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乱的终极启示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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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战争：各怀鬼胎的八国
1900年三四月间，义和团在直隶“遍地红”并且有向北京蔓延的迹象后，西方各国开始密切关注清国的政局。有美国议员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发生在清国的义和团运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并引发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警告政府要提前采取对策，而世界老大英国最担忧的是大清的北方邻国俄国会趁机派兵南下，与英国争夺在清国的利益。
1900年5月13日，英国女王向政府询问清国的局势和窦那尔的安全，总理索尔兹伯里回答：“就我看来，目前的危机在于俄国而非清国。”（王尔敏：《弱国的外交》）
5月27日，团民到达丰台，北京的政局进一步紧张，作为老大的英国自然要维护一下在强国集团中的地位，并且要在俄国之前抢先行动，索尔兹伯里发电报给窦那尔：“在你认为必要时，可以将大沽口外海军调来以保护在北京的欧洲人的生命安全。”有了这个授权，作为驻外公使的窦那尔就能够调动在大沽口外军舰上的英军了。
随后，法国、德国等闻风而动，他们国内的政府纷纷把调兵权授权给北京的公使，各国都已经做好了军事入侵的准备，只等谁来带头。
与此同时，负责在亚洲紧盯俄国的日本报告了一个消息：俄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咸牛肉和其他快速食品突然猛增，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告诉英国人：“看来俄国正在准备一场（对清国的）远征！”索尔兹伯里立即紧张起来，如果俄军在八国联军中占领导和主力地位，这将对英国在清国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6月7日，索尔兹伯里再次给窦那尔发电：“现在各种各样的危险都可能存在，但最危险的是俄国人得以占领整个或部分北京城，他们一旦成功，就很难迫使他们撤出。时局艰难，政府向你授予全权，在你认为必要的时刻采取任何行动！”
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错，此时俄国确实正准备向东北和大沽口派遣远征军，而已经获得情报的大英帝国赶在俄国人之前，领导八国集团向北京先派兵就已经注定了，英国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6月9日，英国使馆的赛马场被焚烧，窦那尔当晚打电报给大沽口外的西摩尔，西摩尔立即组建第二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此时俄军的主力还在开向大沽口的路途中，俄国人自然不愿意马上行动，但在八国中他们也只有一票，西摩尔军就这样开向了北京。
6月12日起，俄军主力开始陆续抵达大沽口外，西摩尔军已经出发了，而俄国必须另外再派遣一支以俄国人为总指挥的八国联军前往北京，这样，俄国才可以与企图独揽八国联军指挥权的英国形成一个抗衡——于是，在勃兰特的积极策划、鼓动和领导之下，第三批八国联军开始总攻大沽口炮台，战争就此全面打响！
现在我们清楚了：对于八国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利益战争，既有大家都在期盼的对大清的共同侵略，更有八国内部对利益的明争暗夺。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清朝自己就是绝对无辜的，从本质上来说，庚子之战不过是甲午之战的翻版：一个恶政而无能的朝廷，才会让侵略的强盗有乘虚而入的可能，正是大清自己激发了西方列强侵略的野心！它坐拥如此壮丽的山川，从高原到海洋的辽阔疆土，聚宝盆式的地理位置，连上帝都眼红的资源以及有着勤苦耐劳传统的人们。然而，这个朝廷却远远落后于时代，政治黑暗、军事无能、全民腐败，这就像是手捧宝贝在闹市上走的三岁小童，危险而不自知！
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当你拥有这些资源而无法求得国家的富强、人们的幸福时，在某个时候，别人总会来抢夺你的这些资源！
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变过，过去几千年都没有变过，将来一万年也不会变。
但是，谴责和愤怒是不能使我们真正强大的，能够使我们真正强大的是反思。
而在我看来，这种反思应该从几百年前就开始。
专制王朝带来的传统文化的顽固
好吧，下面我将梳理一下中华民族文明演变的进程。我重点要说的是跟义和团运动发生大背景有关的对外交流，就让我们从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的那个朝代——商说起吧。建立商朝的人是“殷人”，而殷人是“九夷”中的一支，在当时，“夷人”指的是生活在东部沿海的人，到了大清朝，指的就是从海外来的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人一开始是被称作“夷人”的。
而殷人是一个面向海洋，十分愿意走向海洋并且航海技术十分先进的部落。史料记载，他们当时的远航能力，竟然能够达到一年以上，完全可以到达今天的北美、南美、非洲等地方。后来有历史学家提出了“殷人东渡美洲”的概念，认为印第安人（包括神秘的玛雅人）的先祖，很可能就是在商朝时期东渡到美洲的殷人。
到了秦帝国时期，秦始皇虽然在国内搞过思想封锁，但他从来没有锁过国门，更不会限制海上来往，虽然动机有点不纯（想寻找长生不老之法），但他对大洋总是充满着无尽的好奇与向往，除了派徐福出海，他还不辞劳苦地几次从咸阳来到大海边。在他远眺大海的地方，后世留下了“秦皇岛”这个名字，估计这哥儿们只是因为他那份工作不好请假，要不然他早驾起一叶扁舟冲出去了。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公元166年（延熹九年），西方的罗马帝国派使节来到了大汉。这是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东西方海上交流的开始，从此以后，地球两端的交流逐渐频繁。继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之后，“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大汉出现。在后来的工业文明席卷全球之前，中华民族也曾有一次将先进的农业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丝绸、瓷器、茶叶，包括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都是通过这两条陆海“丝绸之路”传给西方。
到了唐朝，包容、开放的宏伟气象让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两条“丝绸之路”更加热闹非凡。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和传播，因为大唐并不拒绝任何的外来事物，而在这些“外来事物”中，有一种被大唐的人们称为“景教”的、经中亚的波斯传进来的西方宗教——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里派。这是它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大地。
大唐之后的两宋，在东西方的交流方面又达到了另外一个高潮，特别是南宋，它虽然连北方的国土都不保，偏安一隅，但国家却是极其开放的，在东西方经济交流方面甚至还远远超过了大唐！由于开放，南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自由也最发达的经济体，商税收入也首次超过了农税收入，而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就来自于沟通东西方的三大港口——广州、泉州和明州（今宁波）。经济自由也带来了言论自由，大宋帝国是中世纪最为尊重人权与最讲究言论自由的国家，皇帝不能以任何言论罪迫害读书人，文官经常在金銮殿上公开对皇帝说“不”，其实包大人能出现在大宋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而真正使东西方交流和国家的开放达到顶峰的，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朝代——元。
作为不种地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只能以物品交换才能生存，于是这是一个天然重视商业和交换的民族，不仅是在陆上，也在海上。在元以前，南方的漕米一直就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方的，而元朝把河运改成了海运，因为他们的水师在从海上南下征伐南宋的过程中，早就熟练掌握了从江南到北方的运输航线。后来，元朝派往中亚的商队被刺杀了，于是蒙古人发起了西征，一直打到中亚，当时中亚的很多国家都试图“闭关锁国”，但蒙古人的铁骑踏开了他们的国门——你必须和我们进行物品交换，必须“通商”！
在短短的时间里，大元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不止是疆域辽阔，更是贸易发达，大元帝国就像是一个处于地球中心的磁铁，将全世界的财富和贸易都源源不断地被吸引到这里，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等都在大元帝国的版图里和平共处。泉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在另一大港口城市广州，仅仅是来这里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就已经超过了12万！
公元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也慕名来到了元帝国，他原本只是想来这里走走看看的，没想到一来到大元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国家，在这里整整生活了17年，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描写的东方的元帝国为“天下最繁华之所”，以至于后来欧洲王室举办化装舞会，参加者不约而同地装扮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别样的高贵，而只有身份高贵的王公贵族才有资格穿上一件来自中国的丝绸，其他人只有站在一旁观看的权利。
然而，在元的对外交流和国家开放都达到顶峰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开始盛极而衰了，因为接下来，中国进入了一个“万古如长夜”的朝代，一个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朝代，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专制，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封闭，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僵化——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
作为史上唯一一位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对专制有着无比的痛恨，但在痛恨的同时，这种专制也深深地融进了他的血液里，他领导起义军推翻了大元，却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更为专制而封闭的王朝——远远落伍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由于元朝的残余势力一部分逃往漠北，另一部分逃往了海上，为了巩固专制王朝的政权，朱元璋一改千年以来重视开放与交流的传统，开始真正的“闭关锁国”。他干了两件事：一是修北面的长城，直到把修长城作为“祖训”，他的子子孙孙都修了下去，将这条抵御外敌但也隔绝外商的城墙一直修了将近200年。
另外一个，就是——禁海。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正式发布禁海令，这个禁海令后来被总结为“寸板不许下海”（“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延续了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此断绝，虽然继任的朱棣曾经派郑和率领巨船下西洋，但朱棣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继续发展海上贸易，要么是为了寻找他的政敌建文帝，要么就是为他篡夺而来的政权搞搞形象工程——威福四海，胸怀远人。如果是为了通商，开辟航线，发展贸易，是不需要这么大的船的，而“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梁启超语）。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彻底停止了远航，朝廷甚至连对造船都规定了尺寸：谁要是造出超过尺寸的大船，谁就是犯罪！
东西方的陆上贸易横亘着一条延绵万里的明长城，海上贸易则彻底停止，大明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世界的文明潮流正在酝酿着农业向手工业、工商业最终向工业演变，管理国家的手段也正在从土地管制向通过贸易管制、金融管制最终向市场管制推进。本来通过汉、唐、宋、元的不断发展和积累，中国是处于这个潮流尖端的。而明朝的封闭自守生生斩断了中国再次领先世界文明的可能性，让这一切都成为了永远的泡影，再加上“横空出世”的八股文，大明朝自始至终通过土地管制和思想禁锢来管理国家。中华民族从此与外界彻底隔绝，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创造发明出现，丢掉了过去那一千多年形成的进取、包容、开放、血性的“海洋性格”，退化为以明为起点的封闭、内敛、内斗、懦弱的“小农性格”，而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还生活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
然而，被大明抛在一边的西方人自然还是想继续“发财”的，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重新打进这个巨大的市场，“贸易全球化”的潮流不可抵挡。此时，基督教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最强势的宗教，可大明在禁海时顺便也把基督教的传播之路给切断了，于是乎，“传教先行”，通过“传教”来撬动这个越来越封闭的东方大国不仅是基督教自身传播的需要，更是后来西方列强政府的“共识”。
1506年（正德元年），一个叫方济各・沙勿略的人出生在西班牙，为了在全世界更好地推广基督教，沙勿略后来参与创建了一个后来很重要的组织——耶稣会。1540年（嘉靖十九年），35岁的沙勿略奉命前往人口众多的东方传教。
在向东方远航的途中，沙勿略认识了一个日本人，此时的日本也是比较悲催的，由于大明禁海，一直以中华为师的日本也跟着禁海，一直禁到了后来的明治维新。而这个大胆的日本人估计是收了沙勿略的钱，带着沙勿略一起潜回了日本，沙勿略由此成为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基督教传教士。但是，他在发展日本教民时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们的教义这么好，但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中国人不知道？”日本人总是看着那十字架向沙勿略发问。
于是，沙勿略认识到：日本等国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东方基督化”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基督化”，沙勿略最终下定了到大明传教的决心。
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因为颁布禁海令的大明禁止除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之外的一切海外人士进入，沙勿略并不死心地乘船抵达了距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今属广东省台山市），这里是当时的葡萄牙商人走私的据点，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沙勿略在岛上制订了秘密潜入大明的计划。然而，他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当年就在岛上染上重病去世，享年46岁。他后来被罗马教廷封圣，称为“圣方济各”。
在沙勿略去世的这一年，有个叫玛提欧・利奇的意大利人出生了，他后来也成为了耶稣会的一员，同样接受了到东方传教的使命，有了沙勿略的经验，玛提欧・利奇深知前往大明传教不容易。1580年（万历八年），玛提欧・利奇先前往葡萄牙人另外一个走私据点——澳门，学习汉语，为潜入大明做更好的准备。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
经过3年的努力学习，1583年，利玛窦终于从澳门进入了广东，他对大明官员自称来自“天竺”（即今天的南亚大陆）。利玛窦发现中国社会的官方正统思想是儒家，于是，他脱下了教袍，穿上了明士大夫的装束，说着一口带口音的汉语（“华语儒服”），抓住了儒家最敬“上天”的特点，先是用“天主”来翻译基督教中的“God”（唯一真神）——以至于利玛窦传播的基督教在后来也被称作“天主教”。
很显然，这种有意迎合儒家思想的方式是很有利于传教的，而随着传教的进行，利玛窦逐渐发现用科学和文艺才是迅速开启传教之门的好方法，因为被钳制在八股文中的士大夫既缺失精神上的信仰，又需要物质上的征服。利玛窦开始学习和阅读更多的中华文艺经典，他从《诗经》和《尚书》中发现了“上帝”这个名词，于是，现学现用又拿来重新翻译，从此，英语中的“God”等于中文中的“上帝”。
而“科学”是现成的，大明朝的读书人早就钻进了八股文的死胡同，重农抑商的现实早将很多具有创造力的天才扼杀在幼年，利玛窦从西方带过来的很多随身物件就成了“天朝上国”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科学产品”，比如三棱镜、星盘和自鸣钟等，由于这些东西实在让人大开眼界，许多人还传言利玛窦会炼金术，可以点石成金。
在成为“著名人物”之后，利玛窦还成功地发展了朝中大臣——徐光启为教徒。在徐光启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利玛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就合作翻译了欧洲的《几何原本》，从此，“点、线、面、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几何、星期”等新名词被创造出来并逐渐走向大众。利玛窦还根据他的航海经验，单独绘制了当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图上，依然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但已经标注了其他的大洲和大洋，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世界地理。而这张图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终于发现在他们的“中华老师”之外，世界也是如此之广啊。
名气越来越大的利玛窦终于惊动了北京的万历皇帝，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利玛窦于中国的南方辗转了整整18年之后，万历皇帝特意下诏：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利玛窦由此成为朱元璋禁海之后，首位进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正式成为一名“北漂”。当然，他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把基督教打扮成与儒学并不冲突的“科学”进行传教。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本来按照朝廷规矩，是应该移葬澳门的，但万历皇帝也比较喜欢这个知识丰富的人，特意为利玛窦“赐葬”于北京。如今，利玛窦墓仍然保存在北京。
去世之前，利玛窦写了一部《中华传教史》，告诫后来的传教士：在中华帝国传教要遵守两个原则：尽量不要与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然后通过科学和文艺的方式传教。利玛窦自己总结为“驱佛补儒”“合儒超儒”，只有先让基督教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助手，替代佛教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超儒”——实现“中华大地的基督化”。万历之后，来大明的传教士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个原则，因此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小的，传教一度传进了皇宫，崇祯皇帝在吊死之前，他的皇后就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请求援助。
明朝灭亡了，大清并没有吸取朱元璋禁海带来的教训，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封闭自守带来的巨大危害，禁海政策被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了，而大清还要对付流亡到台湾的郑成功王朝，于是又将禁海向前推了一步——迁海。朝廷曾经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沿着海岸线建立纵深30里的无人区，严防死守“郑氏逆贼”和“夷人”上岸。在入关前，满人正是大明口中的“夷人”，明军从荷兰人手中学习过来的“红夷大炮”，被清军缴获后，因“夷”字犯了他们的忌讳，改为“红衣大炮”，现在刚刚建国，别的没学到，封闭和僵化竟然比大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仍然在遵守着“利玛窦原则”的传教士倒是和大清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1623年（天启三年），德国籍的传教士汤若望来到北京，帮助大明修订历法和为前线明军制造火炮。但清军入关时，汤若望又将他参与编纂的大明历法加以改造献给了多尔衮，多尔衮的人经过研究和验证后认为：这部历法“很科学”！命令在大清推广执行，汤若望也被任命为大清天文气象台台长（钦天监监正）。虽然我国自夏商时期就有自己的“农历”，但它与太阳年（即真正的“一年”的时间）还是有细微的差距，而汤若望修订的这部历法，是与太阳年完全相吻合的农历纪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行农历的修订者，正是德国人汤若望！
汤若望还用自己的西医医术治好了孝庄太后侄女的病，孝庄对他很感激，认他为“义父”。1661年，顺治因天花病危，在确立皇位接班人时，孝庄特意派人征求“义父”汤若望的意见。孝庄喜爱聪明过人的皇三子，而汤若望认为未来的大清领导人必须是一个已经出过天花的皇子，而皇三子恰好已经出过天花，于是他的接班人之位就被确定了——这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后来，意图篡政的鳌拜还对汤若望进行过政治迫害，汤若望被捕下狱并判第二年凌迟处死！孝庄亲自出面救下汤若望。
1666年（康熙五年），汤若望病死于寓所，被安葬在利玛窦墓的旁边。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在扳倒鳌拜后，当即给汤若望平反，并任命汤若望的继承者、比利时人南怀仁继续担任钦天监监正，后来南怀仁去世，他又被安葬在汤若望墓的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