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向十一国开战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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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大街上被枪杀
6月19日，使馆区内，接到“最后通牒”的十一国公使把这份文件从头到尾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这才确认这确实是一份“最后通牒”！
原来清国也会发最后通牒啊，这绝不是他们的风格啊。
而此时的十一国公使感受最多的不是意外，而是另外一种心情——恐慌。他们赶紧聚集在一起，召开联席会议。
如果不接受“最后通牒”，朝廷肯定就要翻脸，到那时的处境绝对很不妙，虽然有“使馆卫队”守着，但使馆区孤悬北京百万军民中，只要这些人冲过来，别说“使馆卫队”抵挡不住，就连使馆区都要被踏平！
要知道之前他们所有的嚣张，进行“猎取拳民行动”，都是建立在一个心理基础上的，那就是无论他们怎么样，朝廷都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而现在，在使馆区的援军还未到来之时，朝廷竟然还下最后通牒了！这可咋整啊？
胆小的荷兰公使忍不住哭起来，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告诉大家：我千万不能死啊，我在荷兰还有80岁的老母亲！
而其他人开始骂对方以前做得太过分，“猎取拳民行动”为何不知道收敛？杀人太多，没给朝廷留面子。看来这次会议的争吵程度也不亚于慈禧的御前会议，会场生动活泼，气氛紧张热烈！
骂来骂去，大家又开始骂如今已经不抱希望的西摩尔大军。这位海军中将6月10日发电报说“马上就来”，现在10天过去了，大家还是没有马上见到他，看来他的“马上”还没完。公使们只好纷纷给西摩尔起外号：什么“See-No-More”，什么“找不到的海军中将”，什么“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的人”，反正已经不指望他来“解救”了，中将乃神人也！
讨论来讨论去，他们也终于认清楚了眼前的现实，要想保住人头，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朝廷的最后通牒，乖乖前往天津！于是公使们各回各馆，各收各衫，而“使馆卫队”也乖乖准备跟随出发。几十年来，这是绝无仅有：朝廷雄起了一次，而洋人也听话了一次。
而正准备出发的时候，问题又来了。
因为行李太多。
每名公使的手头都有不少行李：文件可以毁掉，但珍宝古玩、瓷器字画等怎么毁啊？这是必须打包装箱的，谁也不敢保证他们走了之后使馆区是否还会存在，另外还有公使夫人的衣服、鞋子、化妆品等，要运走的东西很多。美国公使康戈尔就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的美国使馆至少需要100辆大车才够运送那些行李。
完了，时间不够，车子也不够，于是大家又决定给总理衙门发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把24小时的时限延长，并要求总理衙门提供更多的车子，否则他们无法按时离京。对于这两个要求是否能够满足，希望总理衙门在第二天（6月20日）9点之前做出答复。
而这一次又让他们失望了：一直等到早上8点，总理衙门那边还是没有动静，不知道是还没有做出答复，还是根本就不想再答复了。
于是，德国公使克林德想前去总理衙门问个明白。
窦那尔认为不能去，“因为到总理衙门去坐等有失我们的尊严”，法国公使提醒克林德注意安全：现在连整个北京的城墙都在仇恨我们，离开荣禄军队保护的使馆区是有危险的，还是等总理衙门的人过来。
但克林德“大怒，用拳头猛击桌面”（窦那尔后来回忆语），他嘲笑了一番其他公使的胆小，就带上自己的手枪，只带了一个随身翻译柯达士（Herr Cordes）准备出发。“使馆卫队”德国分队队长要求带人一同前往，被克林德拒绝。
傲慢的克林德出发了，他和柯达士一人乘坐一顶轿子，由两使馆区两名清国仆人骑马开路，出了使馆区，沿着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往东单方向走去（总理衙门在今天的东单东堂子胡同）。然而，他们还没有走出一千米，在今天的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处，克林德永远停住了脚步，他的头部被正在巡逻的清军士兵子弹打穿，一枪毙命，腿部中枪的柯达士慌不择路地逃出几个街区，最终回到使馆区获救，而骑马的清国仆人不顾一切地飞奔回使馆区，告诉大家克林德已经被枪杀。
开枪者是神机营“霆”字枪队满人章京恩海，当时恩海正带领枪队在东单一带巡逻，与克林德的“洋轿子”骤然相遇，由于不清楚来意，负有警戒任务的士兵不得不要求巡查，举枪相对。而克林德也是有枪的，依据这个人的脾气，他很可能条件反射地拔枪指向士兵，甚至有可能首先开枪示威，恩海同时还击一枪，于是悲剧便发生了（时任军机处满人章京继昌：《拳变纪略》）。
继昌留下的记载应该是符合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的，根据总理衙门的记录，枪击案发生当天，总理衙门接报后曾派人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根据克林德手枪里遗留的子弹认定克林德曾开过一枪，并且是先向士兵开枪，当天还向德国公使馆提出了交涉。
也就是说，恩海很可能是出于“正当防卫”而枪杀克林德。但令人惊奇的是，关于克林德之死，当时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预言”。
6天前（6月14日），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的英租界里一份叫《北华捷报》的英文报纸（《North-China Dairy News》），当时就已经报道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这则消息立即震惊了世界，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转载，就在大家你求证、我辟谣的过程中，克林德真的在6天后遇害了。
从《北华捷报》的报道时间来看，恩海的作案动机可能并不是“正当防卫”这么简单，克林德应该是死于一场谋杀，这份英文报纸不过是提前捕获了消息。
几个月后，恩海在北京被抓，由柯达士负责审理，根据柯达士在审后提供的报告显示：恩海招供，克林德死于谋杀。他曾经在6月19日下午四五点钟时得到一位“王爷”级别的人的指示，对方下令“看到洋人，格杀勿论”，只要杀洋人，就可以升职，还有70两银子的报酬，但恩海事后既没升职，银子也只拿到了40两，于是他一直在北京等着对方兑现承诺，这才被抓。
至于这位幕后指使的“王爷”是谁，按照一般的逻辑，恩海是神机营的，神机营的统领是庆亲王奕劻，似乎他的嫌疑最大，但奕劻一贯是“主和”的，他不太可能发出谋杀洋人的指令，于是大家都有了怀疑对象——自然是那位端王大人嘛。
而无论德国人怎么审讯，希望恩海说出端王的名字，恩海被执行枪决前都只说他的上司是庆亲王奕劻，端王领导不了他，其他的概不招供。德国人审来审去，也没有审明白谁是那位幕后的“王爷”，在德军的审讯史料中就成了历史悬案。
而我们的“断案”也应该可以真相大白了。首先，克林德确实死于谋杀，从种种迹象来看，收买恩海的人不能排除是端王，但更不能排除是另一个神秘的人物——庆亲王奕劻。
按照恩海的招供，他是在19日下午四五点钟拿到“看到洋人，格杀勿论”命令的，奕劻为什么要下令给恩海这一队？因为恩海他们正在使馆区外巡逻，而奕劻为什么要下令？因为慈禧刚刚给使馆区下过“最后通牒”。要把使馆区里的人变成天津前线的“人质”，就必须先把他们控制在使馆区，特别是对于使馆区里的正规军——“使馆卫队”，更需要严密掌控，不能让他们走出使馆区，因此，在武卫军中军之后，又加派了神机营进行巡逻。
也就是说，奕劻给神机营的命令很可能就是为了实现慈禧“人质牌”的意图，他很可能是奉慈禧之命。看来这个老狐狸在朝堂上不说话，任凭端王集团嚣张，背地里还是要为慈禧卖命的，此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仙王爷”。
当然，奕劻的“谋杀”并不是针对克林德本人，而是针对任何走出使馆区的洋人。但无论是慈禧还是奕劻都没有想到的是，“使馆卫队”的士兵没有走出使馆区，作为公使的克林德倒自己出来了。
如此一来，当时总理衙门的报告克林德死于恩海“正当防卫”和德国方面的报告克林德死于“谋杀”，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双方各有侧重，各自回避了对己方不利的那一部分事实。说克林德死于“谋杀”，并不是说这位公使大人就是完全无辜的，在现场他挑起了事端，对他本人的死要负有极大的责任。
而使馆区方面也责任难逃，从杉山彬到克林德，外交人员在大清首都连续被杀确实是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灾难，但说到底这都是“使馆卫队”进京激发动乱局势的结果。“使馆卫队”进京时，萨拉・康戈尔就在家信中写道：“外国部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驻军真是一个罕见而可悲的景象。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至于那张“神奇的报纸”，它报道的其实是克林德“死于拳匪之手”。6月10日之后，使馆区与外界的电报联系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英文媒体对使馆区的报道就只能靠捕风捉影了，而克林德的好勇斗狠是众所周知的，在“猎取拳民行动”中他是杀掉拳民最多的公使，《北华捷报》的报道既是巧合，其实也预言了克林德本人宿命的某种“必然”推论。
1900年12月31日，东单，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恩海被德军执行枪决。克林德的尸体后来被德国远征军运回了德国国内，下葬于明斯特中央公墓，而恩海的人头据说也被运回了德国，以示德国人的严谨。原有的东单牌楼被拆除，重新修建了纪念克林德的四柱型的汉白玉“克林德碑”。“50码外，集贸市场照常进行，在饭铺吃饭的清国人不愿意中断他们的进食，一个说书人在讲他荒诞不经的故事，他吸引的听众要比恩海受刑吸引的观众多得多。”（瓦德西：《拳乱笔记》）
6月20日，克林德已死，对于其他公使来说，再也没有人敢走出使馆区了，但也没有人敢去天津了——使馆区一千米之外都有危险，更何况是要到天津！对于慈禧来说，这又是意外，看来要让这些人发挥“人质”牌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暂时是不可能了，只能再等时机。
而更让慈禧感到不安的是，裕禄竟然还没有新的报告！这太不正常了，慈禧又发出一道六百里加急问情况（“裕禄于二十一日［即6月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
在这道上谕发出去后不久，慈禧也终于在6月20日这天等到了裕禄新的军报，这是裕禄继17日《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之后的最新军报。看完这个军报，慈禧既没有难过，也没有愤怒、沮丧和恐惧，她只有一个感受——解脱。
开战！
军报是裕禄从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发出的，名叫《接仗获胜折》，写得又长又很啰唆（后详），但裕禄明确地告诉慈禧：洋人进攻了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正在竭力抵抗，战况“尚未获得确信”。据大沽口方面报告“击坏洋人停泊兵轮二艘”，但也“传有（弹）药库被毁之信，危急可想而知”，而他本人正在天津率领军队和拳民攻打租界，大家作战十分勇猛，有望占领租界。
看来，裕禄的“获胜”也是指的他指挥攻打租界之战“有望获胜”，他还是没有把大沽口方面的情况报告得十分清楚——不过，这一切对于慈禧来说暂时都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她已经确定：洋人已经向大清开战！从“使馆卫队”到西摩尔大军，再到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双方军队的直接交火终于发生了，洋人终于将她拉上了战车！战争已经是事实！
那还说什么？战吧！
慈禧颁布上谕，命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发六百里加急廷寄，告诉他们“中外衅端已成”，要求他们“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请他们思考：“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事势紧迫，企望之至！”
这是继上次完成朝廷高层小范围内的战争动员后，对地方大员做战争动员和下令备战。那么再接下来，需要向亿万臣民宣告与洋人的战争状态和做战争总动员，需要起草一道诏书，一道慷慨激昂、气势磅礴、鼓奋人心的诏书，明发上谕，昭告天下！
军机章京连文冲奉命起草，一气呵成。
第二天（6月21日），慈禧将上谕昭告天下。这道上谕中提到了杜士兰，并说洋人是“诈谋”（“彼仗诈谋，我恃天理”），看来慈禧对于洋人没有履行“张杜约定”仍然是刻骨铭心啊。而上谕中也没有提到要跟大清交战的具体是哪些国家，而是采用了“远人”“彼等”这样的朝廷习惯性的用语（“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昭告天下，自然也不能漏了洋人，于是这道诏书也被送往了十一国公使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所谓“慈禧主动向十一国宣战”！
事实上，慈禧只是“应战”，这道上谕也只是慈禧处理拳民进京和洋兵进京的众多上谕中的一个，是面向全国军民发出一个战争总动员令——由于西方国家进攻大清，大清不得不奋起反抗，而不是慈禧“脑袋一热，要灭了十一国”。而由于找不到足够宣战的理由，八国也一直在避免“宣战”（后详），他们和大清进行的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大家打得不可开交，但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宣战。
不过，令慈禧有点郁闷的是，这篇慷慨激昂的上谕刚刚发布不久，裕禄关于大沽口的第三封军报就来了，这次不再是“接仗获胜”，而是“奴才裕禄跪奏：为大沽接战失利、炮台被陷，请将防护不力之员治罪，并自请严议”——也就是说，大沽口炮台失陷了，并且早在6月17日就已经失陷！裕禄为何延迟到21日才报告，他又如何能躲开罪责？一切秘密即将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