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康熙来了：年轻皇帝的顶层设计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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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冬至后三日，云南竟然在隆冬时节“雷电雨雹风雪一时兼作”。按照古人的说法，这是千年罕见的灾祸之兆。

恰在此时，一个名叫查如龙的人来到云南昆明平西王府。这个人曾经做过南明弘光政权的官员。他呈递给了吴三桂一封血书，建议吴三桂起兵造反。血书中说：“天下军人和朝中大臣都在期待着王爷带领他们重整河山。王爷是汉人，当年的事情出于迫不得已，今天，夺取天下的关键就在王爷手边。只要您登高一呼，天下就会响应。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清朝野史大观》卷五，上平西血书）

这位自以为看清了天下大势的读书人，万万没有想到，平西王爷吴三桂竟然一根绳子把他捆送到了北京。结果，此人被朝廷凌迟处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大清云南巡抚，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大明崇祯皇帝的三太子就藏在自己身边，三十年忍辱负重为的只是这一天。他宣布脱离大清，建国号为“周”，自称奉旨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命令全军剪掉辫子，改穿大明军服，誓师直捣燕山云云。

吴三桂又一次面临水深火热的局面：只不过，前一次在山海关时，火炉上被煎熬的是他自己；而这一次，是他把他自己、他的家人部下和天下生灵一起推进了火坑。

关于康熙盛世的说法，我们已经听得足够多了。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观察，这种看法肯定是能够成立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大约有三百多位皇帝，就他们的文化素养、政治才干、心胸、眼光、意志力、对国计民生关注和付出的努力诸方面判断，康熙皇帝玄烨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康熙时期是一个完美的时代，也不意味着玄烨本人就是一位无懈可击的政治家。学者王家范先生曾经准确指出：大清仍然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缺陷、提高人民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王家范《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尽管康熙皇帝曾经与困扰帝国之痼疾——贪官污吏们进行过坚定的斗争，但那仍然是一个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时代。玄烨是一位具有相当高学识素养的皇帝，他的科学知识可能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高的，但在他执政的五十多年岁月里，并没有能够开创出一个科学昌明的伟大时代，并且，仍然制造过恶名昭著的文字狱。他对于国家安宁、人民福祉付出过真诚的努力，但从全国的情形看，当时人民生活远没有后世一些学者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好。

从总体上看，应该说，康熙皇帝本来有可能远远超越于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之上，从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做到，他没有能够完成那个升华过程，没有能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给他的祖国与人民带来任何新鲜的东西，而他其实是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有人曾经根据江南地区的棉花、粮食产量，应用现代数理方法推算该地区乃至中国的生产与经济规模，甚至计算出了康熙年间的GDP与人均收入。在统计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进行这种计算尚且存在数据采集和计算口径上的诸多风险，对三百多年前混乱不堪的数据居然能够进行如此大胆的推算并得出更加大胆的结论，作者的勇气的确令人无话可说。事实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说的那样：假如初始数据是根据收成好的年景选取出来的话，这种推算即使不能说是一堆数字垃圾，其具有多大的价值也实在令人怀疑，更不要说还有全国各地之间的巨大差异。

大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扳倒鳌拜之后不久，玄烨就命令户部，将直隶即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前明废藩的土地全部无偿交给老百姓耕种。我们知道，明朝中晚期，皇室、藩王、外戚、勋贵、宦官们曾经在上述地区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甚至一度出现了京师之外，除了道路之外，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兼并的局面。这种情形必定是以众多百姓失去土地的深重痛苦为代价。如今，皇帝一声令下，一千多万亩土地无偿回到了农民手中。这项政策当时叫“更名田”，是康熙皇帝玄烨真正执政后的第一项德政善举。

在此前后，满族人的圈地运动，包括几年前鳌拜推行的圈换土地政策、汉人被迫投充到满族人家为奴的现象、官府到处缉拿逃人等恶政也陆续平息下来，并最终大体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应该说，这种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据说，在乾清宫皇帝御座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张条幅，上面大书三件事：三藩，治河，漕运。在其当时，这是摆在玄烨面前最为紧迫的三件大事，应该说也是那个时代实现国泰民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三个汉族藩王：广东的定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本来还有一个驻扎在广西的恭顺王孔有德，他们是清初著名的四位汉族藩王。这个孔有德不走运，在平定广西的战争中，碰上了张献忠余部里最能干的将军李定国，结果在桂林攻防战中，不但额头中箭，城池也没能守住。最后，他让家人点火自焚，他自己也自杀死掉了。从此，只剩下了三位汉族藩王，也就是所谓三藩。

在我国历史上，但凡大一统的中央帝制政权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那些手握重兵重权的地方藩王和功臣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韩信被吕后派萧何骗进大汉皇宫钟室就死前，说的就是这句话。一般说来，中国帝制传统下的君主，很难容忍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这种人的存在，与帝王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打天下时，为了刺激他们玩命干活，需要名位上的奖励；天下太平之后，这种人就成了威胁皇家利益、破坏安定团结的最大因素。刘邦临死前，之所以要和诸臣杀白马盟誓，不许再封异姓王，就是因为他已经勘破了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要说异姓王，到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时，为了削夺刘家子孙的王权，也都是在人头滚滚落地之后，方才实现的。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在全国各地。他死后仅仅四年，握有重兵的四儿子朱棣便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从此，大明对藩王的权限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只许吃喝玩乐，不许拥有军队，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甚至不许走出王府所在城市的城门等等。

大清朝立国之初，大约是还没有领教过这种势力的厉害，于是，一口气封了四位汉族异姓藩王。

事实上，在进军全国的过程中，这几位汉族藩王统率的军队，可能比满洲八旗的兵员总数还要多。说大清朝的天下有一半是他们打下来的，应该不算过分。前面谈到的那位孔有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广西地区大体平定下来以后，孔有德曾经上书皇帝，谈到自己满身如同刻画一般的伤疤，一到风雨时节，便痛不可当，几次昏死过去。且自己生长在辽东，不习惯南方水土，因此，希望解甲归田，安度晚年。皇帝不许，因为南方还没有彻底平定。结果，还真让皇帝说中了——

不久，李定国便打到了桂林城下，这位孔有德也就此丢掉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另一位王爷尚可喜也曾经两次请求激流勇退，由南方返回辽东居住，但同样因为南方战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说，最后酿成三藩之乱，中央政府还真的有不小的责任，很难完全排除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嫌疑。如今，天下大体太平，于是，三藩就成了问题。特别是吴三桂，远在西南边陲，山高皇帝远，实力又发展得特别大，已经成为皇家的一块心病。

谈到吴三桂的历史，实在是头脑错乱、整个一个稀里糊涂的话题。

面对这个话题，应该感到尴尬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吴三桂，还有所有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同时智商指数还不算太低的人。

以往，吴三桂受到了不少痛骂，这些骂声并非毫无道理。当人们把他骂成是“汉奸”、“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时，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时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罢了，毕竟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遗民，心中藏着深深的隐痛。若是出自当代人之口，问题就出来了。在把吴三桂骂得狗血淋头时，这些人似乎已经把国家与民族利益扔到了脑后。道理很简单：假如吴三桂与李自成联起手来，将多尔衮与大清铁骑打回到山海关之外的话，中国还会是今天的中国吗？

翻开历史地理书籍和历史地图集，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大明帝国最大时，其有效控制的国土面积大约在五百万平方公里上下；到明朝末年，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则只有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大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其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国土面积，最大时曾经达到过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即便经过晚清时节的丧权辱国，中国国土面积仍然保留下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如果不是吴三桂打开天下第一雄关，有谁能够告诉中国人——那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朝、刚刚进入北京就开始烂的李自成，还有那位差一点就把四川人杀光了的张献忠等，还会做出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事迹来？

如果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挑战大明帝国，今天可以被颂扬成“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话，应用这种逻辑，吴三桂的功绩可能比他大得多。因为，这种讨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而不是多重标准的胡扯八道。

其实，谈论吴三桂，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一位并不是很了解吴三桂其人其事的女士，在听我介绍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直至最后身败名裂的故事后，沉默片刻，便断然评论道：“所有的女人都会渴望这样的爱情！”假如她的话真能够代表占人类总数50％的女人，我们就势必需要反省：以往，中国人在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是不是太缺少人性的考虑了？

当一种制度与文化，时不时就要把人逼到去选择是要自己合法的心爱女人还是要父亲，是要这个女人与父亲还是要地位、前程与名誉，是要活着还是要死去时，需要批判和反省的难道不是这种制度与文化吗？或者换句话说，陈圆圆被人家抢走之后，一定要吴三桂去向抢人者致敬，并鞍前马后地做这个人的马仔，才是应该被肯定的吗？显然，对吴三桂的诅咒和这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吴三桂的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问题，吴三桂的矛盾挣扎，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缺少解决这种矛盾的观念与机制，是酿成我们民族中许多出类拔萃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显然，吴三桂是一个本来出类拔萃，却不幸被时势、制度与文化逼着走向了反派的悲剧人物。

可以断言的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去历史上此类悲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今后，若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这样的悲剧还会层出不穷。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三藩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对眼下的三藩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他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过于复杂而重大的问题。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乾清宫中绕殿徘徊，一个人对着那张条幅发呆，犹豫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流离，残破不堪的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一切的一切都在百废待举。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若能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实现杯酒释兵权，可能是解决三藩问题的最好办法。无奈，皇帝预备这样做，三藩却没有交出兵权、回家安享富贵的觉悟。或者，皇家翻脸无情、政治上翻云覆雨他们见得太多了，没有人敢相信皇帝的诚意。这种情形可能是酿成三藩之乱的部分心理因素。

后来，曾经有学者考证大清朝满汉开国功臣的身后故事，发现除了三藩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功臣的后代基本都生活幸福，许多人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都在安享荣华富贵。于是，感叹三藩见不及此，结果，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自己也身败名裂、断子绝孙。言下不胜嗟叹。

据说，洪承畴在平定西南、返回北京之前，吴三桂曾经请教他：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的回答是：“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刘键《庭闻录》卷三，第8页）——只要云南不安宁，他吴三桂的地位就不可动摇。此后，云南大事小事不断，不是土司叛乱，就是边境报警，搞得朝廷一年数惊，真的没人敢轻言撤兵减员了。有记载说，顺治十七年时，大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两白银，而当年供应云南一地的官俸军饷就要支出九百多万两。到康熙十年前后，国家财政收入约两千万两左右，三藩的开支仍然居高不下。时人评论说：吴三桂挟边事自重，因为害怕兔死狗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已经全然不顾国家劳民伤财了。（《庭闻录》卷四，第10页）当时，还有人说：吴三桂有向外省委派官吏的权力，以至于竟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一说。（《明清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是否如此，姑且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