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多尔衮的恩怨情仇和权力游戏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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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十四日凌晨，多尔衮来到三官庙。当年，庄妃就是在这个院落里，说服洪承畴放弃绝食，归顺大清的。

到这时为止，皇太极已经去世五天。多尔衮要在三官庙里会晤皇太极生前最为信任的内大臣索尼与图赖。这两个人都是由皇太极一手提拔起来的，是两黄旗中最为重要的管理大臣。多尔衮约见他们的目的，是要探询两黄旗对皇位继承人的最后态度。

谈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是前清时代满族王公贝勒们的一贯作风，他们喜欢直截了当。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们尚未完全学会汉人绕山绕水、云遮雾罩打太极拳般的说话方式。

索尼告诉多尔衮：“先帝有儿子在，必立其一，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语气坚定，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多尔衮没作任何表示就离开了三官庙。晨曦中，全副武装的两黄旗精兵已经把皇城内外围得铁桶一般。按照制度，皇宫警卫历来由皇帝自领的两黄旗护军担任。不同的是，今天拱卫的兵力显然比平时多得多，崇政殿沿途与四周也被围得水泄不通。那里，平日是大清皇帝商讨国是的场所，现在是皇太极停放灵柩的灵堂，很快将在亡灵面前推举大清皇帝的继承人。

前清时代大清帝国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獾子，杂食性鼬科动物，严寒时冬眠，居洞穴中，性机警，喜夜间行动。獾子油是东北民间治疗烧伤、烫伤的良药。多尔衮的名字，在女真语中是“獾子”的意思。就其一生行状判断，他与獾子还真的有几分相像。

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多尔衮排行第十四，他的同胞兄弟还有排行第十二的阿济格与第十五的多铎。皇太极是他同父异母的八哥。

有两件事情，可能对多尔衮的一生影响巨大：一件是他的亲生母亲、大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还有一件就是此次推举皇位继承人。

阿巴亥是在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嫁给努尔哈赤的，当时努尔哈赤四十三岁，已经有了六七位妻子；阿巴亥只有十二岁。史书记载说，阿巴亥丰姿俊美，颇有心机。老夫少妻，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两年后皇太极的母亲即大妃孟古格格病逝，不久阿巴亥便被立为大妃。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发生了一件对后金政权影响深远的变故——努尔哈赤休弃大妃阿巴亥。当时，公开的名义是指斥大妃偷藏财物，实际上有很深的隐情。

这年三月，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德因泽，告发大妃阿巴亥允许贴身侍女将一匹蓝布送给情人。当时，女真人中有一项严格的禁忌：不经丈夫同意，女人若将财物送人，就是欺骗丈夫，若是送给男人，就会被认为是倾心于该男子。事实上，这样的禁忌即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可能仍然在发生作用。德因泽进一步揭发说：“阿巴亥曾经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代善，一次给四贝勒皇太极。代善接受并且吃了，皇太极接受而没有吃。而且，大妃一日之内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不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大妃自己深夜出去也有两三次。”努尔哈赤命人调查，结果证实揭发属实。

令努尔哈赤更加恼怒的是：据说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王家里议事或宴饮时，大妃阿巴亥都会浓妆艳饰，精心打扮，并且可能在语言眉目之间对代善颇多表示，使在场的其他人很尴尬，但谁都不敢声张，只能假装看不见。这一点，令努尔哈赤万难接受。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恰恰与女真人的习俗和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有关。

和我国境内其他游牧渔猎民族一样，女真人的财产主要由牲畜和猎获品构成，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他们的财产极容易荡然无存。因此，其财富的积累过程十分缓慢，从而导致相对的贫穷。他们缺少形式多样的物质财富，缺少表现自己精神生活的艺术品、装饰品和宗教作品，他们崇尚力量，崇尚年轻，崇尚勇敢；重生轻死、贵少贱老是为风俗。显而易见，这些习俗全部与中原农业地区的文化是反着的。此外，他们坚定信奉萨满教，相信天地万物间充满鬼怪神灵，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去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所在继续生活。因此，杀人殉葬便成为一个古老的习俗，为族人所接受。他们死后的墓葬很简单，在绝大多数情况和绝大多数人口中采用火葬，将生前用过的东西、衣物等一起烧掉就构成了他们的随葬品。沈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陵墓中，埋葬的只是他们的骨灰和殉葬者，原因端在于此。

他们采用多种婚姻形式：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多夫一妻，外婚制，对偶制，嫂婚制，姐妹即连带婚制等等。这些婚姻形式的采用，同样与上述特定经济、财产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联系。其内在逻辑指向，在于保证未来的生活与生存状态：

在经济层面上，保证经济状况和综合力量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在人性层面上，令未亡人在生活与感情上有所寄托。

因此，父亲死后，儿子娶没有血缘关系的庶母；哥哥死后，弟弟娶嫂子，弟弟死后，哥哥娶弟妹为妻便成为十分正常的、富有人性化的考虑。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哈达部王子康古鲁，在父亲王台死后，就与自己的继母、著名的叶赫格格温姐结婚。这位温姐，恰是努尔哈赤前任大妃孟古格格的姑姑。豪格死后，多尔衮、阿济格两人作为叔叔，各娶了自己的一个侄媳妇。皇太极的五位后妃中，两个妃子是亲姐妹，皇后则是这对姐妹的亲姑姑等等，诸如此类，十分常见。

在汉族人士眼中，上述一切是标准的乱伦，他们会对此表现出真诚的痛心疾首与不屑一顾。殊不知，唯其如此，才在比较中显现出孔孟之道贞节牌坊之类文化中过多非人性的残忍与虚伪。

事实上，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述婚姻形态仍然通行于我国某些边疆游牧渔猎部族之中。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就有可能对努尔哈赤死后的大妃殉葬、皇太极死后孝庄文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更加贴近事实的理解。

在这种习俗之下，偏偏又有了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

有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曾想过指定接班人。他曾经为自己的嫡长子褚英做过类似皇太子一样的安排；褚英被处死之后，他又安排二儿子代善监理国政，并一度让他和自己一样，一个人兼任了两个旗的旗主。努尔哈赤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将深受宠爱的大妃还有年幼的子孙们托付给代善，（《满文老档·太祖》第十四卷，天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从而，一度使代善的权势极为显赫。这可能是那些贝勒大臣们看到大妃与代善眉目传情时，谁都不敢废话的原因之一。

如果仅仅从汉族士大夫和中原皇家政治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将此理解成老皇帝在以名位后事交代继位者，但假如考虑到女真人上述事实上盛行着的多种婚姻制度的话，努尔哈赤的这番话则完全应该被理解成：自己死后，不但允许儿子代善继承自己，还希望他娶养无血缘关系的庶母——大妃。否则，这位大妃的举止怎么会如此荒腔野板，离谱得无法理喻？从她的一生行事判断，假如不是置身于这种嫂婚制文化氛围之中，这位史书记载“有机变”的大妃，应该断不至于会错意到如此程度才对。

倒是准太子代善，很有可能因为心智、性情上的平庸，厚道和缺少智略，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权势显赫导致的忘乎所以，才真的会错了意。在人性的层面上，他可能并不了解其父的真实想法与性情，于是，将努尔哈赤所说的、所想的和所要做的当成了同一回事儿，忘记了死后是死后，而现在活着是活着的道理。结果，真实的情形是：努尔哈赤痛恨自己还活着时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大妃和代善。不久，努尔哈赤就将代善独掌的两红旗，分出去了一旗，交给代善的儿子岳托。从此，代善失去了父亲的欢心，被迅速灰头土脸边缘化，也害了那位大妃。

努尔哈赤的处理很有意思，他放出风去，说是要搜查大妃私藏的财物，大妃便慌慌张张把财物分送到各处藏匿，结果，全部被搜查出来，包括藏在阿济格家的三百匹绸缎。史书记载说：大妃阿巴亥“虽然有机变，却终于为努尔哈赤的英明所制服”，可能就包括了这件事情。随后，努尔哈赤宣布：“该大妃奸诈虚伪，人所有的邪恶她全都有。我努尔哈赤用金银珠宝从头到脚地妆饰你，用别人见所未见的上好绸缎供着你，养着你，你竟然不爱你的汗夫，把我蒙在鼓里，去勾引别人，难道不该杀吗？”随后，将这位大妃休弃。当时，努尔哈赤另外一位蒙古族的小妃子也加入战团，揭发阿巴亥。史书中说，大妃阿巴亥好嫉妒，大约由此可以得到证实。（《满文老档·太祖》第十四卷，天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或许，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情意并未泯灭，不到一年又将她接回，继续做大妃。成书时间最早的清代官方史书《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由于大妃有机变且好嫉妒，使努尔哈赤觉得不快，“留下她恐怕身后会祸乱国家，于是预先给诸王交代遗言说：‘等我死时，必须命令她为我殉葬。’”后来，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诸王便来向她转达努尔哈赤的命令，大妃支吾不从。诸王说：“先帝有命令，想不遵从是不可能的。”最后，在诸王寸步不让的坚持下，大妃阿巴亥自缢而死。也有史书认为，她是被人用弓弦勒死的。就此，阿巴亥之死遂成为前清历史上最重要的谜团之一，引发出无数猜想与争论。

母亲殉葬时，多尔衮虚岁十五岁，实则还差一个多月满十四岁。按照女真人的习俗，已经成年。他的哥哥阿济格虚岁二十二岁早已成年，弟弟多铎虚岁十三岁，也接近成年。由于兄弟三人全部名列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他们必定对母亲殉葬的内情有些了解，这可能是后来多尔衮独掌大权时，他们对此始终不曾发出过任何不同声音的原因。

按照当时的标准，多尔衮虽然已经成年，并与多铎最受晚年努尔哈赤的喜爱，但他当时没有尺寸武功，在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按照努尔哈赤确定多年，且从无改变迹象的八旗制度根本原则来看，他没有可能被推举成继位的汗王。假如努尔哈赤要强行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因为，那将意味着八旗制度中根本原则的改变，意味着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文化上的改变。我们知道，除非在特别特殊的情形之下，这种改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晚年最喜爱幼子拖雷，但拖雷终究没能当上蒙古大汗一样。因此，年轻的多尔衮只能得到旗主的权力与财富，却不能坐上部族国家汗王的位子，原因端在于此。

事实上，努尔哈赤死后，两黄旗虽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继承，但是，多铎是正黄旗旗主贝勒，阿济格是镶黄旗旗主贝勒，多尔衮并没有实际掌握一旗。不久，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皇太极将汗王才能掌握的两黄旗旗色，交换为两白旗。从此，两黄旗由皇太极掌握，阿济格和多铎分别成了两白旗的旗主贝勒。

天聪二年三月，即皇太极继承汗位一年半之后，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征蒙古有功，被“赐以美号”，曰：“墨勒根戴青”，即汉文“睿智”的意思。据说，多尔衮和硕睿亲王的汉文爵位称呼就是由此而来。显然，皇太极对多尔衮的才智具有清醒的认识。同月二十九日，阿济格违犯制度，擅自为多铎定亲，被皇太极罚银一千两，并罢免了他镶白旗旗主的名位权力，多尔衮这才正式成为镶白旗旗主。此后，皇太极又任命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多尔衮主管吏部——这是权力很大的一个部门，号称六部之首——并多次委以重任，使多尔衮有机会建功立业。就这样，皇太极扶持着多尔衮一步步成长起来，从墨勒根戴青贝勒到睿郡王，到睿亲王，直至有能力摆平战功显赫的皇长子豪格，成为辅政王，再成为摄政王。

应该说，皇太极待多尔衮不薄，对此，多尔衮心知肚明。对于皇太极，他的感受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一方面，他曾经说过：“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另一方面，他也亲口对大小贝勒说过：“太宗之所以给予我特殊不同的恩情培育，超过了对于所有其他子弟，是因为他知道诸子弟只有靠我才能成就事业。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你们明白吗？”皇太极称帝时，册封了四大亲王：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应该说，皇太极在多尔衮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甚至超过了对他的亲生儿子豪格。

有证据显示，皇太极对多铎也不错。

多铎有“荒唐王爷”之称，除了能打仗之外，任侠率性、渔色猎艳的名声也不小。他甚至曾经将主意打到了大清朝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的头上，并且可能对范夫人进行过严重的性侵犯，气得范文程范大人装病不上朝，在家里闭门谢客生闷气。假如不是多尔衮出面制止，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如何结局。《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道，经过皇太极的极力争取，多铎才分到努尔哈赤生前直接统领的十五个牛录四千五百人。

很难想象一个主谋逼死他们母亲的人，会如此行事。谋害阿巴亥的说法几乎全部出自后人的臆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细细翻检史料，皇太极主政十七年间，几乎所有王公贝勒都受到过严厉处罚。皇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而多尔衮只受到过一次。

事情发生在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三月。当时，皇太极确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的战略，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由远渐近，最后直逼城下，意图迫使锦州守军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谁知，时间一久，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受不了，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结果，领兵主帅多尔衮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私下里决定放官兵轮流回沈阳探家。兵员减少后，因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劫营，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结果，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

皇太极知道后勃然震怒，整整一天都在大发雷霆。他把多尔衮等人调回来，不许进城，在城外听候处置。从多尔衮、豪格开始，皇太极一一点名痛斥。他对多尔衮说：“我加爱于你超过了所有诸子弟，好马任你挑，好衣任你穿，好饭任你吃，对你比对谁都好，就是因为你勤劳国事，能够恪遵朕命。如今，你让我怎么再信任你。”多尔衮和豪格被骂得狗血淋头，诚惶诚恐地自请死罪。最后，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豪格的肃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八千两白银，夺一牛录。其他三十多人受到处分。

几天后，多尔衮等人去衙门办公。皇太极细细询问起来，结果，情况比听汇报时还要糟糕。当时，有人辩解说，是为了能够睡好觉才后撤的。皇太极怒火万丈，把多尔衮等一帮家伙当场赶将出去，说：“你们赶快回家吧，那样就可以睡好觉了。”并下令，不许他们上朝，说是自己不想搭理他们，相见不如不见。最后，多尔衮诸人拜托范文程等多次求情，方才挨过这一关。（《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第22页）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多尔衮的才能和功绩是公认的。皇太极执政时期，多尔衮在一系列战略性军事行动中，均有上佳之表现，从而令皇太极对他“特加爱重”，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史书上说多尔衮“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皇太极派遣他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左翼兵伐明。多尔衮铁蹄所到之处，纵横山西、河北、山东三省，“自北京以西，千里之内明军皆溃散逃遁”。在长达半年时间里，“转掠二千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著名的大明总督卢象升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吴阿衡，就是这一次战死在多尔衮手下的。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是这一次被急急调离围剿李自成的第一线，从而导致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并死灰复燃。这一次，多尔衮攻克山东重镇济南前后只用了一天时间，生擒德王朱由枢，并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在五十七次战役中全部获胜，俘获人畜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多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在八旗铁骑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伐明的军事行动中，多尔衮指挥的这一次战果最为巨大。他的军功，使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人全部相形见绌。

多尔衮另外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政治头脑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他曾经对大学士刚林回忆说：“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下面的人糊弄皇上，皇上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最是可笑。越看越不得了，索性不看了。”（《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表明了此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敏感。

崇德元年第二次征战朝鲜时，皇太极因为汉山城久攻不下，不得不先行回国。当时，朝鲜王国的宗器社主宫眷和群臣之家眷财产都在江华岛上。多尔衮率领刚刚组建的水师一举攻克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宗室、妃嫔等七十六人，群臣眷属一百六十六人。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天聪九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

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并施展计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北伐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逃离北京，将这个宝贝带到了蒙古草原，顺帝死后便下落不明。有学者认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东西，以便证明自己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是天命使然。他至死也没能如愿。二百多年后，一位牧民在草原上放羊，发现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一个劲儿用蹄子刨地。这位牧民在羊蹄子刨的地方一挖，挖出了玉玺。玉玺遂辗转落到了林丹汗手中。据说，林丹汗之所以以统帅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成吉思汗自居，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长生天授予使命的玩意儿。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全部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无法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