种期望（赶走洋人，大清就会变强，我们大家就会过好日子），就能带来神挡灭神佛挡灭佛的群体性疯狂——这难道不比单个人的“刀枪不入”更具利用价值么？

也就是说，在端王集团这样有政治阴谋的集团眼里，义和团的利用价值首先是作为“一个群体”“一支生力军”的利用价值，而不是某个武艺超群、刀枪不入的“大师兄”和团民。同样是朝廷的高官，同样是经历国门被洋枪洋炮轰开60年后，同样经历洋务运动30多年，不是汉党就天然嘲笑“刀枪不入”而端王集团天然就迷信“刀枪不入”。端王集团看中的，是这支队伍它能够为他们带来超过“刀枪不入”几倍、几十倍的疯狂！

端王集团以官府的幕后力量，不遗余力地去渲染“灭洋”，鼓动“爱国”。义和团原本的“灭洋”只是针对跟团民利益相关的传教士、教会，也只是在乡村活跃，而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去烧教堂、攻击教民和传教士怎么行呢？必须将“灭洋”符号化，去灭大清所有与“洋”有关的东西，比如铁路啊、火车啊、电报啊，等等。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一年多以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死不瞑目的李鸿章大骂：“可恨毓贤误国至此！”然而，误国的又何止是毓贤？李鸿章只敢骂一个毓贤，不敢骂的有太多。

就是从这里开始，在经历赵三多的“维权版本”、朱红灯的“抢财版本”之后，“半官方版本”的义和团被捆绑上了朝廷党争、政治小集团的权力野心和权力斗争，从此再无回头路。团民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出于自保高喊的“扶清灭洋”，其实到头来还是需要被“清”扶——被大清某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权势集团扶。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仅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将无法主宰义和团这个组织的命运，而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他们的“恨”（灭洋）会变味——从原来的利益诉求变为极端排外；“爱国”也会完全变味——从事实上说，洋人是欺辱了大清，损害了大清子民的某些正当利益，然而，爱国是没有错的，但被政治阴谋家利用的“爱国”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在某些时候，“爱国”不仅是许多流氓施暴者最后的庇护所，也是许多野心家最后的庇护所。

史料记载，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前后（公元1900年4月前后），正当袁世凯已在山东恢复“稳定”，山东的义和团归于沉寂之际，在直隶的义和团却经过几个月的发展，终于达到爆发式的高潮！大量团民似乎是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迅速遍布整个直隶，直隶不仅取代山东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更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山东而成为了团民的天下，红头巾的海洋！从构成上看，他们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山东境内过来的“老团”，一部分是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南部原有的团民，而更多的，则是新的团民，在1900年春新加入的团民。

义和团，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

保国逞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