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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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满八周岁的玄烨在聆听了父亲的遗诏后，宣誓“恪遵遗诏”，继位为皇帝。当时，他可能根本没听懂遗诏里说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那份遗诏里面，顺治皇帝历数了自己十四条罪过，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汉族文化习俗，过分亲近汉族官员，导致满族官员没有心思做事等等，实际上等于用皇帝的口吻将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这份遗诏从皇帝临死到最后定稿，中间经过了大约十多个小时。因此，有理由将其看成是孝庄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意志，而非出自福临的本心。
七年后，康熙七年正月，已经亲政半年的康熙皇帝为父亲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将顺治遗诏中对自己的批判翻转了过来。如顺治在世时，苦读经史，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大量选拔汉族人才，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等等，过去一股脑的罪过，如今全部变成功德，并且成为康熙皇帝执政的基本国策。此时的康熙或许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这个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庞大国家，未来的自己，将要在这里汲取很多东西，并且会比自己父亲走得远得多。
事实上，形势使然，他们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们只能说，在一种诡异的政治机制下，这种颠三倒四已经应该被看成是题中应有之义。
康熙继位时，满汉关系十分紧张。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稳了脚跟。但扬州、嘉定、江阴、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长久的伤痛，薙发、圈地、逃人、投充之类更是恶名昭著。顺治十四年发生的江南科场案，顺治十五年发生的奏销案，顺治十八年发生的哭庙案和康熙二年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无不令人谈而色变，使那一时期变成了一个真正血腥的时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难。而人心恰是这江山的根基，没有人心支撑的江山，将恍如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没有人知道那大家伙会在什么时间轰然砸下。
康熙亲政时，同一职级的满汉官员，满族官员的级别高于汉官。譬如，满族尚书、左都御史为一品，汉族尚书、左都御史则只有二品；满族大学士为一品，汉族大学士只有五品。其他职位也全部如此。当时，同样是尚书，汉官见到满官时，需行跪拜大礼。稍早一点的观察家甚至记载说：满洲八旗的低级官吏甚或兵卒，时常会在不高兴时，用马鞭抽打高级别的汉族官员，或是饱以老拳。
康熙八年，将鳌拜打翻在地之后，康熙皇帝大权在握，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拉平。他大力宣扬满汉一体，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也开始选拔汉族官员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贤能，不论是满是汉。吴三桂发起三藩之乱时，以为大清朝已经没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谁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汉族军政官员，却在平息叛乱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显然得益于他亲政后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刚刚有了一点转机，康熙皇帝便又举重若轻地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天下贤才。这是在清朝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笔运作，不但大面积化解了社会矛盾和敌对情绪，而且将全国富有影响的学者几乎一网打尽，导致文运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我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大美谈与盛事。若没有对社会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没有偌大的心胸格局与才干，恐怕是断然难以做到的。
这博学鸿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创的一个玩意儿。
本来，科举考试中没有这么一个名目。大唐盛世中，唐明皇李隆基在开元年间曾经开创了一个“博学宏词科”，就是在已经考中进士的人里面，再考选才学更高的一批人的意思。后来，因为难度太大，虽然一直在延续，却没有很普及。如今，康熙皇帝想出这么一个“博学鸿儒科”来，虽然只有一音两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不相同。“宏词”变成“鸿儒”，意思就完全变成两回事儿了。鸿儒者，硕德饱学之大儒也，是学问之集大成从而有很高成就者，可不是一般咬文嚼字的酸秀才。《陋室铭》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现身，是可以蓬荜生辉的。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于是，一时间，能被推荐参加这场考试本身，已经成了读书人极大的荣耀，何况是皇帝亲自主持考选。康熙皇帝一眼看透了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心里想的那点事儿，从而设了这样一个局，真是够难为他的。
在为此发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认为：自古一代之兴盛，必定需要天下贤才振兴文化、共襄盛举方可达成。因此，他下令，全国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品学兼优、学识卓越，不管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在推荐之列，皇帝将亲自考试录用。随后，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搜求荐举人才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扩展开来。
当时，大清立足中国已经三十多年，尽管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但大明遗民的亡国之痛、士子气节、种族成见和对大清入关后暴政的不齿，仍然在心底里发生着作用。因此，在荐举名单中，那些声望素著、影响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个大麻烦。地方官拿着征举诏书来到顾炎武家里时，六十五岁的顾炎武表示，他宁死也不会应召，如果一定要强迫的话，则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无可奈何，只能作罢。黄宗羲也一样，对来动员他的官员说，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杀。
关中名儒李颙（yō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经征召他们入朝做官，被他们以身体不好或者病重为由拒绝了。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现一下自己实心任事的精神了，于是，就把这些真正的鸿儒包裹起来，强行用床抬着他们前去参加皇帝的考试。李颙被抬到省城后，一连绝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变成丧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后来，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见他，他托病不见。搞得皇帝好生无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写了一块匾额送给他，上面大书四个字，曰：“志操高洁”。就凭这一手，康熙还真是不简单。傅山则是另外一个路数：被抬到北京城外时，他赖在轿子里死活不肯进城，大哭大闹，城里的王公大臣们慕名前来看他，他就装傻充愣，彻底将喜剧变成闹剧，看上去实在有失体统，康熙无计可施，于是也原样把他抬了回去。
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对天下人的善意，这种态度时常可以换取巨大的回报，想必康熙心里算得很清楚：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顺从文化，一般不大会培养出天生不识好歹的人，对抗的升级常常在官府举措失当之后发生。推测起来，他必定坚信：自己释放出去的善意不会落空。若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令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长期坚持这种做法。
最后，一百七十余人的荐举名单上，有一百五十四人来到北京。皇帝很体贴，告诉他们说，时令已经十一月，“冬日晷短，难于属文，弗获展厥蕴抱”——冬天到了，昼短夜长，不是做文章的好时候，难以显现出大家的满腹才学。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准备一下，来年天气暖和了再说。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安置好他们的食宿，每人每月发给颇为优厚的补贴，使大家不必为衣食发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被召进紫禁城，来到体仁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事情偏偏还没完，大家入座后，皇帝并不急于考试，而是大摆宴席，让大家吃好喝好，还好言好语地忽悠大家说，本来知道诸位才气纵横，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但出于对大家的敬重，还是给大家一个显示才学的机会。
考试题目按照当时的标准看，实在是简单得不像话，叫《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简单说就是写一篇散文、作一首诗。皇帝所派的读卷官，若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真的是超级豪华阵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学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后，在一百五十四人中，录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这些人全部进入翰林院，已经有官职的授侍读侍讲，曾经中过进士的授为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让他们全部参与修撰《明史》。当时，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名气很大，迫于官府的压力，不得不来应付一下。因此，有人写诗时故意不合辙押韵，甚至读不通，有人竟敢在诗文中写上犯忌的字样，还有人卷子没有答完，只写了一首诗便草草交卷等等。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录取，并授以官职。到了北京而不肯参加考试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职后放他们回家。有人接受官职之后，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样予以批准。
康熙皇帝玩的这一手，看起来又像开玩笑似的，显得很不正经。然细细品味起来，真是厉害无比，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很快就在现实政治中显现出来。孟森先生指出：后来，就在这些人中，出现了一大批“理学、政治、考据、辞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意思是说，在康熙皇帝所选拔的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几个最重要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孟森教授才会如此评论说：这是康熙皇帝定天下之大计也。这是一种大聪明，用来对付中国文化人的小聪明，应该是足够了。若情商和智商不够的话，可能想学都学不来。
就这样，康熙赢了。他不光赢得了读书人的心，还赢得了天下人的心。人们意识到：这位皇帝是真的想治理好国家。遥想当年，这十五岁的康熙小皇帝恶作剧一般扳倒了鳌拜；如今，又轻喜剧一样就把天下最富有号召力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收拢到了自己一方。从一般人的心理判断，他们即便心里不高兴，也很难鼓起劲头再去和康熙作对；即便能够鼓起劲头去和康熙作对，他们能够号召多少人跟着走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请你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你不愿意，那么，你还能用什么理由来号召大家反对他呢？仅仅以种族为号召吗？这恐怕会让人觉得偏狭了一些，很难唤起人们的共鸣。后来，雍正时代的著名文字狱“曾静案”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康熙皇帝的做法，已经颇有点“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了。
此后，坚冰出现了明显解冻的迹象。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在经史方面名气极大。他和老师一样，誓死不与清朝合作。被列入荐举名单之后，他坚辞不就，地方官拿他毫无办法。如今，一大批远远不如他的人被皇帝请进翰林院，还要让他们修明史，这使万斯同痛苦万分，因为，修明史是他的终身梦想。他十分恐惧，害怕这帮家伙糟蹋了这个机会。终于，黄宗羲同意他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撰明史。当时，有关方面负责官员见这位刀架到脖子上都请不动的万斯同，居然肯大驾光临，高兴得差点晕过去，康熙皇帝也立即授予他翰林院撰修官之职。他坚决拒绝，声明自己不入史馆，不受官衔，不取俸禄，只以布衣之身参与明史修撰。若干年以后，这位可敬的大学者就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中去世的。
把弟子送到北京之后一年，黄宗羲再一次派人前往北京。这一次，他派去的是自己的儿子黄百家。不仅于此，这位中国晚明前清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康熙皇帝是“圣天子”。而正是这位黄宗羲，根本不在乎以死相威胁，在著名抗清诗人张煌言兵败被处死后，为他撰写墓志铭，其中，就有千古名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里，在数千年其媚入骨的孔孟之道说教中，又是他，率先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帝王政治！
如今，面对康熙皇帝，黄宗羲甚至希望自己的同志们一起来赞助国家的文化事业。假如康熙不是做得足够出色，大约很难令黄宗羲有这样的表示。
另外一位和黄宗羲同属超一流大家的顾炎武，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走，联络抗清志士。如今，态度变得日益温和，从视大清政权如寇仇，到开始关心整个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与治理。康熙皇帝玄烨所做的一切，显然在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康熙皇帝在做这些事情时，前方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正在打得死去活来。一场血肉横飞、意义重大的战争和一次重大而意味深长的文化盛事，居然让康熙收发自如的同时做得有声有色。
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发生时，康熙皇帝只有十岁。这件事情给当时的学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修撰明史时，大家都很害怕因文字得罪。为此，康熙皇帝多次发表谈话，要求一切从史实出发，“唯从公论耳”。有些话，他说得坦率而明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如果轻率地论断是非，后世自有公论，肯定要归罪于我，我不怕当时，但怕后人。我之所以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完成于康熙晚年，经过后来雍正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在二十四史中，这部《明史》仍然被认为是一部良史，其中，康熙皇帝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中，会说漂亮话的数不胜数，而从心里害怕后世公论、能够把事情做得像康熙这么漂亮的，真的找不出来几个。
在经济政策上，康熙十分开明。扳倒鳌拜自己执政之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将京畿地区一千八百多万亩土地无偿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对新开垦或复垦土地征收赋税的年限也一再放宽，达到六年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永不征赋，并对耕种者预借耕牛、种子、农具；开垦出来的田地面积并不清丈，全凭自己申报；到康熙后期，全国耕地面积已经从明朝后期的四五亿亩，增加到了七亿多亩。有统计数字显示，康熙年间，先后在全国各地豁免税粮、丁银、积欠赋税五百四十五次，总数可能远远超过了几亿两白银以上。
这种情形，势必会令百姓的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康熙很明白，他娴熟地应用古代圣贤的教导来解释自己的作为：“民为邦本，要把体恤他们放在第一位；政在养民，不要用赋税搜刮他们是最要紧的。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富足，我当皇帝的怎么会不富足？政府的好处不给老百姓，那准备给谁呢？”
说实话，中国历史上，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少，而照着去做的却实在是太少啦。
把猪养肥养大了之后再杀，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帝国的皇帝和官员们从来都不弱智，问题在于，皇帝也是人，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有，人所不敢有的欲望，他也可以有。这是瘦猪小猪也要杀的基本原因。官员们则更是如此，他们的欲望同样比普通人强烈许多，他们需要政绩，需要更高的位子与权力，于是，也就有太多的理由需要钱，需要把钱弄到手的理由与机会。他们任期有限，更高的位子与权力是许多人都在热切憧憬和向往着的。而这头猪不是他的，早杀早出政绩，早杀早得实惠，他有一千个理由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动手？养肥养大之后，说不定就轮不到自己杀，而要便宜别人了。
康熙皇帝本人和他所推行的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令此种景象大为缓解。这应该是他收拾河山与人心取得成功，并进而赢得自己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初冬时节，康熙皇帝南巡，视察黄河治理情况。在江宁——今天的南京，他先是派遣官员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后，他自己又亲自来到明孝陵前，向这位前朝开国皇帝致敬。当时，他向朱元璋行的是最高级别的三跪九叩首大礼，并在宝城前行三奠酒。这个举动，释放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希望消除满汉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应该说，尽管这一做法带有很强的政治用心，但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一种善意。那些思明仇清的大明遗民，在胜利者的这种举动中可能会备感心酸和惆怅。
回北京路过山东时，康熙皇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大张旗鼓地直奔曲阜，跑到孔老夫子的故乡，来对这位汉族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圣人表达自己的敬意。
